风骚千年

孙婷

青铜器的“风”与“骚”

我从未对一尊青铜器一见钟情过。

隔着厚厚的玻璃，我一次次徘徊在曾侯乙墓文物展馆的青铜器展柜前，不肯随着人流向前挪动。时值暑期，孩子们很多，博物馆虽不闻人声鼎沸，但窸窸窣窣的嘈杂声不绝于耳。我却对它们——那些风流得近乎妖骚的青铜器——仿佛是一眼万年，似有偶像剧里男女主角一见钟情时，周围天旋地转，一切人物风景都不再入眼，“我的眼里只有你”一般的痴情。

它们与我平日里常见的青铜器文物相比，太过妖美，美到令我窒息。

一

2018年10月长假，我专程到宝鸡参观青铜器博物馆。众所周知，宝鸡是西周龙兴之地，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周王朝以农立国，因此较之前任王朝殷商，尚鬼、巫术等宗教观念十分淡薄，而经周公之手改造形成的“周礼”，已经祛除了祭祀中的宗教成分，“事神致福”意识大为淡化，其礼乐之仪完全要遵从周王朝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陕西历史博物馆中绘有一幅周王朝礼制图，图上详细名列了自周天子以下各等级贵族的礼制，从图上可见，这一等级顺序从天子到士逐级递减，礼的内容囊括了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全部方面。驻足在这张绘图前，仿佛隔着千年的历史尘埃，都可嗅到周王朝严整规范的社会秩序。这样一个方正严格、讲求实际的王朝，在制作礼器时，器物的形制和纹饰必然是雅正含蓄的审美风格。宝鸡出土的青铜器，每一件器物上的纹饰大都排列工整，横的直，竖的规，弯曲的弧度也不会大开大合，而是基本保持了一种张弛有度的端然儀态。至于青铜器上的图案以及动物造型，也很少见到夸张扭曲的装饰，那些诡谲灵异，身姿纠缠的造型更是无处寻觅。

青铜器之为礼器，大到国家祭祀征战，小到日常酒器杯盏，是贵族的专属，平民百姓无福消受。即便如此，西周礼法下的社会规范和秩序，表现在文学艺术上，也充满了典雅朴厚的趣味。

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孔子给出的治病药方是恢复周礼，重建周王朝的井然社会。“《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负责音乐之官谱曲，然后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可见，《诗》的产生一为多来自民间——十五国风160篇，占据了《诗经》的大部分内容;二为政治参考之用——创作者虽无参政之心，采集听歌者却有施政之意。孔子编订《诗》三百，作为一个思想家、政治家，他所看重的诗的艺术性尚在其次，而“思无邪”的道德教化作用，才是这位儒学创始人最为关心的。《诗经》多用四言，雅、颂为周贵族祭祀及宴饮时的乐歌，内容皆是歌功颂德、敬侍祖先;风采自民间，语言更加口语化，诗风淳厚朴质，内容从男女恋爱到征战劳作，现实性很强。翻开《诗经》，305篇，很少见到肆意飞扬的语言和想象奇崛、情绪上波澜起伏，似潮涨潮落般的情感张力。《诗经》作为集体创作的集大成诗集，无论是创作雅、颂的周王室贵族，还是留下了一百多篇十五国风的民间诗歌高手，他们的名姓早已湮没在中原激荡的战场上，被并吞的诸侯国汇聚成中华文化的诗歌文脉，渗入到民族的文学肌理中。

我忽而想到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文化的文学一脉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便是《荷马史诗》与古希腊悲剧。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悲剧基本上也都保留下了作者姓名：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彼得斯，史诗则直接使用了作者的姓名，使荷马这位盲诗人光耀千载。有关特洛伊战争的神话故事与传说在古希腊各地广为流传，许多游荡于希腊世界的行吟诗人都热衷于吟唱这段历史记忆，歌颂英雄们的荣光。最初，这些故事被编成短歌，在公共场合由民间艺人传唱，后经荷马加工整理，遂成“史诗”。其实，如果将“史诗”这个概念的外延扩大一些，《诗经》也可以算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史诗”。诗三百，广泛地反映了周王朝政治、社会、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宏、微观状况，而周朝以及它所代表和吸纳的中原各地方文化，又是中华文化逐渐形成的早期重要融合阶段。以诗歌的文学形态来描述历史，记忆历史，是史诗最大的特色，从这个剖面来讲的话，《诗经》当之无愧为中国最早的史诗。

周王朝与古希腊的社会架构大为迥异。西周初年封国各地，各诸侯国以宗亲功臣和殷商遗民为主，他们携带着商周的文化基因，逐渐向外扩散，对外怀柔当地“野人”，替周朝守疆持土;对内奉周天子为天下大宗，宗亲相依，诸侯国政治上从属于周王室。古希腊各城邦是在氏族基础上发展起来，它上面没有周天子那样代表最高权力的约束，也没有如周王朝和各诸侯国之间的宗法依附关系，所以古希腊城邦较之周朝诸侯国而言，人身、政治、宗法上的依存关系都很淡或者说没有。这也使得《诗经》在流传以及采集、编订过程中，更倾向于集体性收集，以便利于统治者布政施德。既是关乎统治者的利益，所以国风流传下来100多篇，却只能从各地民歌民谣中，采得一地的大致风俗和全景全貌，个人的哀怨情仇只能消弭在集体的咏唱之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诗经》里描写征战的作品很常见，例如《秦风·无衣》《小雅·何草不黄》《小雅·采薇》《魏风·陟岵》等，都从不同角度描写战争场面的宏大，战士情绪的激越或连年征战的士兵厌倦战争、思亲想家的情感。这就显出与荷马史诗的不同了：古希腊战争史诗着力点除描写战争场面外，更将镜头聚焦在一个个血肉鲜明的英雄身上，突出英雄个人性格和情感上的优缺点，即便是战后归乡的奥德赛，也必须经历一番彻骨的惊险海上游历，才能回家与妻子团聚。荷马书中的人是立体的，有血有肉，有肌有骨，时而可爱时而厌烦，既是英勇血战的战士，也是感情用事的大孩子。相比之下，《诗经》里的征战士兵，更多地是以群体形象出现在诗歌中，即便如《采薇》这样的抒情诗句，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忧哀感叹中，更多地表达了士兵的厌战和忧思之情，但兵卒的个人形象依然辨识度不高，不可触摸，只能将其所作之叹视为连年征伐的士兵们发自内心的集体喟叹。

《诗经》是中国文学，确切地说，是中国诗歌的滥觞，从这支源流涌出源泉是后代思妇、闺怨、归乡、戍边等诗歌的活水。这三百多首诗歌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歌远景式的朦胧写意写作风格和现实主义写作的基础，是“文以明道”的开端。

文学作为人学，关注生活、关注现实的落脚点最终还是回归人本身。如果说，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是从关注人的外部世界开始，以一种雅正严整的审美潮流，静止地概述人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的情感流态，力图达到人作为整体的生活美好和心灵丰富，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与古希腊同被称为“世界文明轴心”的时代，与中原文化相对而立的荆楚文化，则是从个人的情感流态出发，关注一个个体作为人的喜怒哀乐，由内而外地使一个具体的人生活更美，灵魂更丰润。

二

曾侯乙墓文物展館陈列的器物，特别是青铜器，第一次将《离骚》里的诗句以惹眼的方式带到我眼前。

居于西安之故，文物见识得多。陕西出土的文物，很多属国家级馆藏，无论秦汉，遑论隋唐，从使用性质到纹饰图案，摆设在博物馆里的，多属帝王将相或王公贵族的礼器、生活用品，虽则从秦汉至隋唐，其上的雕饰装潢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繁衍，出现很大变化，但皇族（贵族）用品古典雅正的审美情趣却是一以贯之，因之，我见惯的中原青铜器文物，打眼一看，都仿佛是正襟危坐的落魄贵族，家道虽已中落，气势还是有的，所以它们会隔着玻璃，正经八百地跟你讲述曾经的辉煌，末了，还会叹口气，那姿态仿佛昭示着一位昂扬的五陵少年终究抵不过寂寂了无期的岁月无痕，愈是繁华，愈是落寞。可是披染了楚风荆韵的那些酒器、礼器，它们身上那些扭结缠绕的雕饰却在千年后现代博物馆里幽深的灯光下熠熠生辉，如同穿透黑夜的明耀之光，灿烂至今。它们无惧千年的岁月流逝，仿佛自出世以来，就以妖娆的姿态定格在历史的幕布中央，不在乎他人眼光，亦不在意是否被世人欣赏或厌弃，被能工巧匠的一双双或粗粝或细腻的双手创造出来的那一刻，它们就是“不一样的烟火”，兀自风流，不惧岁月。每多看它们一眼，那怦然心动的情愫就使人对它们恋恋不忘，一眼万年。

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形制和工艺有受到北方中原文化深刻影响的痕迹。曾侯乙，楚国东面曾国（随国）国君，姬姓名乙。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就是这位姬姓诸侯王的随葬品。除编钟外，其余出土的青铜礼器、用器，特别在雕饰风格上，更多地显示了楚文化风韵的浸染，比如蛇身鸟饰的大量运用，突出动物型器身体的修长或者扭动，让人过目不忘。从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可以想见彼时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频繁交往与交融互动。曾国虽为周朝王室封国，但因分封江汉流域，国土偏南，与楚国临界之故，所以曾国的文化风格，应是更多地偏于南风，而中原的北方文化特质，在楚文化的势头下，显得低调许多。

实际上，楚族的先人也很早就和中原接触了。商周交替之际，楚民族芈姓季连部落的酋长鬻熊投靠周文王，参与灭商战斗，功成，赐“子”的封号，臣属于周。周成王时期，楚人正式立国，始建都城于丹阳。后经历代楚国国君励精图治，楚人一面与周王室分立南北，一面不断向后方开拓，并吞了现今中国南部地区的大部分土地。楚文化的播散也更多地扩大到南方地区。

与中原文化厚朴雅正、务实严整的特质相比，楚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想象奇崛的浪漫情怀。你看那青铜器上的纹饰雕刻，凤鸟高歌，颈弯曲而体细长，摇曳多姿，似惊鸿翩翩起舞，摄人心魄。器物如此，诗文亦然。后世将《诗经》看作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开端，楚辞视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发轫，两条文学主线泾渭分明，终又汇为一处，共同打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巅峰。

楚辞作者留下名姓的，如宋玉，如屈原。这要好过《诗经》，一部总集，作者已无从考证。其实严格说来，《诗经》与楚辞并非全然分明，实际上，两者如同文化趋势一样，在文学上也相互仿效，相互借鉴。屈原所作《离骚》等篇，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显然与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有一脉相承的渊源，而楚辞篇章中上天入地的奇异想象和香草美人的柔美譬喻，又都是《诗经》所没有的风韵。将《诗经》与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比较，我的眼前会不自觉地浮现出《红楼梦》里宝钗和黛玉两个性格、气质完全不同，但都颇具才情，且惺惺相惜的人物来。宝钗的雍容典雅，恰如《诗经》的端方正经。你看她对黛玉那一番“读书明理”的说教，像不像《诗经·小雅》里言官以诗刺王的劝谏说辞？楚辞就不同了。那天站在曾侯乙尊盘面前，我脑海里只闪过一个人和一个词：林黛玉以及用来形容她的“风流”二字。身为北方人，我一直对《离骚》的韵味拿捏不到，用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口语读《离骚》，除了绕口，其实读不出什么美感，至于内容，说破天，无非个人遭遇，自述心志，如司马迁所说，“盖自怨生”，而中国古代诗歌生怨而歌者，不计其数。然而，我那天在尊盘前，忽地一下子就想到《离骚》，它行文中的天然风流在尊盘面前就这么一下子如醍醐灌顶般豁然开朗。语言不通没有关系，心意相通方是正途。

在这些青铜器的印证下，楚辞变得可感可触。那些妖娆的身躯，盈动的花纹，婉转的造型，神秘的意味，与屈原可上九天揽月的天马行空共同光耀了南土文化，不仅如此，在承秦的汉帝国文化土壤里，楚人带进中原腹地的文化遗产，更是塑造汉文化的巨擎功臣。

“楚虽三户能亡秦”。秦楚几百年姻亲通好，在中原文化的高光下，两者的文化多少都带着些许蛮劲。秦与西戎短兵相接，楚则与南蛮兵戎相见，而夹在秦楚之间的西南少数民族与这两个诸侯国也是频繁接触往来，在与少数民族的时战时和中，秦楚文化都吸收了异族文化因子，发展了自己的特色文化。然而，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这两个诸侯国多与异族接触，实际上，周王室册封的诸侯国，除去中原腹地的邦国之外，四围之国都多与少数民族互通往来，时有交锋，如齐，如燕，如赵，如魏。 双方在一次次兵戈相见中完成了文化输血，最终融合在同一个文化谱系里，为大一统作了文化准备。楚国曾被给予厚望，认为是战国诸雄中唯一能与秦匹敌，并完成统一大业的诸侯国。虽然秦并吞六国，但从汉帝国的角度来说，秦祚短暂，秦朝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举措，包括并吞六国，都为汉帝国最终的大一统巩固局面做了前期筹备工作。东亚这片土地上第一个帝国的诞生，始于秦;稳固，成于汉。

秦末大乱，楚人成为推翻秦帝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陈胜建‘张楚，项梁立怀王，项羽尊义帝，均是举楚之帜以灭秦。”灭秦后，汉楚相争天下，其实也还是楚人相争而已。作为两大军事集团的首领，刘邦与项羽都是楚国人（战国后期，楚国并吞徐泗地区，该地很快“楚化”），他们起兵以来所带的军士，楚人为最。虽然项羽自刎乌江，无颜见江东父老，但他衣锦还乡的心愿倒是死对头刘邦替他完成了。西汉初年，庙堂之上的功勋元老们，楚人出身者不胜可数，单从这一点上，便可想见汉帝国甫一创立，楚文化一度是当时主流。汉楚之间，民间已经多楚乐声;汉初休养生息，武帝以前，黄老思想奉为正统，既是社会的迫切需要，也是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楚文化与社会需要的共声和鸣。而汉人尚鬼神，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文化特点，与楚文化、秦文化皆一曲相通，与周文化为主的中原文化有所不同。以此引申下去，楚辞在汉代文学上的最大的影响便是“赋”这种文体的兴盛。汉代文学大家基本上都写过赋，杨雄、司马相如更是汉赋大家，以赋为生，以赋为官。汉赋华丽铺陈，极尽能事，比兴运用得上天入地，穷极想象，与楚辞之风异曲同工。如果说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文学影响了汉代及今后文章的风骨的话，那么楚辞为汉赋以及今后诗歌语言的发展打下了自己深深的烙印，也不无道理。

楚辞家，大抵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留下了姓名的诗人。与采自民间、为王道政治服务的《诗经》不同，楚辞有政治性的内容，却无政治目的。屈原的发愤而作的《离骚》，忧楚国之患难，愤小人之诽谤，落脚点在发个人心中之屈怨，抒个人之理想与意志。如此个人色彩鲜明、情感浓稠热烈的诗句，很难否定屈原不是带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写下这些华丽的文字的。所以说，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大家，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学创作，相反，《诗经》的创作正因为是无意识的写作，所以作者不会刻意留下名姓，期盼有会流芳百世的机遇。

三

每每读诗读史，总不禁感慨中国幅员辽阔，文化的根系不仅发达，根脉也极多，单一的文化形态不足以支撑汉文化如此庞大的身躯，所以从文化源头，它便是一个由多处泉眼共同汇聚而成的大江大河。夏商文化为素胎，经过周原文化焙烧翻范，浇注四围少数民族文化的铜液，汉文化的形制纹饰终于成型定格。这以后，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几经浮沉，兴衰交替，不断地将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注入本位文化的母体，使本民族的文化愈加丰盈健硕，终于在唐朝，汉文化成为世界各个文化形态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因此，我坚信泥沙俱下，有容乃大，是汉文化的本色面貌，亦是它永葆活力、绵延不息的“长生妙药”。

《诗经》与楚辞的时代已经远去，历史一如往常，不可触摸;一尊尊青铜制器依然静静地安放在暗深的博物馆里，被欣赏或者不被欣赏着;翻开纸书，几千年前字里行间的欢喜与血泪，幸福与辛酸已化作云淡风轻，不经意间轻柔地拂过阅者面颊，留下一声喟叹。那些已逝的灵魂，那些灵巧的双手，创造了一个无比灿烂，又令人无比唏嘘的民族。千年往事，钟鼓之声沉浑厚重，一声一声，每一声都敲撞在后人的灵魂深处，无息无止。

天边，有雁南飞，一人立于岸上，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透过茫茫雾霭，风骚千年，岿然不动。

落日庄严

我见过的最庄严的落日，是十几年前在泾阳一望无际的平原上看到的夕阳西下。

2005年的盛夏，我去咸阳彬县代课。学生们是当地村镇和县城的中学语文老师，暑假按照上级部门和学校的要求，要来县上面授培训，一门课程也就一个星期。这些“学生”天天带学生，自己家里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何况我讲的外国文学史于他们而言，于公无甚大的瓜葛，于私更是毫不相关，所以本来一个星期的培训，到第四天中午，便有几个年纪略长、一看就是精于世故的女“学生”跑到我跟前，嘴角带笑，口气和软地希望提前结课。讲课这事就是这样，如果台下无人呼应，台上的人也会兴致索然，所以我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便应允他们学时不减，提前结课。

第二天一大早，我收拾好随身行李，赶往县城汽车站，准备坐上午的班车打道回府。十几年前，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没有通高速，班车跑的都是省道，单程得四个小时。到了车站，一问，十点有一趟车，我赶紧买了票，然后静坐在车上，等着发车。

班车又脏又破，在盛夏早晨的耀眼日光中，越发显得衣衫褴褛，形容不堪。因为是中巴车，所以车内空间很小，每张座位的座垫都在无数个屁股长年累月的来回摩擦中失去了原本新鲜光亮的外表，自身的花纹颜色和着经年的灰尘，随意潦倒在座位上，仿佛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索性苟活的人生。我看了一眼车厢，所有的座位都以这种无谓的态度静静地趴在日光下，连偶尔抬头看一眼世界的兴趣都没有。我只得挑了一个看起来顺眼的座位坐定，等着这辆老班车开往终点，送我回家。

意外是在中午十二点出现的。从汽车站发出来的车本来是正规军，跑省道不说，中途也只能在站点停车，但这辆车却“不走寻常路”，沿途在每一处离大路近的村子附近都要停下来拉人。一站站就这么停下，等待，上人，再上路，车厢里很快人满为患，盛夏的热气里掺杂着汽油味、汗臭味，溢出窗外，摇摇晃晃，一路向东。

车走到旬邑的时候开始闹情绪。不知出了什么故障，司机频频停车，打开引擎蓋，往里加水。水加完了，就在最近的村子停下来接桶水再加进去。乘客不吵不闹——毕竟这辆老车能跑这么长的路，已经是奇迹了，要是它坏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途，到哪儿去寻车？只要能坚持跑完这趟全程，一车的人就是揪着心，也不会抱怨半句。可是偏偏怕啥来啥，这辆脱了形的破车摇晃到淳化后，超载的负重和频繁的启停让它终于体力不支，倒在原地。

我跟着人群下了车，看看表，已经是一点多了。有人问还有没有车，售票员没有回话。没过多久，又过来一辆破中巴车。售票员晃了晃胳膊，示意后车停下。车停下后，她走上前，与后车的售票员和司机说了几句，然后朝这边的人群招手，嘴里喊着：“来，都上这辆车，快，快上！”我走在最后，朝后车看了一眼——这辆车也是满满一厢人，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想想刚才虽然难受，但毕竟还有座位，要是上了这辆车，那跟一车拉在卡车里的肉猪有什么分别？我问售票员还有没有下一趟班车，这趟车超载严重，一辆车拉了两车人，而且是两车超载的人，她撇了撇嘴，漫不经心地表示下午没有车往西安跑了，这辆车是从彬县发过来的最后一趟。我抬眼看看正午烈日下的村子，因为不是长途车的站点，所以四周连一个可供休息吃饭的餐馆都没有，只得咬咬牙，在车开动的瞬间，硬挤了上去。

车门吱吱呀呀地在我背后关上，我站在车门前，无处容身。前后左右都是人，连错开肩站都无可能。后车继承着前车遗志，继续摇摇晃晃，一路向东。开着开着，这辆班车逐渐离开省道，开始跑偏。是的，它跑偏了。它开始翻山了。那时候，彬县、旬邑、淳化几个县因身处大山，对外交通极其不便，人们定居的地方又大都在山中平地上，所以只有翻山越岭才能内外交通。这辆老旧的班车拉着两车超载乘客开上了山路。西北的山既高且陡，连通这几个县的山路更因地势险峻，山路几无宽阔处，一路尽是崎岖急弯的窄路，这辆班车几乎是擦着崖边往前开，要想不掉下去，除了寄希望于司机驾驶技术的娴熟和经验老道之外，恐怕只能靠佛祖保佑了。我万万没想到这辆车在严重超载的情形下还敢开上山路，一颗本来就不安的心在拐来拐去的急转弯中已经悬到了嗓子眼，几次打算跟售票员说要下车，可是前后左右的人把我都夹成了肉饼，声音堵在嗓子眼里也出不来了。我就站在门口，眼见着这辆破车挨着悬崖，拐弯;靠着山体，错车;再挨着悬崖，拐弯……站着的人调整姿势，跟着车急转弯，再急转弯;坐着的人摇头晃脑，屁股上下颠簸，一车人都不说话，像是走在行刑的路上。

下午两三点钟，头顶的日光灼热、焦急，恨不得发出十个太阳的热量，燃烧起这无尽头的一个又一个山头，然而在山路上蹒跚着的班车却奇异地弥漫出死亡气息。死神悄无声息，时而漂浮在车厢上空，时而钻进人群缝隙里，疾步巡视着车里的每一张面孔。我下意识地把背包上挂着的六字箴言幸运符拽到手里，攥紧，在心底默念“阿弥陀佛”。当车擦着崖边错车时，我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敢想，也不愿多想，只是不停地念，不停地念。

就这么从山脚爬上山顶，又从山顶下到山脚，翻过了两座大山，途中偶尔开始有人下车，空间稍微松动了一点。快要转出山的时候，我终于坐上前排一个座位，在默默的祈祷中稍稍安了点心。车厢里也渐渐有了说话声和打趣的笑声，一派劫后余生的松弛气象。车子开到泾阳地界后，一路坦途，再無高山之阻。乘客大多在泾阳下了车，再往前坐的人已经为数不多。老旧的班车卸下了重负，更兼大道坦荡，也仿佛重焕青春一般飞驰如驹。

下午六点的时候，班车开过一片农田。夏日的热情挥洒到这片土地上，万物向上而生。极目远望，苍茫的平原一望无际，似乎这片大地将一直这么平平地伸展下去，伸到尽头，与天相接。万物浓绿的色彩是它们给土地之神的献祭，而这蓬勃不息的生命则是给时间之神的牺牲。太阳是这场祭礼的见证者，它收起头顶的光芒，在落日的余晖中，默默地俯视着泾阳平原上这场安静庄严的祀神仪式。

平原辽阔广大，只有一辆破破旧旧的老马，披着夕阳的金色之光，载着这些被死神刚刚抚摸过的惊魂暂安的人们，奔跑在时光中，前往命运指定的下一场旅途。

我收回目光，低下头，将攥紧着幸运符的双手松开。符上沾满了我的不安和恐惧，颜色又深了好多。身后的落日即将走完今天的行程，它渐渐地黯淡下去，回到黑夜之中，与死神化作一身，在深不见底的漆黑中，寻找下一场祭礼的场地和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