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历史学说研究

秦文

摘 要：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家，孔子历史学说颇具特色，其“微言大义”奠定中国几千年史学“笔削”的传统，影响深远。孔子在历史发展学说方面，主要的是“天命观”但同时也有唯物论倾向，人性是想通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历史是联系变化的，夏殷周历史“因革损益”;在历史编纂理论方面，“正名分”的目的论，首创编年体，主张“述而不作”，在史料鉴别中提出“绝四”，对于有疑问的史料主张“阙如”等。

关键词：孔子;历史学说;历史发展学说;历史编纂理论;天命观;正名分

关于孔子生平的研究很多，兹不赘述。研究孔子，既要避免神化，又要避免“鬼化”，而应该把他看作一个历史的人，把他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进行研究。

1 《春秋》——中国古代第一部历史著作

导师竺柏松先生说，《尚书》和《春秋》是我国最古的史籍。《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但《尚书》不过是史料汇编，而《春秋》则是有一定指导思想和体例的历史著作。

首先，孔子编纂《春秋》有目的，有指导思想，即“义”。《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春秋以道义”;《庄子·天下篇》说，“《春秋》以道名分”。因此，《春秋》的“义”就是所谓的正名以定分，就是正名分。这个“义”也为以后二千多年间的地主阶级历史家奉为金科玉律，认真效法。因此，使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无数史书都成为“正名分之书”，成为“维纲常，扶名教”，巩固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

其次，在于对于史料有取裁，即“笔削”。孔子按他的“正名分”思想对史料进行取裁，“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凡与“正名分”无关的，虽大不书;凡与“正名分”有关的，虽小必书。例如鲁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天王”即周天子，派宰相咺送赗（即車马）给鲁惠公妾仲子。说明天子向诸侯之妾送礼，则名不顺，非礼也。暗含批评周天子之意。

再次，《春秋》是有体例的，既有体裁，又有凡例。它是编年体史书。《春秋》在用字有一定的规范，后来左丘明总结为“春秋五十凡”。如某年记“大水”，左丘明认为“大水，凡平原出水”。鲁隐公九年又记，“霖，大雪”，左解释为“凡下雨至三日以上即为霖，平地尺为大雪”。又如记军事现象“伐”“侵”“袭”，左氏以为“凡军队出师，有钟鼓曰伐，无钟鼓但也不秘密曰侵，悄无声息曰袭”。又如，“弑”“杀”不能混用，前者一般指下对上，后者一般是上对下，如鲁隐公三年，“卫州吁弑其君完”，同年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另外，《春秋》记载少数民族，称吴王夫差为吴子，称楚王为楚子，也常常涉及名分问题，称齐桓公为齐侯;宋国弱小，但亦称为宋公，因为宋襄公是商后，地位较高。在史实方法上，孔子亦有书法，如《春秋》记“天王狩于河阳”，实际上是晋文公命令周天子前去赴会，是不合名分的，于是讳言曰“狩”。《谷梁传》说“为尊者讳耻，贤者讳过，亲者讳疾”。

历代关于《春秋》的评价除去王安石和梁启超之外都很高。关于《春秋》的笔削和讳，历代也有定评，说的最深刻的并予以肯定的当数太史公，“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当春秋乱世，王道衰微，夷狄四起，杜维运盛赞孔子“用历史维持人类文明的深义”，“中国统一的命运，赖以延续”。

2 历史发展学说

2.1 存在与意识关系论

2.1.1 天命观

孔子是典型的天命论者，“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提出“畏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认为道不传是“天丧予”，要认命，“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亡之，命矣夫”，提出要“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不过，孔子“罕言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导师竺柏松先生说：“孔子的天命观是随着他个人的境遇的变化而变化的，大致说来，处境好时，反映天命观的言论较少;处境不好、不得志和颠沛流离时，反映天命观的言论就多。”

2.1.2 唯物论倾向

孔子认为天就是自然万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重视“民”和“人”而远鬼神。“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为国应该首先满足民的吃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针对庶而不富，提出“富之……教之……”，注重后天的学习和磨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2.2 历史发展主体论

孔子主张德治，提出“为政以德”，“德不孤，必有邻。”提倡“礼”与“仁”，主张治民以“信”，“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提出“道”，“人能弘道”。“朝闻道，夕死可也，”并据此将人分为“君子”与“小人”，甚至分出“君子儒”与“小人儒”;屡次谈论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分离出“士”，强调士“志与道”。把人分为三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看重“志”，“匹夫不可夺志也”。重视人的安全，“伤人乎？不问马。”

（1）人性论

人性是相通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都是喜富贵而厌贫贱，“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利己必害人，“放与利而行，多怨”，好色是人的本性，“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2.3 历史发展动力论

孔子主张凡事寻找原因，查找立身的根本“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另外不相信“一言兴邦”和“一言丧邦”

2.4 历史发展模式论

孔子提出历史是有联系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温故而知新”;万物变化是渐进的，“欲速则不达”，提出古今不同有差异变化，“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指出“后生可畏”，学生可以超越老师，“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提出“当仁不让于师。”

孔子提出恢复“周礼”，提倡“忠孝”，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采用，中国历史的“周期律”便产生了。学术与政治结合，孔子成为认识的终极，不能超越，学术变得僵化，我们不能因为王权崇拜而骂学术;何况孔子提出“仁政”，历代统治者也没有几个遵照执行;后来康有为打出旗号，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祖师，便是减少改革的阻力。今天我们翻开孔子的原著，孔子认为学生可以超越老师，可以清晰的看到，孔子的历史观是发展变化的历史观，虽然他崇周。

3 历史编纂理论

3.1 目的论

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导师竺柏松先生说：“这就是说，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讲空道理不如通过讲历史来得深刻和明白。因此，孔子为了宣传他的‘正名分的政治主张和伦理道德观念，就采取了具体地讲历史的办法。”“孔子把历史作为明辨是非、宣传自己政治主张和理想的工具;同时，也把历史作为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手段。从孔子开始，历史就是道德和政治的课本。它是用‘借事明义的手段，‘微言大义，这是一种主观历史。”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并作，臣弑其君者、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正名分

“必也正乎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简而言之，“正乎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忠孝”;孔子进一步解释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孔子批评鲁国大夫季孙氏行天子八佾舞于庭（大夫四）“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据此提出君与臣的职分，“以道事君”，“事君尽礼”，“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3.2 写作论

（1）在史书体例上首创了编年体，这是一种按时间发展顺序记载历史事实的体裁。《春秋三传·序》记载，“纪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

（2）在史书写作上，孔子主张“辞达而已矣”，反对“巧言令色”。对比论人“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正反论人评价管仲，批评他“管仲之器小哉！”，表扬他“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有很多正反对比论君子与小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

（3）《礼记·经解》记载，“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约其文辞，去其繁重”。导师竺柏松先生说，比事指取裁，属辞指书法;比事就是孔子说“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属辞就是寓褒贬于记事之文字之中，达到“正名分”的目的，如“王正月”包含《春秋》大一统思想等。

3.3 史料论

（1）关于史料的搜集、鉴别、使用

孔子很重视史料即“文献”的作用，“子入太庙，每事问”。为了获得夏、商文献，亲自考察，虽然没有得到。

孔子谦虚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反对“不知而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对史料主张“择善而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说自己“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也。”

对史料的鉴别判断上，孔子提出“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对史料不要感情用事，不要绝对化，不要形而上学，不要主观主义。

对史料有疑问，或没有史料根據的事，孔子主张作暂缺处理，“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