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之后

2020-05-13 14:20梁鹤年
读书 2020年5期
关键词:拥有者凯恩斯哈里斯

梁鹤年

一五七九年,伊丽莎白女王爱将德雷克(Francis Drake, 1540-1596)在南美厄瓜多尔海域洗劫了西班牙载运珍宝的战舰,抢获大批战利品(包括三十六公斤黄金、两万六千公斤白银和大量首饰),按二0一七年的价格值四点八亿英镑。一半归女王,足够还清所有国债,并余下一大笔做海外投资,先在地中海以东地区,继之在印度,奠下大英帝业。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将这一事件作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并预测资本主义会有四百五十年寿命,从一五八0年到二0三0年—人类会完全解决物质的需要,走向更高的生存台阶。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科技评论》在今年第一期,一篇叫《事情会更糟》的文章(“ITGETS WORSE”,Malcolm Harris,MIT Technology Review ,Vol 123,No1,Jan/Feb,2020,pp.10-15。作者马尔科姆·哈里斯是二0一一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活跃分子)的开场白,从科技的角度去看经济的未来。看出些什么?

凯恩斯在一九三0年写的《我们孙子孙女们的经济机遇》(Economic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中,推断一百年后的未来世界。那时,自动化会引发“科技导致的无需工作”(凯恩斯定义如下:“在生产上节省劳动力的方法跑得比使用劳动力的新方法快,带来‘暂时性的失调”),把人类从辛劳中解放出来。他担心的是:“不用干活后,还有什么可干?”凯恩斯指的孙子孙女就是今日的青少年,出生于一九七六至二00五年之间,到二0三0年,他们会是劳动人口的主要成分。而他们面对的现实跟凯恩斯的想象截然不同。凯恩斯预测物质累积会带来一个越来越好的世界,实情却是两极分化:一端是工资滞后、生态危机,另一端是盆满钵满、无度挥霍。

马尔科姆·哈里斯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发展与经济扩张好像是分不开的,而且被认为对全人类都是个好事。其实,科技与经济的关系很微妙,要看什么方面的科技和什么模式的经济。他以“网上送货车”(Webvan)为例,这是一家食物杂货的送货公司。二十年前面世时的理念是组合互联网、信息和物流等科技的效率,以低价钱把高质量的货品,经由高工酬、高训练的工人直接送到顾客手里。这绝对是凯恩斯的理想:非但顾客、员工和资本家都获利,整个社会也会一起踏上无匮乏的更高生存台阶。

但“网上送货车”终于倒闭。评论家都认为它的中心理念大错特错了—用人力把超市货品带到个别消费者手里是妄想。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迪顿(John Deighton)的话具有代表性:“把食品杂货送到家里?这永远不会发生。”然而不到二十年,一个雄霸全球、价值数兆美元的公司—亚马逊,通过它的旗下公司Whole Food—可以在顾客下单后一小时内把货品送到客户家里。客户甚至可以通过好几个服务平台(如Instacart、Postmates 等)雇人直接取货。顾客方便,老板赚钱,只苦了工人。“网上送货车”理想中的高训练、高薪酬、有上升机会、拥有公司股份的送货司机已成泡影;亚马逊对员工的苛刻却是人所共知。一个货仓工人这样描绘:“人工智能是你的主人、你主人的主人和你主人的主人的主人:它定下工作效率的指标、轮班的配额和落实生产的分工。……跟你一起工作的人每天都不同,你是孤独的;每次值班时派给你的工作都好像是随意安排的。你苦不堪言地以远远超出你的平均效率的速度去堆货、拣货、取货、装货,因为你的管工告诉你要这样做,而他则是被人工智能程序告知要这样做。”各个部门都有工人上告称因工作压力被迫在瓶子里和垃圾箱里小便。

科技进步并未把工人从劳累中解放出来,反而通过人工智能去榨取他们最后的一点精血。但在商界眼中,亚马逊是效率的榜样。凯恩斯的孙子孙女们面对的就是亚马逊式经济,而不是“網上送货车”式经济。

哈里斯笔锋一转, 谈及跟凯恩斯唱对台戏的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12-2006)。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根和撒切尔使用其自由经济论调,登上了全球权力的高峰,凯恩斯派失宠了。自由市场成为人性发挥的最合适载体,甚至是无可避免的载体。有人还说这是“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如果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加起来就是人类可以达成的最佳世界,条件是政府不干预经济。直到二00八年金融危机爆发,很多人才惊讶地发觉原来市场并不如他们相信的那样能够自动调节。

哈里斯强调,在深层次上,弗里德曼与凯恩斯的不同之处不单在于资本经济的运作,更在于资本经济的目的。对弗里德曼来说,自由市场里的竞争反映个人追求自利的最大化,而追求自利既然是人类本性,那么自由市场就能达成人类幸福的最大化。对他来说,资本主义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凯恩斯也不反对抢钱,他不能容忍的是在抢到之后放在口袋里不用,他认为维持人民的高福利和高就业需要不断增加的生产和消费—不只因为这是人类的本性,更因为此乃资本主义的逻辑:它的生存有赖不断的增长。但他又预测,总有一天,竞争会停止。在《我们孙子孙女们的经济机遇》一文中,凯恩斯期待有一天“我们可以有能力和胆量去重新衡量金钱动机的真正价值”,凯恩斯不相信会发生革命,可是又未能说出一个能终止资本累积的机制。

至此,哈里斯又重新回到凯恩斯的孙子孙女们的时代。他指出二0三0年快到了,但前景并不乐观。二0一八年十月联合国“跨政府气候变化研究委员会”的结论是:按现时趋势,地球温度在二0三0至二0五二年间会上升一点五摄氏度。到时,海水上升二十六到七十七米,生物灭种急速增加,极端气候成为新常态,数以亿计的人将缺粮缺水。资本社会累积下的不只是财富,还有灾难。

哈里斯引用年轻示威者的一条颇为精炼的标语:“你们会寿终正寝,我们会死于气候变化。”气候变化运动代表人物格蕾塔·桑伯格(GretaThunberg)的名句是:“人类在受苦,人类将死亡,整个生态系统在崩溃,我们面临集体灭绝,而你们讲的完全是钱的事情和无限经济增长的神话。你们好大胆!”

这些年轻人要超越以GDP增长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他们要把碳从大气中拿走,把塑料从海洋里拿走,把石油留在地底,把未驯化的物种留在野外。他们的社会主义倾向是清楚的、确实的。虽然,美国现在正处于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但很多民意调查都显示出年轻一代在政治上的左倾。按哈里斯引用的数据,二0一五到二0一八年的三年间,三十岁以下支持资本主义的美国人从39%下跌到30%,比平均支持率低14%,比年长者的支持率低26%。

凯恩斯认为资本制度不会维持超过五百年,因为到科技发展和资本累积达到某一个水平,资本主义就会变得与人类不能共存。哈里斯以美式足球来比拟:球员的体重和体力不断增加,最终,在最高组别的比赛中,脑部受伤差不多是无可避免的。他的结论是,经过了几个世纪,资本式生产已演变成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直接威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要看凯恩斯的孙子孙女们了。

西方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非常常见,而这篇文章突出的地方是它从科技的角度出发,包含两个主题:一、科技是问题,不是解决方案;二、资本经济之后会是什么?我认为科技不是问题,资本科技才是问题。让我们追踪一下历史。

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表面现象是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就是“生产科技”(主要反映在产品和生产过程中,三个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的比重)的改变,包含两个环节:发明和使用。人类会不断发明(包括硬的发明如工具、材料,软的发明如组织、制度),但只有一部分发明被选用,然后被广泛使用。在工业革命开始时的英国,已成功的农业革命和它带来的人口增加保证了消费需求(市场),发明与创新的动力来自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说,降低生产成本决定了工业革命发明和使用了什么样的生产科技。在当时的环境下,什么样的生产科技才会降低生产成本?分工与集中是也。但这又需要一个先决条件—标准化。只有标准的产品和标准的生产程序才可以创造出分工和集中生产。可以说,工业革命的基本属性就是标准化,至今仍是。

标准化完全支配了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劳动力来自人的体力和脑力,脑力很难标准化,体力比较可能,因此,标准化的生产就聚焦于机械式的劳动—简单和重复的体力工作。相对地,资本(机器)完全可以标准化,为此,标准化生产自然而然地走上一种依赖机器和机械式劳动力的生产模式。当然,机械式的劳动也意味着劳动力会越来越可能被机器取代,结果是机器支配了生产模式,即机器拥有者(资本拥有者)支配了生产模式。资本拥有者既支配生产模式,自然想在产品和生产过程中把资本的比重(相对于劳动力)提到最高,以期取得最大的回报,“资本密集型”的科技就是这样出现和延续的。尽管新产品层出不穷,生产标准化不变;尽管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资本拥有者以资本科技去取代劳动力的逻辑不变。

标准化生产引起规模经济;继而引出资本需求;再继而促成资本支配经济;最后是资本利益绑架政治。疯狂的物质追求、无限的资本累积带来恶性循环:经济反复加剧,社会分化加深,资源消耗加速,生态失衡加重。最终,人类、地球会承受不了。

毋庸置疑,工业革命的标准化生产与消费为绝大部分人类带来温饱,更有不少进入小康。但越来越成熟的小康世界已不再滿足于标准化消费,开始追求“个性化”消费。标准化生产难以满足个性化消费,要转型到“精准化”生产,这是下一个“工业革命”的动力。

转型过程中,资本经济有逻辑性和结构性的困难。虽然全球资本想方设法适应新消费模式,但资本经济的本质要被动摇。最明显的是以包装去隐瞒真相—大规模生产的东西被包装为个性化消费品。这种权宜和无效率的做法骗不了越来越精明的消费者。头一次工业革命是生产者发起的,未来的革命将会由消费者带动。新经济必须是个不断创新、不断更新的经济,有其独特的规模逻辑,异于只会倾向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与消费。产业组织的规模不能过小,否则局限发展;但也不能过大,否则不能轻盈运作。看来,新经济指向“合作”—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的合作。

西方经济走过了三套生产模式:从奴隶主(拥有奴隶)把持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到由封建领主(拥有土地)把持的“土地密集型”生产,再到由资本家(拥有资本)把持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每一个模式都有其偏差,因为每一次都是向某一个生产要素拥有者(奴隶主、封建领主、资本家)的利益倾斜,生产科技都是以增加这个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为发明与使用的动力。倾斜会造成不平坦的竞争场地,在不平坦的场地上竞争使三个生产要素都不能得到最高效率使用—处下风当然发挥不出效率,居上风也会因为被偏袒而不需要发挥全力。

只有合作型经济才可能真正启动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整体和综合效率,经济的发展才会平衡稳步,并能间接地建设和谐社会(资本拥有者、劳动力拥有者、自然资源拥有者之间的和谐)。只有合作型的经济才可以保证各个经济要素(和要素拥有者)的互补、互惠,发挥整体的最高效率,取得最高的整体回报,也就是把人类共同体带上新的文明的更高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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