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流媒体的对华意识形态特征

【摘要】美国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国家，美国媒体在体现美国意识形态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利用大数据自动文本分析技术对《华盛顿邮报》涉华社论（1991～2018年）的研究发现：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点集中于中国的经贸、人权、国内改革等议题，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有改善;注重利用人权等“普世价值”批判中国的政治权利问题，并借助对等、规则等国际制度概念构建其经济层面的合法性基础;对经济议题的讨论扩展到政治安全领域，对中国实力增强的警惕和威胁解读呈上升趋势。

【关键词】意识形态  美国主流媒体  华盛顿邮报  大数据分析方法  文本分析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5.011

冷战结束后，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利益联系日益紧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呈缓和趋势。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日益凸显，中美意识形态在国际层面的碰撞愈发激烈，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正赢得与美国的意识形态较量”。[1]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不断上升，中国相关话题在其主流媒体中不断出现。那么，美国主流媒体如何解读中国、如何用美国意识形态评价中国？鉴于意识形态是非常抽象的概念，比较分析内外部对行为和事件的评价差异，有助于发现隐藏的意识形态。[2]本文拟借助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涉华社论，从主流媒体的议题选择、报道角度等方面，观察分析美国主流媒体的对华意识形态构建特征。

美国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

一般认为，意识形态概念最早由法国哲学家、政治家和意识形态理论奠基人德特拉西首先提出。[3]马克思将意识形态与社会形态联系起来，指出阶级是意识形态的主体和载体，[4]使意识形态成为服务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但意识形态并非对经济基础的消极反映，它是人的一种精神创造活动，通过意识形态在不同层面的凝聚作用，来保持社会集团的统一性。[5]由此，意识形态被定义为“一套被共同持有的信仰和信念，为一个政治、经济或社会提供道德和智力基础”。[6]

意识形态概念产生了巨大现实指导功能。不同国家都力求构建并维护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以求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辩护并巩固自身统治秩序。而如何构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本质上，权力是一种力量关系，是对他者行为的影响，是透过话语发挥作用的东西。[7]意识形态也由话语和交流来表达和再生产，[8]通过话语手段对现实社会进行移植、改造，使意识形态符合权力需要。[9]

因此，媒体在主流意识形态构建中的角色不可或缺。它不仅是新闻的报道者和传播者，更通过话语体系的选择在国家意识形态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服务于国家统治秩序。在构建方式上，媒体通常通过“框架效应”（Framing）来实现意识形态构建的目标，通过对议题（Topics）和属性显著性（Salience）的选择来实现，[10]利用片面的事实选择、似是而非的阐释以及观点的夹杂呈现出一个似乎完整的整体形象，从而影响受众认知。[11]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理念国家（Idea-nation），[12]“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13]它以三权分立作为其典型制度特征，具有强烈而单一的价值观，在全球層面推行其所谓“民主”和“人权”观念，将之作为对外行动的重要支撑，[14]以所谓“自由、民主、人权”阐释其对外政策的所谓利他主义，通过这些意识形态的包装使其对外政策合法化。[15]而美国媒体通常标榜自己的“中立”“客观”形象，强调其“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无价值观”等原则，[16]但仍然在所谓“中立”、“客观”中显示出其典型的意识形态取向。

部分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出发，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探讨媒体语言使用背后的意识形态特征。比如，李娜采集了《华盛顿邮报》等载发的有关“中国女性”的12篇新闻报道，发现美国媒体通过惯常词语搭配，与他国女性、男性、理想状态和现实状态的对比结构等方法，构建出中国女性在国际上弱势、自卑、被动的形象，控制了中国女性的形象塑造。[17]李英华选取《经济学人》上的2篇中国企业报道，指出美国媒体用负面词汇、不可靠消息来源等方式，塑造了中国企业贪婪而又具威胁性的形象。[18]汪徽搜集了美国有关中国和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82篇报道，采用语料库软件和人工识别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其所反映的中国“威胁者”和“挑战者”的形象。[19]也有学者从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理论出发，分析了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导特征。比如，韦宗友提取美国三大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及“亚投行”的文章，通过举证式分析，探讨了美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动机、可行性、影响以及中美合作可能性的评价，塑造所谓中国经济动机的“自私”、在地缘经济乃至地缘政治上的“企图”，以及对美国霸权可能遭到挑战的忧虑。[20]

总体来看，目前涉及美国主流媒体对华意识形态的研究存在若干不足：一是样本量较少，编码信息简单，分析时段也比较短;二是分析标准不统一，通常采用人工编码后的描述性分析与基于文本的举例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使分析夹杂较多个人选择和判断，研究结论容易受主观感受影响。

基于此，本文拟采用大数据分析方法，通过对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报导的规模分析，来探讨其意识形态特征。本文选择《华盛顿邮报》作为美国主流媒体代表。《华盛顿邮报》是美国华盛顿地区最大、最古老的报纸，以政治类新闻著称。更重要的是，它有自己的“社论”（Editorial and Opinion）版块。在社论版块发表的评论性文章，可以集中反映其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21]

这里集中关注《华盛顿邮报》社论中的中国主题文章。利用LexisNexis数据库，以“中国”（China）和“中国的”（Chinese）为关键词，在标题（Headline）中查找《华盛顿邮报》自1991年1月1日到2018年12月31日期间发表在社论版的文章，删除重复文章后，共得到1016篇。各年份的文章数量如图1所示。总体来看，《华盛顿邮报》对华社论数量在2000年以后呈现出显著增长，尤其是2018年，有关中国的专题社论上升到69篇，显示出美国对中国关注度的持续上升。

《华盛顿邮报》涉华社论议题选择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对大众的影响主要通过两大途径来实现：其一是议题选择，通过集中报道某些议题，实现议题显著性从媒体向大众的转移;二是议题属性，通过报道重点、词汇选择等方式影响大众看待事物的角度。[22]

从议题角度看，利用Python自然语言工具包NLTK，经过词语切分、删除特殊字符、扩展缩写词、大小写转换、删除停用词、词干还原等步骤，得到《华盛顿邮报》涉华社论文章的高频词分布如图2所示。

从图2可见，1991年至2018年间《华盛顿邮报》涉华主题社论中的高频词呈现显著的卡方分布特征，表明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特定问题的集中关注。其中，关注度最高的词频为“人权”和“共产党”，均在1000以上;其次是“朝鲜”“中国政府”等，词频在600～700之间;而“香港”“中国经济”“中国领导人”“法治”“中国人民”“韩国”“白宫”“国家安全”“南中国海”“对外政策”“中国官员”等词出现频率也较高，都在200次以上。

分析媒体话语，能够发掘其背后所反映和传达的意识形态特征。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彼时美国媒体指称中国时使用“红色中国”“共产主义中国”等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词语;当中美建交后双方关系密切时，美国媒体在指称中国时的意识形态类符号几乎全部消失，代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类地缘政治和法律类术语。[23]再比如，对美国主流媒体关于巴基斯坦的报道研究发现，美国总是根据国家需要在“伊斯兰意识形态”和“公正话语”之间摇摆。[24]本文研究可见，“共产党”“中国领导人”等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的词汇频繁出现，显示出《华盛顿邮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的首要认知，偏好从政党、领导人物等角度观察中国;但同时，提及中国政府、中国经济、中国官员、中国对外政策等的提到频率也比较高，表明该媒体对中国的关注逐渐扩展到更为一般化的外交和经济等弱意识形态主题上。

《华盛顿邮报》涉华社论主题分析

主题模型（Topic Model）可以从包含各种类型文档的大型语料库中提取不同主题，将相似文本归入同一主题。[25]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手动编码，它的一致性程度更高，编码速度也更快。利用Python的机器学习模块Sklearn的NMF（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非负矩阵分解）方法，将这28年的《华盛顿邮报》社论文本以篇为单位做主题分析，得到如表1所示的五大主题：中美贸易、中国国内改革、台湾问题、朝鲜问题、人权问题。

其中，中美贸易是热度最高的话题，占比25.96%。进出口、关税、世贸组织、协议、规则等是主要讨论问题。这显示出《华盛顿邮报》在评论中国主题选择时的务实取向，注重从更为客观的经济利益和规则角度探讨中国问题。

同时，人权问题热度也很高，略低于贸易议题，比例达到25.47%。现代人权观将人权分为“公民及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利”兩部分，[26]从此分类来看，《华盛顿邮报》的“人权”注重对自由、异见分子等问题的讨论，集中于政治人权，而较少涉及社会经济人权。这是美国人权输出的典型特征，标榜自己所谓“民主自由”形象，用狭隘的人权定义作为工具来评价他国内政，显示出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

中国国内改革问题也是《华盛顿邮报》格外关注的主题，占到文章总数的22.22%。中美存在迥异的政治制度，《华盛顿邮报》对此显示出高度兴趣，乐于讨论中国在法治、民主、网络等方面的改革。

《华盛顿邮报》涉华社论报导角度

关于中国的社论讨论，《华盛顿邮报》是从什么角度展开？本文以近期热度较高的贸易问题为例，从“贸易”（Trade）的语义网络及其用词特点入手，观察《华盛顿邮报》对华意识形态建构角度和方式。

本文采集语义在网络构建时，以词语为节点，以两词共在一个段落中为边，以两词共现次数为权重，以此所得到的语义网络图如图3所示。再使用社会网络的模块功能，将此语义网络的内部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四个话题模块，在图3中由四个小模块来表示。

从模块分析来看，围绕贸易主题，《华盛顿邮报》社论主要从四个主题展开：一是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二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三是中国贸易顺差问题，四是特朗普加征关税问题。就主题变迁而言，传统对贸易问题的讨论主要在经济领域内进行，关注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经济身份问题，以及中美贸易顺差问题，意识形态色彩较为薄弱;投资、进口、出口、开放、经济、增长以及准入、规则、协议等构成对贸易中的涉中元素讨论的重点。但在特朗普政府任内，朝鲜、关税、核、战争等构成一个模块，成为贸易的主要讨论角度：中国贸易问题不再单纯在经济范畴内讨论，而成为国际竞争和地缘政治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强度显著上升，显示出美国强意识形态国家的特征。

《华盛顿邮报》涉华社论词汇选择

对贸易主题的讨论上，以《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主要选择了什么词汇来描述？这里提取贸易相关段落中的形容词，以考察《华盛顿邮报》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建构角度。

为了更好地考察《华盛顿邮报》对中国贸易相关问题的意识形态变化，本部分以美国总统任期为界，区分克林顿（1993～2000）、布什（2001～2008）、奥巴马（2009～2016）、特朗普（2017～2018）四任总统期间的对华社论贸易相关的形容词。

整体来看，《华盛顿邮报》社论在对中国贸易相关问题进行描述时，认为中国经济“巨大”“伟大”“大”“开放”“重要”等词汇在四任政府时期都频繁出现，显示出媒体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规模与方式的认可，但对“大”的强调也显示出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焦虑感。

分时期来看，布什政府时期，朝鲜问题在贸易中的重要性上升，但整体对中国贸易的评价侧重于“便宜的”“低端的”“贫穷的”等形象，对中国仍然表现出经济范围内的“俯视”姿态。但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贸易的词汇选择变化为“不公平的”“军事的”“朝鲜的”等词汇，显示出美国对中国贸易问题超出经济范围的考量。

同时，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都频繁提到“不公平的”一词。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对不公平的讨论主要局限在经济领域本身，注重从双方对等投资以及国际规则等角度来构建中国的所谓“不公平”市场参与形象。比如，《华盛顿邮报》文章认为中国不遵守美国制定的国际通行规则，采用多种方式增加自己在贸易中的收益，使得遵守国际规则的美国在竞争中受到相对损失。而相较于奥巴马政府时期对经济不平等的强调，特朗普政府时期则对经济不平等带来的政治安全威胁更为重视。比如，《华盛顿邮报》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威胁美国的经济安全，因此必须对中国展开贸易战，并且还要引导世界范围内的类似斗争。这意味着伴随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美国焦虑感的增强，经济贸易层面的话题有可能上升到社会形态方面的“主义”之争。

从上可见，即便是在对贸易这种非典型意识形态领域的讨论上，《华盛顿邮报》也显示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取向：注重利用所谓对等原则、国际规则、经济安全等传统国际秩序概念，建构其批评甚至批判中国的合法性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世界影响力的增强，《华盛顿邮报》对经济问题上的意识形态讨论呈现激化趋势。

总结：美国主流媒体的对华意识形态特征

美国是具有典型意识形态的国家，这不仅影响其对外政策，也深刻影响其国内媒体的关注焦点和角度。冷战初期，美国对华意识形态以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反共主义为基本特征，将意识形态划分为僵硬的两极，对中国进行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道德主义遏制。[27]而从冷战后28年（1991～2018）的《华盛顿邮报》涉华社论来看，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关注转向了较为现实主义的层面，首要关注中国的经贸问题，对中国在“主义”层面的意识形态批判相对减弱。这表明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程度的快速提高和世界影响力的持续增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和了解增多，使中国传统的“红色”刻板印象逐渐退却，而更多以国际经贸体系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在此意义上，中国正在摆脱传统西方描绘的刻板印象，进入到国际经贸和分工体系中。

但在对宏大“主义”层面关注弱化的同时，美国主流媒体从所谓“普世价值”角度来评价中国的倾向在增强。相较于冷战时期从所谓“民主”“自由”等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关联的价值观来指责中国的“落后”“愚昧”“专制”等形象，[28]冷战后的所谓普世价值观更侧重于“人权”概念，美国主流媒体用狭隘的人权观来批评中国的政治权利问题，以标榜其所谓的“民主自由”形象，将中国置于道德上的劣势位置，来贬低中国的国际形象。

伴随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比重不断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重要性不断增强，美国主流媒体又着重利用其所谓现代国际规则概念来构建其对中国批判的合法性，试图用所谓平等、规则、公平等话语约束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以此达到制约中国的目的。同时，伴随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经贸问题的讨论也扩展到更为广泛的所谓政治安全威胁上，将经贸问题与朝鲜等地缘政治问题相关联，警惕所谓中国“经济侵略”。

总体来看，冷战结束后，美国媒体在传统“主义”层面上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批判有所减弱，但在制度层面利用所谓对等、规则等国际规则制约中国的意识形态明显上升，以此来塑造其新的道德合法性基础;价值观层面则继续利用其狭隘的“人权”概念，指责中国所谓的公民政治权利等问题，作为其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冷战后全球主流媒体意识形态演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舆论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ZDA320）

注释

[1]Mcfaul， M.， "China is Winning the Ideological Battle with the U.S."， July 23，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19/07/23/china-is-winning-ideological-battle-with-us/.

[2]Dijk， T.A.V.， "Ide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006， 11（02）.

[3]周琪主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4]倪瑞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语境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9期。

[5]仰海峰：《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效应》，《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

[6]Jost， J.T.; Fitzsimons， G. and Kay， A.C.， "The Ideological Animal： A System Justification View"，in Greenberg， J.， Koole， S. L. and Pyszczynski， T.， （eds.）.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4， pp. 262-283.

[7]朱振明：《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9期。

[8]Dijk， T. A. V.， "Discourse analysis as ideology analysis"， in Sch?ffne， C. and Wenden， A. L.，（eds.）. Language & Peace， London： Routledge， 2005， p. 18.

[9]蒋继华：《社会权力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生产——论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批评的演进》，《学术交流》，2015年第12期。

[10]Entman， R. M.， "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 43（4）.

[11]Cotterrell， R.， "Transparency， Mass Media， Ideology and Community"， Journal for Cultural Research， 1999， 3（4）.

[12]王立新：《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3][美]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鹏、傅耀祖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354页。

[14]李智：《论卡特政府“人权外交”的困境与影响》，《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7期。

[15]邢悦：《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3期。

[16]史安斌、廖鰈尔：《“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神话——美国媒体价值观传播的历史脉络与实践经验》，《新闻记者》，2016年第3期。

[17]李娜、张琦：《西方媒体视野下的中国女性形象——一项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8]李英华：《从西方传媒对中国企业的新闻报道看中国企业的对外形象——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视角》，《新闻知识》，2014年第3期。

[19]汪徽、辛斌：《美国媒体对中国形象的隐喻建构研究——以“美国退出TPP”相关报道为例》，《外语教学》，2019年第3期。

[20]韦宗友：《美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基于美国三大主流媒体的文本分析》，《国际观察》，2018年第1期。

[21]Murphy， C. and Westbury， C.， "Expanding the Scope of Selective Exposure： An Objective Approach to Measurement of Media Ideology"，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easures， 2013， 7（3-4）.

[22]郭凤林、严洁：《网络议程设置与政治参与：基于一项调查实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55～57页。

[23]Chang， T. K.， The Press and China Policy： the Illusion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50-1984， New Jersey： Alex Publishing， 1993，  p. 105.

[24]谢许潭、梁育民：《在“意识形态”与“公正话语”之间：论美国主流媒体对巴基斯坦的报道》，《南亚研究》，2018年第4期。

[25][印]迪潘简·撒卡尔：《Python文本分析》，闫龙川、高德荃、李君婷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171页。

[26]史安斌、王沛楠：《断裂的新闻框架：〈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扶贫”与“人权”议题的双重话语》，《新闻大学》，2019年第5期。

[27]王立新：《意识形态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28]王立新：《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责 编/郭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