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教师路,坎坷人生行

2020-05-13 14:20胡艺曦
中国教师 2020年4期
关键词:师范学校教研室李老师

胡艺曦

一、我的學习经历

1929年4月26日,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农民,父亲有一把剃头刀,会在赶场①的时候帮别人理发,其余时间在家里种庄稼。新中国成立后,我家被划为一般中农。因为家里很穷,粮食很少,只有几挑谷子。我母亲生了13胎,只活了六个,我是老二,也是读书最多的,除了我和老三,其他人都只读到小学。

我在彭家场上小学的时候,学校规模很小,条件也很差。刚开始的时候我贪玩,不喜欢读书,经常被罚“跪菩萨”②,渐渐地我就不想读了,打算在家里干活。但回家之后,父母给我的活儿很多很重,不完成的话就要挨打。因为做农活儿实在是太累,我就跟父母说要回去读书。从那以后我学习特别努力,成绩也慢慢上去了,父母很高兴。

1941年,我去永兴读广安县立初级中学,我的成绩还不错。那时候县立中学的师资也不错,有不少老师是抗战时期从东北的大学过来的。有个语文老师教得很好,对学生也关心,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对语文比较感兴趣。初中毕业后,我又考上了县立中学的高中。高中的学费很贵,要收很多担谷子③。读了半年,因为家里实在太穷,连谷子也交不起了,只好去读师范。那时师范学校不用交学费,国家还管吃,住宿也免费。像我们这样穷人家的孩子,比较愿意读师范。

1945—1948年,我在广安县立师范学校①读书。学校在县城城区,在文昌宫和文庙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屋顶没有瓦片,墙壁也很残破。女生在好一点的教室上课,能挡点风雨;男生在靠外的教室上课,情况更糟,我们就用纸糊墙,勉强有点遮拦。当时相关的负责人给学校拨发的粮食质量不好,经常拨一些发霉的黑米,因此我们也把师范学校叫作“稀饭学校”。广安师范的师资还是很不错的,很多老师从东北那边的大学逃难过来,找不到合适的出路谋生,就在师范学校任教。师生关系非常融洽,老师关心学生,学生也很体贴老师。

师范学校毕业前有两个星期的实习,实习地点由学校安排。实习期间,学校成立实习领导小组,包括校长、各科教师和班主任。小组会听学生上课,并在课后进行评课,实习学校的校长有时候也会来听课。有时候,还会把实习教师安排在学校礼堂上课,礼堂里有很多老师听课,这种大场面还是挺锻炼人的。我在师范学校的时候成绩还不错,试教试讲实习也比较好。我在广安市城厢三小实习,这所学校的校长当时也是师范学校的老师,他在我们这一届选了三个学生毕业后留在城厢三小任教,其中就有我。

二、初任小学教师

1948年,我正式毕业,留在城厢三小任教。我教一个班的语文和算术。当时有课时的要求,因为我课时不够,所以又教了两个班的体育。我既教语文又教数学,还要批改作业,教学任务比较重。当时在三小,发工资有一种情况是“叫片(骗)”②,即使有时候找人领到了工资,也是一把烂纸渣渣。而且当时我们的工资教满一年才发,用篮子拎,拎回来一篮子烂纸。1948—1949年,物价上涨很快,一年的工资最后到手时,已经不值钱③了,只够换三盘黄糕粑粑④。

1949年,我的表兄在彭家场小学当校长,让我去他的学校当教导主任,我就去乡下待了几年。

三、小教联的复杂协调

1953年8月,广安县正式成立了小学教师联合会(以下简称“小教联”),我被派去做专职干部,主要负责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当时不尊重老师的风气比较严重,我需要按照小学教师的相关章程维护老师的正当利益。任职期间,永兴镇一位小学老师做了一身灰制服,乡上一个干部觉得灰制服只有国家公务人员才能穿,而小学老师不算,因此不准他穿,还把他的衣服没收了。在我的协调下,干部向老师道歉,把衣服还了回去。

1959年10月,小教联取消,基层组织纳入县教育工会,我就到了县教育工会。1958年,龙台小学原校长被抽调去做临时工作,领导就让我暂时接替这个位置。只做了半年,文教局又通知我回县城组建广安县文教局教学研究室。

四、在教研室的曲折经历

广安县文教局教研室是从我这里开始的,所以我对教研室很有感情。

关于教研室人员的组成,在组建教研室的时候我跟文教局提了一条:“往教研室调教研员一定要和我通气⑤,不要调一些攀关系进来的人,教研室的工作需要懂教学、有经验、能写文章的人,我只认本事,不认亲戚。”

当时,教研员的工作主要是教学研究、听评课,培训的方式是听优秀教师讲课,学习他们的经验,还有就是参加教学研究会,比如观摩省教研室的教研活动。在教研室的时候,我一到学校,就去听老师讲课,听了以后和老师交换意见,指出老师授课的优点和缺点,帮助他提高。我在点评的时候,往往包含善意,而不是直接进行批评,这样能让老师感觉到善意。我的记忆力相当不错,全广安县一千多名老师讲课的大概水平,我心里都有数。我也会依照情况考虑每一位老师的发展,好的老师就推荐他们提拔、深造,甚至有好几位老师被我推荐去上了大学,后来也留在大学工作;比较差的老师,就送去教师进修学校学习、培训。教师进修学校是教育局负责的不脱产培训教师的机构,学校事先调整老师的课时,方便老师来进修,老师脱产学习几天或者一周,学习完了就回去。起初,广安的教师进修学校和教研室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负责这两块的是同样一批人,后来两个单位才分开。

教研室还负责发掘典型教师,推广经验,把他的经验总结起来写成文章,发表在教育刊物上或者变成教学经验集。发表成果不仅需要老师多思考,还要会写,所以需要教研室对老师进行指导,教老师怎么把这些经验转化成文字、写成文章。1958年、1959年的时候,一些学校照搬工农业生产上的具体做法,定指标、搞评比,老师和学生压力很大。1960年,县文教局向学校发通知,提出要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把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相结合,教研室就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总结教学经验的活动,我们把挑选出的经验材料印成小册子,取名《园丁花》,发行了两万多册。

我和叶春水曾在《四川日报》上共同发表了《提高教学质量不能急于求成》一文,报纸曾鼓励大家探讨这篇文章究竟是毒草还是鲜花,引起了广泛讨论,有人拥护,也有人反对。《四川日报》做了总结,认为这篇文章是鲜花,不是毒草。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教局有人旧事重提,说这篇文章是毒草,要批斗我。广安县教研室组织了一个针对我的批斗会,把我们的材料和这篇文章分给教研室的其他同事、文教局干部、学校教师、中小学校长,每人一份,让大家各自阅读,做好批斗我们的准备。当时,已经发了通知要在广安人民礼堂开批斗大会,也准备了批斗我们的发言稿。恰好,赶上南充地委开各县中学校长会议、文教局长会议、宣传部长会议,会上有人提到我写的这篇文章究竟应不应该挨批斗。会议讨论认为,这篇文章是鲜花不是毒草,如果这篇文章被批了,教学就要乱套,教学质量就会出现问题从而败坏下去,所以不能批。由于这次会议,原定的批斗大会也就搁置了。

此外,我还被污蔑成“三青团员”①,因而入不了党,在工作上无法被提拔,也为此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种了两年庄稼。尽管没有证据,但污蔑我的材料一直留在我的档案里,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把这部分材料从我档案里拿掉。劳改完成后,我去了党校做行政工作。没多久,1972年我重回教研室,但此时教研室的成员已经“大换血”。同年,我又被下放到龙安小学教书。

五、乡村教师的苦与乐

龙安小学位于广安县龙安乡,地处广安西部,东靠浓溪镇。龙安小学附设初中班,我从1972年开始教初中语文,教了十三年。

龙安小学的条件比较艰苦,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学校在山脊上,四面都是陡坡。房子很差,经常漏雨。没有水井,也没有自来水,要自己挑水吃饭。教师的待遇也很差,我和我爱人都是老师,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才九十二块钱。我们两个人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我的父母、岳母和四个小孩,开销很大,所以生活压力很大。

在农村小学教书很辛苦,老师的社会工作多如牛毛,比如天气不好,晚上要下大雨,乡上就让老师去村里送通知“今天晚上有大雨,你们要去堵风洞①,不要让牛被冻死了”。校长对我也很刻薄,觉得我是在县上犯了错误才被下放的,所以总是给我使绊子、挑刺,還曾发动老师斗争我。

我在龙安教书的时候,和当地人的关系很好。除了我,学校还有几个老师比较优秀,教书教得很好,我们被并称为“四大金刚”,学生和家长都很认可我们。村民都知道我是龙安最好的语文老师,很敬重我,待我很好。我要上课,没有那么多时间种菜,都是村民往我家里拿菜。一次,我从山坡上摔下去,差点丢了命。我躺在医院里,校长不怎么关心我,但有村民来看我,甚至有不认识的村民听说我摔伤了,带着田七和酒到医院给我敷药、按摩,帮忙照顾我。因为和村民的关系好,我在这里教书也比较高兴。后来我离开龙安的时候,有很多人来送我、挽留我,让我别走。

六、在县志办工作

1986年,我调回了城里。因为我对教育领域比较熟悉,新中国成立前后都在教育界,所以被派到县志办参与《广安县教育志》的编纂工作,一直到1989年退休。退休以后,我参与了广安烟草公司的烟草志编纂工作,后来又陆陆续续帮乡里人修订了族谱。我始终认为教师是应该受人尊敬的,有了教师,人们受教育,社会才会进步。现在,我们更应该尊重教师,尊重知识和文化。

访谈后记

接受采访对耄耋之年的李老师而言并不轻松,但李老师极为热情耐心,分次完成了长达数小时的访谈。讲述起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李老师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从小教联到教研室再到乡村小学,李老师始终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为教师发声、维护教师尊严,以文章发声维护教学秩序,也扎根乡村教书育人。他始终热心教育事业,以坚韧面对动荡,以正直面对风霜,历经坎坷而初心依旧、屡遭毁谤仍矢志不移。尊重教师、尊重知识和文化是李老师历经坎坷后真切而深沉的感悟,也是他发自内心的真诚呼吁。

李老师的人生历程背后,隐含着时代变化的脉络和地方发展的印记,从中可以看见新中国成立前师范学校的状况、教师社会地位的变化,也能看到教研员和乡村教师的工作图景。

感谢李老师接受访谈,提供了丰富而具有独特价值的口述史资料;感谢李老师家人对访谈的支持和理解;感谢胡艳老师的悉心指导和详细批改,为我的访谈和写作提供了莫大的支持。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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