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模式变革中的学科文化形成
——基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实地研究

王占军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当前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州人口结构变化、市场力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际化对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公立研究型大学为了保持竞争力而必须对外部变化做出反应时，不同类型的学科是否采取了同样的应对方式？学术部落中的人们是否有着同样的学术追求？对学科文化进行调查将有助于回答这样的问题。有学者坚信，大学是松散的自治子单元的组合，高度专业化使其成为“松散耦合的组织”。因此，不少研究者试图通过分析学科对学者的特定态度、价值观和行为的影响来解释大学的功能也就不足为奇了。学者们不再以他们所在的组织作为忠诚对象，而是越来越认同他们个人的、基于学科的职业[1]。因此，“学科文化”研究在高等教育文化分析中逐渐成为一种时尚。

学科文化这一术语通常用来描述大学的一种学术文化类型，即根据不同学科的观点、实践和任务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工作信念[2]。学科文化代表了不同学科在认知和社会方面的异质性。于利约基（Ylijoki）认为，学科文化是指由于学科传统和思维范畴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化，这些文化为学科成员提供了共同的认知和社会特征[3]。比彻（Becher）和特罗尔（Trowler）认为学科是占据不同学术领域的学术部落，在他们的人类学框架中，他们观察到学术领域在两个认知维度上是不同的：硬-软和纯-应用。由此可以形成四个学科类别，即硬-纯、硬-应用、软-纯和软-应用。他们将学科文化定义为学术部落和领域形成该领域社会生活基础的结果[2]。在比格兰（Biglan）看来，学科文化是指由于所产生的知识的独特性而发展起来的文化，这种文化产生了不同的学术专业、理论、方法、技术和问题的信念[4]。在本研究中使用的学科文化指的是那些由于不同学术领域生产和教授不同知识的方式而形成的实践、价值观和信仰。

已往的研究表明，作为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来源，学术研究对学者的学科认同至关重要，学科同一性意味着知识领域和学科文化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5]。然而，有学者认为比格兰等的学科文化分类与当前高等教育的环境特征并不完全吻合。例如吉本斯提出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以及斯劳特和莱斯利所论证的学术资本主义成为讨论学科文化的新范式。研究型大学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知识生产的边界正在发生变化，导致学者越来越注重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作。这种新的学科文化意味着学者从基础研究中获得新知识新思想的传统日益遭受挑战，学术研究逐渐朝着找到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跨学科的趋势[6]。因此，知识生产的概念进入了社会建构主义的领域，根据伯格伦德（Bogelund）的观点，社会建构主义意味着知识本身不再是真实的确定性本质，而是通过一个学术生产过程创造出来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学者正在从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生产者，转变为合作创造增长和利润的生产者[7]。

研究型大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参与者，也是国家扩展全球竞争力的工具，其角色的变迁高度影响着学科文化、学科认同和知识领域的稳定性。诸如生物药学和医学等专业化程度高的学科倾向于开放他们的学科以对外部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但他们同时通过扩大在决策制定中的影响力保护学科利益和核心信念。由于大学与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以及通过知识生产促进创新的需要，学科精英需要不断开放他们的学科领域。学科文化和身份的转变是由于学术内外影响高等教育结构的力量作用的结果，学科文化的变化将对学术生产带来显著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按照社会建构论视角，本文选择使用定性方法和解释范式进行研究，采用案例研究设计法，以便能够更好地了解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模式是如何变革的，进而辨识出这些变革所形成的新的学科文化形态。

本文选取的案例佛罗里达大学是坐落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市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8 年大学排名，该校综合排名为43位，在公立大学中位列第9。

为了确保大学的全面覆盖，本研究选取软硬结合和纯粹应用结合的学科领域。我们从副教授类别中选择了8 名参与者，从正教授类别中选择了6 名参与者。此外，还访谈了一名学术技术支持办公室（Office of Academic Technology，负责为教师提供学术支持的校级机构）的主任。笔者利用在该校做访问学者机会，在合作导师Dennis Kramer 博士帮助下通过了该校研究伦理（IRB）评审，通过邮件邀请受访者，最后再根据参与者的学科领域知识和对知识生产的贡献，有目的地选择了他们（见表1）。访谈为半结构方式（围绕科研合作经历、卓越学科计划的参与经历、科研服务对象、学术声望制约因素等方面设计访谈提纲），访谈时间约1 小时左右，访谈录音经转录后编码作为本研究的主要分析素材。

表1 访谈对象特征（总数：15）

本研究通过三个阶段的系统定性数据分析，归纳出案例高校主要的学科文化类型。首先，通过对访谈转录文本的仔细研读和比较，确定了一套与学科文化及其对大学科研影响的初始代码。例如，团队合作、合作发表、交叉学科、多学科团队、服务社区、企业合作、政府、服务当地、伙伴关系、国际合作、应用价值、市场、纯学术、自由、知识价值等，都是从原始的访谈记录中提取出来的。其次，采用主轴编码方法建立初始编码之间的联系，识别与研究问题最相关的中心类别，形成跨学科、基础与应用研究、合作等概念类型。最后，进行分类别分析，以确定不同类别的性质、规模和关系的情况，对访谈文本进行类型归纳和对照比较。为保证研究的信度，采取三角互证法进行检验，以该校2015 年制定的战略规划和2013 年制定的卓越学科建设计划作为辅助数据来源，并邀请合作导师Kramber教授和两位受访者对编码和类属进行反馈。

三、研究发现与讨论

基于对半结构化访谈数据和战略规划文本的分析，揭示出佛罗里达大学的四种主导性学科文化，即：跨学科取向的学科文化、合作取向的学科文化、应用研究取向的学科文化和基础研究取向的学科文化。

（一）跨学科取向的学科文化

吉本斯提出的知识生产模式2 提倡超越学科界限，注重科研对社会的贡献度，促使不同领域的学者在跨学科或多学科环境中共同生产知识。纯学科和应用学科的研究参与者都承认，他们重视跨学科性。例如，硬-应用领域和硬-纯领域的正教授分别分享了如下内容：

在这个实验里，作为生物学家，我们的工作是在生物药学的最基本层面上提供知识。虽然知识的本质是结构化的，但我们也重视团队合作。例如，我想使用化学家的知识来识别生物中的特定化学物质。与他人合作产生知识是很重要的。我们与药学院的合作是最为紧密的（生物药学教授）。

我们这个系本身是跨学科的系，有很多的团队合作。例如，我们已经与健康科学、公共政策等领域进行了合作研究。我和本系16 位同事中的7 位一起发表过论文，我想自从我来到这里以来，有42 位不同的学者与我合作发表过论文。帕金森氏症研究小组是跨学科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合作（应用生理与运动机能学教授）。

副教授们也强调了团队合作和跨学科的重要性。软-纯领域、硬-纯领域（学术研究方向）、软-应用和硬-应用领域（创业研究方向）的副教授分别阐述：

我与其他学者合作写书，比如我的一个研究项目，是关于法国的政策研究，合作者精通法语，所以这是一种我更喜欢的合作，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有不同的进步，在一起他们可以更强大（政治科学副教授）。

我们重视团队合作，因为我们做的大多数研究都需要某种形式的共同努力。你可能是材料方面的专家，当遇到环境问题时，你需要一名化学家，正因为如此，即使我们在训练学生和做研究时，我们也强调团队合作。没有共同的努力，你是不可能进步的（物理学副教授）。

旅游、休闲与运动健康系的一位副教授说：……所以我经常和他们合作。自然资源生态学家、热带生态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通常是我们合作的人。

从以上的回答可以看出，各个学科基本上都非常重视跨学科文化。这意味着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人员有可能与科学领域的同行进行合作。与其他学科的人合作可能被视为一种获取专业知识的方式，也是获得外部资金的机会，有利于学者获得声望和知名度，有利于汇聚知识和解决大而复杂的问题，有助于加强知识生产和创新。

佛罗里达大学的学术技术办公室主任也提道：我们部门也在为支持跨学科合作研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工作，尤其是通过技术支持帮助教师分享各种类型的学术信息和成果方面，是我们的工作重点（高级管理人员）。

2013 年该校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一同入选佛州卓越大学建设计划，随即该校制定了卓越学科建设计划。该校卓越学科建设计划对一流交叉学科建设非常重视，支持各学院之间的合作和人力资源的共享使用。该校的研究和创新政策鼓励建立多个跨学科联结体，以确保通过多学科研究增加研究的数量。然而，一些研究参与者对跨学科的成功表达了复杂的情感。他们发现，学科之间的联系仍然薄弱，因为尽管卓越战略声明了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但学术研究主要是在学科体系中进行的。万恩利（Wernli）和达尔贝莱（Darbellay）认为跨学科是由强大的科学和社会需求驱动的[8]。本研究提出，佛罗里达大学的跨学科文化是在与全球、区域、国家和社会力量竞争的需要下产生的。上述背景下知识的日益工具化，以及知识社会的来临，促使跨学科的文化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模式，在案例大学逐渐受到重视。这一点在受访者的反应和该校政策和战略中表现得很明显，这些政策和战略强调跨学科、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知识与基于学科的研究共同生产知识。

（二）合作取向的学科文化

除了进行跨学科合作，受访者还谈到了与政府、企业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涉及国际合作、大学与政府企业合作等。该校战略规划和卓越计划提出，改革学术组织结构、课程和研究，以解决有关社会需求的相关性和响应性的问题。促进大学的开放性，使其更具渗透性，以促进与佛罗里达州、全美乃至全球的持续接触。佛罗里达大学在卓越学科建设计划中非常注重建立与城市社区、政府以及企业的合作关系。该校有占地40英亩的创新孵化器，孵化了大批大学与高科技企业的合作项目，与奥兰多市合作建设科研与学术中心和医学中心，将与大学所在的盖恩斯维尔市合作建设“新美国城市”。

从访谈看，软-纯、软-应用和硬-应用领域的全职教授说道：

我们重视合作和伙伴关系，因为我们需要拓展资源。佛罗里达大学野心勃勃想成为最一流的大学。我所在的学系与佛罗里达州的交通、旅游与健康管理部门紧密合作。该系与阿斯彭研究所（the Aspen Institute）合作建立了“运动政策与科研合作”跨学科项目，开展儿童运动与健康方面的政策研究，为全美提供相关的行业标准服务（旅游、休闲与运动管理系教授）。

我们重视合作，希望吸引很多合作者，我们的卓越计划研究基金要发挥真正的效益，需要这么做。我们卓越计划的初衷就是通过资助跨学科合作研究，提升学科的影响力，而且当你与其他人合作时，更容易获得外部资金。举个例子，如果你要获得当地政府的资助，你就需要建立与当地政府的合作关系（生物学教授）。

同样，副教授强调了建立合作和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例如，硬-纯领域（学术研究方向）的副教授说：

我不认为我们与工业界合作是一件坏事。相反，它给我们的洞察力是我们在做基础研究时永远不会遇到的。这种明确的目标导向，也是我们在研究中不断把握时代脉搏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来自带有行业色彩的研究项目（物理学副教授）。

另一位来自软-应用领域的副教授强调了在大学工作中建立国际合作关系的重要性，他说：我们重视国际协作，因为那是资源所在的地方，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由与我们协作的人决定的。例如，我正在领导一个与康复医疗有关的项目。我们正试图做一个经济分析的技术和研究项目介入后的影响（旅游、休闲与运动管理系副教授）。

同样，佛罗里达大学的学术技术办公室主任也认为，建立国际合作与伙伴关系的文化受到高度重视，因为这些合作能够提高大学的国际声誉，有助于学术研究。

为了确保高等教育机构的地位和合法性，大学必须与当地和国际合作伙伴合作，使它们能够在研究支持等方面建立影响力。根据研究参与者和研究相关政策（如研究和创新政策），建立合作和伙伴关系是支持在佛罗里达大学生产有影响力的知识的学术战略之一，研究合作是提高研究成果质量和影响的必经之路。博耐特（Bennet）和杰赛尼（Jessani）强调，相关知识的生产依赖于研究人员和最终服务对象之间的伙伴关系、合作和个人接触[9]。受访者谈到了建立合作文化的益处：出版物的数量增加；产生更多的国际认可的研究；获得额外的研究经费和制度奖励如晋升，提高学术人员访问量；赚取额外的收入；国际会议的邀请以及佛罗里达大学学术排名逐年上升等。这证实了凯特兹（Katz）和马丁（Martin）的研究结果，他们强调国际研究合作通常被认为是有价值和有用的，尤其是对政策制定者而言[10]。贝亚克（Barjak）和罗伯逊（Robinson）的研究证明了国际合作对研究数量和质量的积极影响[11]。相关研究强调了科学出版物中国际合作作者的增加[12]。从高影响力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来看，与国内独著或国内合著出版物相比，国际合作论文的引文量增加更多[13]。

（三）应用研究取向的学科文化

受访的不同学科领域的教师普遍认为，学术工作的应用价值是各个学科都应该考虑的问题。他们以某种方式努力使研究服务对象参与到知识生产过程中，这使他们能够生产出具有实际成果的知识。在参与者给出的描述中，反复出现这样的声音：通过参与实践，领导跨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参与应用研究等。在这方面，软-纯和硬-应用领域的两位正教授对此进行了阐述：

我们重视政治学科的实用性。虽然我们追求学科的学术声望，但在教师个人的研究和教学上，也注重实践导向。比如我个人也会为社会公众写一些评论文章，我们的政治科学系也会参与佛州的政治问题讨论和政策议程的塑造（政治科学教授）。

生物医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我们做的很多研究都是动手操作。当然，在实验室的每一项研究的背后，我们都在寻找实用的创新。你能想出对社会有实际价值的新知识、新想法、新事物吗?我们的实践取向帮助我们发展一种文化，定义我们是谁（生物药学教授）。

来自硬-纯领域的副教授表示：人们认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分开的，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组合，通常基础科学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为应用提供燃料。要想在应用领域获得更高的成功机率，我们必须充分了解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的基本机制，这一点非常重要（物理学副教授）。

虽然作为一名来自学术研究方向平行的软-纯领域的副教授表达了一些保留意见，但他也提到了应用研究的必然性。用他的话说：

虽然我们的有些研究还缺乏实践导向，但我们非常重视它。当我们制定筹资建议时，我们意识到发展伙伴的存在。发展伙伴要求进行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为学术界以外的世界作出贡献，尤其是作为政治科学这样的学科，有时候不得不往这个方向上去追求（政治科学副教授）。

从上面的声音中，可以看出硬领域和软领域的参与者之间的差异，即作为应用研究先驱的实践性（实践方法）在其不同学科领域的深化程度不同。结果表明，尽管跨学科领域的研究实践取向受到高度重视，但它在硬学科中更为根深蒂固。从访谈看，不同类型的学科都在追问“研究为谁服务”的价值信念。在该校的卓越计划中更是明确提出资助跨学科应用型研究项目，服务大学所在的城市。虽然与工业的密切联系受到赞赏，但研究人员也谈到了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的各种紧张关系。

（四）基础研究取向的学科文化

受访者普遍表达了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当问及“你科研的服务对象是谁”时，受访者普遍认为他们研究成果面向的一个重要服务对象是学术市场。在这一市场中，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大学研究人员表现出遵守各自学科领域和学术界的专业规范和规则的趋势。这种文化在佛罗里达大学可以从软-纯、硬-应用和硬-纯领域的全职教授的描述中看出：

显然，在政治科学系，人们可以参与和辩论：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在某些方面，研究必须影响公共领域的政策这一观点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研究实际上是大学作为思想交汇的市场的一种表达；争取空间和清晰度，以及人们将这些想法推向一个或另一个方向的地方。学者确立声望的关键仍然是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我所熟悉的研究是基础研究（政治科学教授）。

生物医药实验室研究人员认为，目前的情况在单位层面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指出，没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未来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应用的基础最终都是基础研究。因此，良好的基础研究被认为是所有技术突破的必要前提。

在这里，我们在90 年代初开始了基础研究，现在可以说，几年前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收集它的成果。它确实花了大约10年的开发工作，然后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例如，它有可能建立这个公司，这样它就有了生产的必要先决条件。这真的不容易。（生物药学教授）

来自软-纯领域学科的副教授更是认为基础研究是学科的核心。

我重视基础研究，因为它涉及知识的根源，技术的根源，科学的根源，人类的根源，以及它们来自哪里，并为当今世界的需求提供建议。唯一的不同是，它没有告诉你做ABC，但它显示了趋势和方向（政治科学副教授）。

来自硬-纯领域的副教授表达了基础研究的耗时耗力：在这个领域做基础研究是极其困难的。为什么这么难?因为这是一项非常昂贵的业务。在基础研究中，你要敲很多扇门，几十扇门，也许才有一扇会打开。每次你进入这个科技世界，它都要花费一大笔钱。研究人员经常提出，他们想做这个，想做那个，但要开始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正有始有终的项目和资金都非常紧缺。（物理学副教授）

大学层面的高级管理者也认为，佛罗里达大学重视基础研究：作为一个大学，我们重视基础研究，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拓展知识的前沿，获得指导应用的理论。没有一流的基础研究，不可能确立研究型大学的领导地位。

由此可见，开展基础研究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佛罗里达大学战略规划2015-2020》提出强化大学的基础研究地位，关键绩效指标之一是提高大学利用资源从事基础研究的能力。在卓越计划中则提出通过推进基础研究等，继续致力于成为一个全美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从以上研究看到，佛罗里达大学不同类型的学科都重视基础知识的生产。当应用研究专门解决世界上最大的问题——贫困、能源、疾病或建立新的企业以促进经济发展时，为什么仅仅为了好奇心、发现和知识而从事基础研究呢？受访者认为，这是因为基础研究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没有它，应用研究就会消失。上述发现得到了哈卡拉（Hakala）和于利约基的支持，他们认为：基础研究人员其研究结果服务的主要受众是科学界；基础研究体现了传统的学术价值和规范，如学术自由和以好奇心为驱动的研究主题选择；研究人员工作的主要动机是在科学界获得认可[5]。研究结果也支持了卡拉吉尼斯（Karagianis）的观点，即基础研究是创造新知识、解决大问题、支持应用的火花，从事更高水平应用研究的机构将从基础研究的额外投资中获得更高的绩效回报。这可能意味着基础研究计划拓宽了大学的知识储备，从而提高了未来应用研究的绩效[14]。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将基础研究看作是应用研究与绩效回报之间关系的补充，那么参与基础研究是合理的[15]。

四、结论

在佛罗里达大学不同类型学科组织中，四种学科文化占主导地位，包括跨学科文化、合作取向的学科文化、应用研究取向的学科文化和基础研究取向的学科文化。虽然这些文化在各个学科领域中扎根的程度各不相同，但没有一种学科文化与其所在的学科领域是相互排斥的。相反，所有的文化都存在于各个领域中。上述结果表明，对知识的性质、学科领域、学科认同和学科文化的早期发现需要重新审视。在已往的学科文化研究中，纯学科（如物理学和历史学）被认为是不可逆转地固定在模式1 学术价值观上，即远离实践的学术自由探究[2]。在本案例中，纯学科也从事模式2 科学的生产，即面向社区和与政策相关的知识的应用研究。而被认为更倾向于某些实际目的的应用领域生物药学和其他更倾向于提供以改进专业实践为目的的功能性知识的应用领域也从事基础研究的生产。

由此可见，已往研究中提出的学科领域与学科文化之间的刚性匹配关系并不能完全解释佛罗里达大学案例。本研究的发现也与比格兰和特罗勒尔的描述不完全符合。他们的研究认为：第一，学科文化是稳定的，学者在各自的领域内获得稳定和合法的身份；第二，纯领域的学者关注的是内部，而应用领域的学者关注的是外部，与纯领域的学者相比，他们参与的合作更多。而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看，稳定的学科文化和身份是一种幻象，学科文化身份应该被看作是流动的和短暂的。同一门学科的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以不同的方式建构和理解知识，越来越少地共享学科传统和特定的学科文化。在佛罗里达大学，来自制度环境（科学界和合作伙伴）的压力和卓越学科建设计划的推力，促使教师积极参与跨学科领域研究，这日益模糊了学科界限。这一发现支持了吉本斯等人的观点，即随着全球化及其相关的“新”知识生产形式的出现，学科边界正在变得模糊和具有渗透性。知识生产的概念已经进入了社会建构主义的领域，学术科学家正在从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生产者转变为由多个参与者合作创造价值的生产者。他们必须承认，研究资助格局正在改变，“无论科学家喜欢与否，他们的研究的社会影响是吸引公共资金和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日益重要的因素”[16]。

进入市场并不意味着研究人员愿意放弃学术界的价值、规范和理想，而是希望同时抓住这两个世界。由此可见，在单位中发生的变化，其特征是连续性而不是根本性的断裂。由此可见，传统学术文化并没有被“后学术文化”所取代，传统学术价值观和规范仍然是大学研究的核心[17]。也没有实质性的迹象表明“认知漂移”倾向于市场逻辑。换句话说，尽管市场标准在评估研究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在真理主张和研究质量方面的学术标准仍然具有相关性[18]。这意味着当前学术界的情况是以两个价值集并存为特征的。面向市场的价值和理想得到加强，例如强调吸引外部资金、在资助机构内建立良好声誉、成本效益和效率的能力以及在学术界内外建立和维持大型协作网络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传统的学术价值和理想，如自由和自主、在同行中的声誉、在科学界的认可、在高排名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和对某一领域的智力贡献，也被认为是研究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然而，协调两种文化关系是不容易的。本文发现，在市场导向和学术导向之间存在着几种紧张关系。因此，在市场压力下，保持核心学术价值和理想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许多研究人员之间似乎有一种真正的恐惧，认为市场化将进一步侵犯研究自由，从而导致越来越少的学术兴趣和个人发展机会。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某种抵制和对“回归学术传统”的渴望可以在每一个研究单位中找到。尤其在纯学科领域，这种不愿意增加创业和应用导向的态度也表现在访谈中强烈的怀旧语气中，研究者们渴望在工作中享受学术自由的失落的黄金时代，从而表明他们对传统学术价值的承诺。在学术部落中，大学管理者需要创造适宜的环境以求得市场导向和学术导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平衡。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看到，作为公立研究型大学的佛罗里达大学主导性的学科文化决定着不同类型学科的学术方向。有迹象表明学者研究主题的选择越来越多地由研究小组和大学正在合作的不同利益相关者所决定。同样，从事应用研究的文化是工程和医学等应用科学领域从事研究的主要推力。传统研究成果（如同行评议的期刊、专著）的产生，则部分源于在非常基础的层面上生产知识的学科文化。本研究的意图是使日常生活所基于的想当然的背景假设变得可见，并增加学术领域之间的自我理解。不同研究领域的代表在承认各自不同的核心承诺时，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从而促进在合作研究项目中的对话与合作。本研究的局限在于，使用社会建构主义哲学、解释主义范式、案例研究设计和定性方法所产生的结果，是案例机构所独有的，其推广性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予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