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重新认识中国

戴老板

1990年，神州大地上兴起了一股毛泽东热。

热潮是从前一年的下半年开始的。到1990年春节过后，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积压了近10年的《毛泽东选集》售罄，还有读者络绎不绝地前来询问。5月，政治局批准中央文献研究室修订《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新的版本在次年6月出版，半年就卖了超过1000万册。

这种热度也传播到了音乐界。1991年，中国唱片总公司的一名编辑到广州参加订货会，逛街时发现出租车上都挂着毛主席像，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商机，回上海策划了《红太阳》专辑，请来“甜歌皇后”李玲玉演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立马红遍全国，创下了700多万盒的销量纪录。

上海人李玲玉曾在1986版《西游记》里扮演“玉兔精”，在唱歌方面也实力不俗，是杨钰莹出道之前的甜歌一姐。《红太阳》的火爆让她吓了一跳，“我坐出租车的时候，就听见司机在放那盒磁带，然后大街上到处都能够听到，完全想不到这些歌能再次红起来。”

群众朴素的情感并非只是宣传体系的功劳，更是一种相对客观的评价和审视。这种情感，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多轮高潮和低谷，又在外部危机重重的2019年重新登上高点。

就连时髦的音乐人们，也积极向这股潮流靠拢。1990年1月28日，一度传言被抓的崔健现身北京工体，嘶哑地吼着“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疯狂的歌迷点燃打火机和火柴乱舞;稍后来中国演奏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用钢琴奏出“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旋律，台下观众热烈鼓掌。

知识界尝试探究这股热潮的来源。1990年元旦刚过，北京的《大学生》杂志社召开小型研讨会，分析潮流背后的深层原因。主持人问一位叫辛鸣的北大研究生“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这位熟练掌握红色诗词的高材生引用了一句主席的诗：“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中央某位领导对辛鸣的回答做出了高度评价：“这种回答出自一个青年，是难能可贵的。”然后又给出他自己的解释：“……这不寻常的经历、严峻的历史现实，触发了他们（青年一代）思考、探索、解释这些问题的强烈要求，这自然就成了他们自觉地‘寻找‘发现毛泽东的历史契机。”

“妖雾重来”，被定义为人们重新“寻找”“发现”毛泽东的原动力，这个解释饱含丰富的历史信息。经济圈有句不着调的格言叫“逢八必灾，逢九必乱”，这是明显的封建迷信，但民间信奉者众多，不过这句话还差一截：在逢九的妖雾过后，人们在“逢十”的年份里，喜欢反思和审视。

30年过去了，南方一隅和大洋彼岸的“妖雾”似乎尚未散去，站在2020年的关口，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什么东西？

在2019年，中国的民间情绪逐步走出了2018年9月到10月的低潮——那是一个夹杂在“民营经济离场论”和股市质押连续爆雷之间的情绪寒冬。那个阶段，即使高层频频表态驳斥谬论支持民营企业家，人们仍然沉浸在负面情绪中难以自拔，反映到资本市场上，则是上证指数连续创新低。

到了2019年，情况发生了改变。随着贸易摩擦的深化，西方媒体“站队”姿态明显，大量不客观甚至抹黑报道被搬运至国内，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反感，某民族企业也在人们的愤懑之情中晋级为上甘岭的“夺旗英雄”。而下半年网络上泛滥的香港暴力冲突视频，进一步加剧了主流群体“同仇敌忾”的情绪。

这种剧烈的反转，恐怕就连最为大胆的预言家也不敢预想。在过去，但凡中国跟西方国家产生些许摩擦和矛盾，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下意识就会去设置“我们做错了什么”这一议题。而现在，当年引领舆论的那个群体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主流群众追捧的议题也变成了：我们做对了什么？

在过去40年，媒体对“中国做对了什么”这个议题，一直缺乏梳理、总结和信仰。而那些善于提炼总结中国模式的知识分子，貌似有着官方的强大支持，却仍无法避免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嘲讽和批判。他们总是像扭捏的小媳妇一样，不敢也无法登上非官方的主流舆论舞台。

但这一切在2019年似乎发生了改变：称颂中国成就的文章频频爆款，揭露“西方真相”的视频大受追捧，赞赏内地社会稳定的评论在相关视频下方获得最多点赞，而即使是一个由劳动纠纷引起的法律事件，也会有人警觉地质问：“这件事会不会被西方国家拿来利用？”——这种场景似曾相识。

支持这一改变的，有代际更迭的因素。出生于繁荣年代的一代年轻人开始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他们身上的历史包袱更少，也更加敢于表达，就像一个25岁的上海的女生在微博上评论道：“我从小去过十几个国家，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得了上海，我家乡就是最好的，我干吗要崇洋媚外？”

我认识的另外一个95后的男生则稍微含蓄一点，他指着自己身上的李宁国潮卫衣跟我说：“我去东南亚旅游，经常被当作日本人或者韩国人，这让人讨厌，所以我买了这件衣服，就是看中上面印着的‘中国这两个大字——以前我都穿耐克阿迪哎，但我得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

在知乎上，一个“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中国强大了？”的问题受到了热捧，足足吸引了10389个人回答，而回答者绝大多数是20多岁的年轻人。在一个2.8万人点赞的回答中，有一句话特别显眼：“这个国家有缺点，我们可以批评他，但是一点也不影响我热爱和尊敬这个国家。”

中国其实不缺令公民热爱和尊敬的素材，无论是过去40年巨大的经济成就，还是切实影响老百姓生活的收入与消费，群众朴素的情感并非只是宣传体系的功劳，更是一种相对客观的评价和审视。这种情感，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多轮高潮和低谷，又在外部危机重重的2019年重新登上高点。

由于人口代际的更迭，这种朴素的情感将引导社会共识很长一段时间。这也意味着在未来的5到10年，“中国做对了什么”这个议题将获得最大的流量，纯粹讨论“中国做错了什么”则必然引来冷落甚至质疑，它只有改头换面变成类似“中国应该怎么做才会更好”的样子，才会有被讨论的空间。

一位长期往返北美和中国的朋友5年前告诉我，“美国独立日时，几乎家家户户挂国旗，但在我们国庆假期期间，我自驾1700多公里从上海开到桂林，沿途就没见过几个挂五星红旗的。”而2019年“十一”他在苏浙旅行，惊讶地发现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商店和社区门前，都挂着五星红旗。

一个庞大群体的共识形成，需要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也需要脉冲式的事件驱动，当真正的趋势形成时，上不上车这个问题，会摆在所有试图设置公共议题的人面前。

倒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場“毛泽东热”，上海《青年报》的一位编辑为了探求《红太阳》热销的究竟，找来一群读者咨询。读者们回答说：《红太阳》唤起了大家的怀旧情绪，但虽说是“怀旧”，却和旧的不一样，“歌还是原来的歌，可是全都被改得变了调，旋律明朗，节奏欢快，加上了电子音乐。”

30年过后，听《红太阳》的人少了，但听王菲版《我和我的祖国》的人多了，这首刷屏朋友圈的歌曲跟30年前一样：歌是老歌，但唱法新颖，人们喜欢这首歌，以及它背后的寓意。

这似乎在向我们暗示一个道理：2020年后，中国未必会再出现一次毛泽东热，但肯定会再经历一次重新认识中国。

（摘自《第一财经》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