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中国问题与文论建构

王伟

[摘 要]晚清以降，西方文艺理论曾两次大规模涌入中国，深刻影响了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样貌，具体表现在文论观念的转型、文论方法的借鉴、文论议题的选择、文论热点的聚焦、文论教材的编写、文论著作的生产等诸多层面。在承认西方文论所发挥的理论启蒙作用前提下，必须直面引进惯性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失语症”还是近年来“强制阐释”的批评，都表达了对这一状况的担忧与介入。在民族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摒弃先前理论自卑、文化自卑、文化盲从的不良心态，坚定文化自信，立足中国问题，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坚持中国传统文论的创造性转化、坚持西方文论的批判式借鉴，以建构主义的姿态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最近几年，这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公共阐释”论即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一方面，它是在阐释学领域进行中国表达的有益探索;另一方面，在如何处理共时与历时的关系问题以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它还可以深入讨论。

[关键词]文化自信;中国问题;文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1-0051-06

回眸百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晚清以降，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曾两次大规模涌入。一次是五四前后，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前者处于国家、民族饱受欺凌的危亡之际，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希图通过学习西方来打倒旧文化、催生新文化;后者则是在极左年代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阻断之后，中国的大门重新打开，经历过文化荒废的知识分子群体如饥似渴地汲取外来的文化营养，奋力追赶世界大潮。总体而言，两次都是国人迫于现实需要的主动引进，都发挥了理论启蒙的历史作用，都深刻形塑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样貌——从文论观念的转型，文论方法的借鉴，到文论议题的选择，文论热点的聚焦，再到文论教材的编写，文论著作的生产，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值得加以反思的是，长期形成的引进惯性所带来的即便不说可怕但却十分严重的负面效应。不少学者感慨道，我们的文艺理论界往好里说是乐此不疲地讲着他人的故事、唱着他人的歌谣，朝差里讲就是少有乃至完全没有自己的原创性。

一、西方文论弊端的担忧与介入

对于西方文论弊端的担忧与介入，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曹顺庆教授与张江教授两人。具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后期，曹顺庆教授提出“失语症”命题，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1]。此言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不无争议、不乏批评之声，但不得不承认确实戳到了中国文论界的痛处。前几年，张江教授大张旗鼓地指责当代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有着醒目的消极影响，这集中表现为“强制阐释”的根本缺陷。他还认为种种本是文学场外的理论资源被无节制地移入文学阐释话语之中，从而导致文论对文学的极度偏离[2]。张教授的观点引发了文艺理论界的强烈共鸣与热烈讨论，迄今仍方兴未艾。不论是“失语症”还是“强制阐释”的批评，无疑都高调表达了对中国文论现状的担忧与介入。当然，这种整体判断令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从根本上说，长期热火朝天地引进西方文论、文化的背后，潜藏着理论自卑、文化自卑、文化盲从的不良心态。只是在不同的学者那里，表现的程度有强有弱、有显有隐罢了。古人云，知耻而后勇。唯有勇于正视而非回避这一问题，我们才可能予以真正解决。

所幸的是，这一问题近年来已经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关注，并在治国理政、民族复兴的层面上高屋建瓴地给出了坚定文化自信的纲领性指导意见。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正因如此，党的最高领导人才屡屡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譬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时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3];在与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座谈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自信的体现[4];在中国文联十大与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坚定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的殷切希望[5];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6]。除了这些与文艺理论有直接关联的重要讲话之外，“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更是被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7]，成为中国今后一个历史阶段的基本国策。

毋庸置疑，文化自信的提出与中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息息相关。换言之，文艺理论的发展不可能躲进小楼、不问世事，而是必然与生龙活虎的社会实践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文艺理论的构建更不可能无视国家的文化政策导向，以及其中蕴含的或近或远的政治关切。按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伊格尔顿的说法，“‘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逐一详细考察過20世纪的诸多文论流派后，伊格尔顿不仅理据十足地得出了“政治批评”的结论，还明确宣告“文学理论不应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谴责。应该谴责的是它对自己的政治性的掩盖或无知，是它们在将自己的学说作为据说是‘技术的‘自明的‘科学的或‘普遍的真理而提供出来之时的那种盲目性，而这些学说我们只要稍加反思就可以发现其实是联系于并且加强着特定时代中特定集团的特殊利益的”[8]。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方面不应再对西方文化、文论的政治性熟视无睹，另一方面需要在构建中国文化、中国文论时以多种方式表达政治关怀。唯有如此，立时代之潮头、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才不会流于形式或沦为一句空话。

二、中国文论建构的总体要求

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立足中国问题，文艺理论自不例外。什么是“中国问题”？什么是“立足”？看似平常的它们需要深入理解、付诸行动，否则，我们就仍会因先前介绍、模仿西方的惯性而在构建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重回旧路。所谓中国问题，又称中国经验、中国体验，是指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哲学、历史、军事、外交等一揽子的过往与现在。所谓立足中国问题，是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基点，及时而有力回应实践的要求，既总结历史及现实经验尤其是能够凸显中国特色的经验，又评估那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并给出带有前瞻性的解释。由于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不言而喻。因此，当援引西方理论，譬如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来解释中国问题时，就会在客观上有意无意地将其简化，忽视其内部存在的较大差异：除了具有后现代的部分之外，它还同时拥有前现代、现代的内容，而且，这种三者并存的局面还将长期延续下去。这就从反面说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决不能脱离中国实践，否则，就难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文艺理论而言，立足中国问题首先要求研究的主要话题出于鲜活的中国文艺实践，而非仅仅尾追人后、拾人牙慧，随他人讨论热点的转移而变换研究重心。具体来说，中国故事的美学表达堪称当前文艺理论界的核心命题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如何以审美的方式进行反映、如何书写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史诗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应该注意的是，现当代文艺发展史充分表明：文艺不同于政治、经济、新闻、宣传、历史等的地方在于，它不能满足于复述它们的现成结论，而是必须转换为高远的立意、生动的形象、曲折的情节、精湛的修辞、精彩的画面等，必须营造出自己富有艺术吸引力与感染力的美学世界。这也意味着文艺有能力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展现其他学科叙述之外的丰赡细节，在或补充或修订中呈现繁复的中国故事。在此过程中，容易看到不少从西方线性历史观看来已然“落伍”的命题，却正在中国文艺的园地中焕发着勃勃的生机。譬如，文艺的人民性，文艺的爱国主义主题与英雄叙事，现实主义与典型形象，文艺与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文艺与文化强国、文化安全的关系，文艺批评的功能与角色，如此等等。此时此刻，站在旅行理论的立场上窃笑旁观，只能被时代的洪流所无情淘汰;投入中国文论的现场，对上述议题进行再度考量与定位方是正道。

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要始终保持建构主义的姿态，避开本质主义的暗礁。与中国传统看待事物的方式迥然相异，本质主义非常推崇并尽力探求事物可以跨越时空的不变本质，这种思维路径随着西方文化传入而被学术界长期普遍接受，其各式各样的变体至今还有较大的影响。尽管它对于认识事物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这种理解事物的模式也易于陷入僵化、保守的境地。特别是一旦与政治宗派主义、威权主义结合起来，就会滋生无法估量的危害。回顾现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历程，从一度过于政治化乃至文艺成为政治的附庸，到极力摆脱政治、遁入“纯文学”或“审美主义”的阁楼而不可自拔，虽然掉进的陷阱有别，但其实所犯的错误性质上并无二致。20世纪90年代后期伊始，文艺理论界的反本质主义之风渐成气候。需要注意的是，这股席卷人文社会诸多学科的思潮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具有多重的理论来源、多向的理论走势。若是未能认真辨别，就会被其中的一支所迷惑、困扰，由反本质主义进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歧路、误区。譬如，打着重说的旗号否定经典、否定过去，推销其“去历史化” “去价值化” “去政治化” “去中国化”的各色言论。历史从未完美，但不能因为曾经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而全盘否定。诚如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言，一味地指责过去而看不到就在眼皮子底下的成就，不利于激发民族自豪感与筑就国家共同体[9]。因此，我们应一分为二地对待中国革命与建设年代的文化实践、文化探索。就文艺理论而言，有过偏颇甚至严重错误，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同样不容抹杀。而这些都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连、不可分割，我们要回到其时的历史语境之中，从整体上来权衡成就与不足，而不是站在根本不存在的历史“阿基米德点”上来信口臧否。

建构主义是开放的、包容的、整合的、博弈的，既面向不同学科的理论，又面向不同源地的理论。不言而喻的是，这种敞开的姿态又不是毫无立场与底线地接纳差异与他者。依照伊格尔顿的观点，这是后现代文化主义的惯用伎俩。我们必须勇敢承认并大声宣布，有些差异与他者本身就是错误的，必须与其进行不懈斗争[10]。建构主义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我们要与时俱进地充分研究新生文艺现象并拿出合理阐释。譬如，网络文艺、科幻文学等，探究科技如何深刻改变了文艺的存在样式，如何深刻形塑了文艺的面貌，而文艺又对此进行了怎样的美学回答。建构主义要致力于提炼有中国特色的命题，打造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建造充满普遍性阐释力量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并注意在与国际文论界的对话、交流中让其认识、接受。建构主义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根据本土经验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

三、中国文论建构的具体路径

如果说，构建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需要摒弃或弱或强的自卑心理，坚定文化自信，在方法论维度上立足中国问题，秉持建构主义的姿态，那么，具体构建过程中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1.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思想体系，它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系列命題对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建构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譬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莎士比亚化，文艺的倾向性，历史真实，美学与史学相结合的批评观，如此等等。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晚期以来的一段时间内，伴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风行中国文艺理论界，马克思主义文论一段时间内明显被冷落，不论在研究还是教学方面均是如此。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指导地位自然被弱化，相应的是，在与当代文艺现实结合中加以发展也做得远远不够。在部分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者当中，焦点往往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应当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可谓不犀利，但又要看到这种批判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文化层面上，对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触及偏少，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其统治。针对这种文化转向，伊格尔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为后现代主义所津津乐道的文化问题太过囿于文化，而忽视了政治、经济、战争、环境、贫穷等更为根本的问题[11]。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历史证明，无论是面对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现象，还是当中国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遭遇极左危机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都起到了纠偏补弊的作用。因此，我们要不断重温经典，重新激发出上述理论命题在新时代的活力，这是坚定理论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指导地位的切实保障。只有“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将马克思主义的作品视为不可改变的圣典箴言”[12]，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发展创新。在这方面，从鲁迅、瞿秋白、周扬等一批左翼作家、理论家，到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讲话，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做出了理论贡献。

五、结语

晚清以降，西方文艺理论曾两次大规模涌入中国，深刻影响了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样貌。在承认西方文论所发挥的理论启蒙作用前提下，也应看到引进惯性带来的负面效果——無论是“失语症”还是“强制阐释”的批评，都表达了对这一状况的担忧与介入。在民族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摒弃先前理论自卑、文化自卑、文化盲从的不良心态，坚定文化自信，立足中国问题，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坚持中国传统文论的创造性转化、坚持西方文论的批判式借鉴，以建构主义的姿态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公共阐释”论即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一方面，它是在阐释学领域进行中国表达的有益探索;另一方面，在如何处理共时与历时的关系问题以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它还可以深入讨论。

[参 考 文 献]

[1]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J].文艺争鸣，1996，（2）.

[2] 张江.强制阐释论[J].文学评论，2014，（6）.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28.

[4]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5.

[5]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

[6]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9.

[7]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3.

[8] [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97.

[9][美]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M].黄宗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

[10][英]特里·伊格尔顿.论文化[M].张舒语，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33.

[11][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1.

[12][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M].李扬，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56.

[13] 张江.公共阐释论纲[J].学术研究，2017，（6）.

〔责任编辑：屈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