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过桂北对广西革命运动的推动

陈峥 陈垣君

摘要：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期间，严格执行有关纪律，关心群众疾苦，并以实际行动支援各族群众的革命，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他们为红军提供物资，担任向导和翻译，救护红军伤病员和收留掉队战士，部分青壮年参加红军队伍。中央红军在桂北停留时间不长，但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提高了沿线民众的革命觉悟，促进了先进思想在广西的传播，对广西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关键词：中央红军；长征；桂北；广西革命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0）02-0117-07

收稿日期：2019-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提振文化自信路径研究”（19BKS210）、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内科研启动金项目“长征与红军壮族干部成长研究”（US18003Y）和“桂林电子科技大學广西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传播与应用研究智库”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峥，男，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陈垣君，女，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教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20世纪30年代中期，红军三大主力及红二十五军在两年多时间，艰苦转战数万里，付出重大牺牲，最后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胜利，史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广西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主要地区之一，在这里发生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血战即湘江战役，同时桂北又是红军长征途中所通过的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地区，因而红军长征过广西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深远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学界主要关注的是红军在桂北的民族政策及实践，对推动该地革命运动问题的关注较少。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一、中央红军在广西的群众工作

1934年9月2日至10日，中央红军第六军团在短短的九天时间，经过了灌阳、全县、兴安①3县（今灌阳、全州、资源3县），完成预期横渡湘江、进军城步的作战任务。二个多月后，中央红军主力从1934年11月25日进入桂北地区，至12月13日到达湖南通道县境，在广西境历时十九天，途经灌阳、全县、兴安、龙胜4县，即今灌阳、全州、兴安、资源、龙胜5县（自治县）。这些地方有部分为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压迫歧视，加之国民党政权的欺骗宣传和对红军的造谣中伤，当红军进入广西后，民众或举家逃避，或高度戒备，与红军的对立情绪严重。因此，能否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正确处理好与各族群众的关系，成为关系能否顺利过广西境的大问题。

（一）严格执行纪律

长征期间，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官兵保持了根据地时期的优良传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侵犯群众利益，做到了秋毫无犯。长征伊始，红军总政治部颁布了《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提出要“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加强地方工作与资材的收集，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1]400不久，总政治部又要求各部队“严格执行阶级路线，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2]936，红军官兵严格执行了这些规定。正如陈云所言：“每个红军战士都知道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3]29

无论是行军作战，还是宿营休息，红军都注意保护群众财产，如有损坏，则予以赔偿。如红九军团在猫儿山宿营，一名宣传队员点火照路，不小心烧了群众的草房，政治部立即向老百姓道歉、赔钱[4]85。在龙胜苗族地区时，有个战士因不慎失火，烧掉了苗民房子，红军赔偿了100块光洋[5]202。

在长征途中，为了解决物资补给问题，红军采取了打土豪和没收国民党财产等措施，但对贫苦民众则予以保护，做到了买卖公平和不侵犯群众利益。如红军经过全县石塘圩，当地一户人“养了五头各两百多斤的大肥猪……红军了解到他家不是土豪，连他家的门都没有进去。”[6]423一位红军连长向群众“买了一只鸡，当时只值八毫子，他却给了一块八光洋。”[6]402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携带了大量苏维埃银行发行的纸币，先头部队使用纸币购买了物资后，苏维埃银行随后设立临时兑换处，用大洋兑换已流通到群众手中的纸币，以免侵害群众利益。如红军在全县石塘圩购买猪肉时，付给群众的是“中华苏维埃的票子……苏维埃政府管银行的来了，就叫群众拿苏维埃票子去兑换光洋”[6]423。

关于这些方面，新桂系首脑白崇禧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他说到：“共方是有主义、有组织、有国际支持之政党，绝不能以旧式打家劫舍之土匪看待。”[7]92

（二）关心民众疾苦

红军在长征途中非常关心贫民的疾苦，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分发给他们，并为民众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如红军经过全县石塘圩，“带领穷苦的群众到土豪家里去破仓分粮，很多人去地主唐祚元和唐源泰铺子里挑了谷子。”[6]423在兴安县界首，红军把“财主的二十多万斤粮食分给穷人，还在关帝庙召开了群众大会，杀了二十多头猪，把猪肉切成三四斤一块的分给穷人。”[6]4201934年12月4日，鉴于军委第一、二纵队及后方机关过于庞大，使所有野战军都成了掩护队，致红军行动迟缓，被动挨打，中央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要求立即检查、抛弃和销毁不必要的担子[8]272。接到命令后，各部紧急轻装，将部分无法携带的物资送给群众。对此，康克清在回忆中说，红军渡过湘江后，准备翻越老山界，因山高路陡，为方便行军作战，她在司令部“清出一大包东西，有蚊帐、鸭绒被和非急需的衣物，叫潘开文拿去送给当地老乡……他们对红军热情友好，收到送给他们的东西，又不要钱，都高兴万分”[9]128。

为离间红军和群众的关系，新桂系派出大批密探化装成红军在桂北各地烧杀掳掠，企图使红军无法获得物资补给。据时任新桂系南宁军校步兵队队长的曹茂琮回忆：“白为了嫁祸红军，加深老百姓对红军的恶感，同时也是为了想抵消红军与老百姓的亲密关系，因而他曾指示我们派出得力的军官等候，进到红军经过的村庄，放火烧房子，并向老百姓造谣说这是红军干的，企图使老百姓对红军产生恶感和厌恶。”但由于红军对被烧毁的民房主动进行赔偿，并抓住纵火的特务，向群众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使得“这一个恶毒勾当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恰恰相反，当老百姓明白了烧房子的真相后责骂白丧尽天良。”[10]388-389

（三）支援各族群众的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民族问题，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早在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就提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主张，如少数民族的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的一部分，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等[11]755。党和红军在征途中，对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大力支持。

1933年，桂北瑶民因不满新桂系的暴政而发动起义，后被镇压。中央红军长征在灌阳文市停留时，瑶民领袖凤福山派奉永太与红军联系，奉向红军说明来意：“你们也是红家，我们也是红家，大家都是一家人。”并说他们“受尽了汉官财主的压迫，要求红军帮助解放他们”。红军热情招待了这位瑶族代表，“表示愿意和他们联合，……替他们求解放”，并“送了很多礼物给他带回去”[6]235-236。与此同时，红军总政治部十分重视这件事，讨论并拟定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该文件指出，红军“对瑶民（或苗民）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汉族压迫与剥削，汉族与瑶民的民族平等，给瑶民的彻底的自决权。”“推动广大的瑶民群众进入革命斗争的阵线”[12]27-28。随后又发布了《对苗瑶民的口号》13条，提出“民族平等”，经济政治上“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12]29-30等主张。红军还在桂北书写和张贴了大量标语口号，鼓励各族群众起来革命，如“打土豪分田地！”“全国民众全部武装起来对日作战！”[12]68红三军团的一个师首长还在龙胜会见当地曾参加桂北瑶民起义的头领杨进六等人，并在岩壁上书写“继续斗争，再寻光明”[6]421，鼓励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广西群众在革命斗争中，装备十分落后。为支援群众革命，担任中央红军长征后卫的红三十四师一部，撤退到全县立田村（今属灌阳县新圩乡）时，将60多支步枪、数百发子弹以及几十个麻尾手榴弹送给当地村民[6]417。这些武器在当地群众后来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桂北各族群众大力支援红军

中央红军在征途中，把部队的作风建设放在第一位，执行了严明的纪律，沿途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和团结各族群众，建立和巩固了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从而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文明军队的形象，赢得了理解与支持，得到了民众的倾力相助，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战略转移的胜利。

（一）筹集物资

中央红军在长征期间，物资经费极为紧张，给养补充十分困难。红军解决后勤物资补给的途径，一是采取打土豪、作战缴获和没收国民党财产等方式；二是向群众购买。中央红军长征所经过桂北各县，地瘠民贫，再加上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围追堵截，导致物资供应十分困难。

为堵截红军，新桂系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并派飞机在全县西延区等地撒传单，严令群众“速往山顶躲避，并将粮食亦要运藏上山”[13]46，以断绝红军物资供应。在国民党的恐吓和蒙骗下，民众大多逃离村庄。如经过猫儿山时，瑶民“分不清红军与反动派的区别，听到红军来到的消息，也同往常躲避汉人一样，在山上藏身了。”红军因而出现了“粮食快吃光了”“有钱买不到粮食”的可怕局面[6]83-85。

由于党和红军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并用实际行动向民众证明了红军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武装，民众对红军由怀疑、疏远变为信任、亲近，红军得到了各族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所需的给养基本得到解决。如一个“老年的瑶人”说到：“红军同李家粮子不同，不杀人，不派款，好得很！”[14]中央红军经过灌阳时，瑶族妇女奉小妹、奉九妹，解决了30多名红军官兵粮食问题[15]13；灌阳县新圩板桥铺有“二十多人帮红军磨米”，并送饭给红军吃[6]396。中央红军第五军团、九军团和红三军团第四师十二团路过龙胜苗族地区，苗族老人苏益有等积极为红军筹粮、备菜[5]202。对此，红九军团参谋林伟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对我党尊重少数民族的政策十分欢迎……沿途烧茶送水，招待红军，每过一村，男女老少伫立路旁，观者如堵。”[16]67-68

（二）协助红军过境

对中央红军来说，桂北是完全陌生的地域，在这种不熟悉的地区行军作战，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是很难完成作战计划的。经过动员，群众纷纷为红军担任向导和翻译，给红军带路，铺路架桥，提供情报，掩护红军脱险，使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广西。

红军尊重所雇请的向导和民工，并给予数量较为可观的酬金，得到民众的支持。如红军到达全县两河乡聂家村时，请村民聂昌善带路，他为红军带路四天三夜，使红军顺利到达目的地[6]398。红军从全县过三千界，唐家银、唐家珍等兄弟三人都帮红军挑担带路，一直送到湖南[6]404。中央红军前锋部队进入灌阳后，立即在灌江上搭建浮桥，以便主力通过，有村民60多人去帮红军架桥[6]439。红军经过灌阳水车镇时，请村民蒋国达带路，“给了他蛮多钱，他很高兴，说下次喊我去带路我还去。”[6]442

中央红军所经过的桂北地区，居住着瑶、苗、侗等少数民族，红军官兵对少数民族语言不熟悉。语言沟通不便，不但使得紅军与群众之间难以交流，而且还容易造成双方的误解，引发纠纷和冲突，甚至导致对地形不熟悉的红军在行军作战时迷路或错失战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为红军担任翻译，引导红军过境。如龙胜侗族同胞伍户斌，为红军保卫局警卫班作向导当翻译，帮助红军顺利通过了通道县和黎平县的侗族地区[17]363。1934年12月，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奉命到龙胜县马堤河口布防，准备从兴安两金越过才喜界，才喜界筑有坚固寨墙，驻有瑶族民团后备队，红军在瑶胞盘贵荣的带领下到达才喜界时，盘用瑶语向喊话，说明红军是贫苦大众的队伍，瑶族民团主动拆开寨墙，红军不费一枪一弹顺利通过[18]17-20。因红军迅速越过才喜界，龙胜民团副司令黄人超不敢迎战，闻风而逃。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负责追击和搜捕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却军纪败坏，经常滥用民力和勒索民财。1934年10月，新桂系闻红军即将进入广西，即“命各区乡村长征调民工，运砖瓦、石灰和各项材料，兴筑碉堡，以备团队阻击红军之用，一切费用皆责诸人民负担，政府不给分文。”[19]154这导致民怨沸腾，使其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很难了解红军的动向。新桂系军队在追击红军后卫部队进入龙胜天云山时，遇到沈再德、沈再富两兄弟，向他们打听红军的去向，他们故意指引了与红军前进相反的路线，使这部分红军脱险[6]412。

（三）救护伤病员和收留掉队官兵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由于行军作战任务繁重，医疗条件极差，常有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治疗，红军也无法带走，再加上不少官兵因疲劳过度、迷路或其他原因掉队落伍，因而留在桂北各地的为数不少。

中央红军离开广西后，国民党派出大量武装人员进行搜捕，很多群众冒险收留救护红军伤病员、掉队战士和失散人员。这些被保护下来的红军官兵，有的伤愈后重返队伍，有的回到了原籍，有的在当地安家落户，这就为革命保存了一批力量。如1934年12月7日，红三军团一部路过龙胜周家，“有四个伤病员，因伤瘸严重，再也走不动了。瑶族农民余少林兄弟三人见到了，决定收留帮助治疗。”伤愈后“护送他们出湖南省城步五团，去追赶部队。”[12]9-10湘江战役最后突围时，担任后卫的红三十四师一〇〇团团长韩伟率部转战到兴安县漠川乡协兴村，后被打散，韩伟等6人跳下山崖，他和另外2人“被当地老乡营救得以生还”[20]381。红三十四师代理司药江树祯因负伤掉队，在灌阳新圩被当地村民陆英勇收留[20]71-72。据不完全统计，在桂北瑶族地区，有一二百名红军伤病员得到安置[15]13。中央红军过全县龙溪村（今属资源县）时，留下5个伤病员，躲在附近的山庙里，因几天未吃东西，已是奄奄一息。当地铁匠粟传亮向地主家借粮，为他们送饭和治疗伤口，并将一名叫周富贵的重伤员背回家里医治，这些战士伤愈后，粟又送钱给他们回江西，其中周富贵后参加了红军游击队汀瑞支队[6]411。正如陈云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所言：“我们把带不走的伤员安置在老百姓家里。……老百姓对待我们的伤员很好，当他们的伤养好后便把他们送回部队。”[3]7

（四）参军入伍

红军注意维护群众利益，得到了他们的爱戴与拥护，一批青壮年加入红军和参加革命，使部队增加了新鲜血液，壮大了红军的力量。红军在全县历时七天，所到之处，都有青年要求参军。其中石塘乡水澄村肖和（合）青带领本村3个青年参加红军，路过跳石埠村时，又通过朋友唐世忠串联了4人参军[21]206。据不完全统计，全州县先后有77人参加红军[22]9。红军过灌阳时，青年蒋长元、何苟宗参加了红军的队伍[23]370。灌阳文市望月岭村的一个唐姓地主家里的丫头叫来寿，她逃出来当了一名红军女战士[22]206。时任红三军团四师十团三营营长的张震也说到在经过广西龙胜县境时，“群众……有的还要求参加红军。”[24]86龙胜广南寨“有一百多人连续写上名字当红军了。”[25]15

这些在革命最困难最危险时刻参加红军的桂北各族子弟，他们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繼续奋斗，经过党的教育和斗争的考验，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有的还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继续在新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奉献力量。如1934年9月，红六军团西征过桂北时，全县咸水人李水清参加了红军，后改名蒋有全，跟随红六军团长征，历任战士、班长、副政治指导员、炮兵学校分队队长、炮团团长、炮兵副司令员等职，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等[26]1618。1934年11月底，全县蒋授理参加红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云南省文山边防军分区副司令员[27]965。中央红军过兴安县车田乡（今属资源县域）时，苗族青年李德明加入了红三军团，后成为彭德怀的警卫员，四渡赤水时右臂负伤，靠一只左手走完长征，抗战时任八路军五台支队支队长，后参加抗美援朝，曾任北京军区六十四军军长[28]。

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广西前，蒋介石认为消灭红军胜券在握，他在给薛岳的信中写到：“（红军）缺粮缺弹，形如缺水之鱼”[19]38。在蒋看来，红军缺少粮弹，就无法行军作战，二者是鱼水关系。但对红军来说，真正的靠山是人民群众，有了群众支持，红军就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新桂系统治广西多年，在军事控制、政治影响、思想宣传及人力动员等方面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其对民众动员所投入的时间、经费及掌握的资源，是红军远不能相比的。但红军通过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自身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民心，在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获得了桂北各族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有效地解决了后勤补给问题，扩充了部分兵源，最终战胜了各种困难，顺利通过了广西地域。

三、中央红军长征过桂北对广西革命斗争的历史影响

1935年6月17日，毛泽东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庆祝大会上说到：“红军的长征，不仅沉重地打击敌人，锻炼了自己，而且扩大了党的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种子。”[29]106同年12月27日，他又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30]558中央红军在广西时间不长，经过地区不多，但对沿途革命运动的推动和社会进步的促进，意义十分重大，历史影响深远。

（一）播下了革命火种

中央红军在桂北地区除行军打仗外，还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让革命之火点燃了这片土地的热情与希望。在群众的掩护下，很多伤病员身体康复后以各种身份留在广西继续革命，一些掉队官兵也在残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这些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在传播革命思想理论、领导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红军留下来的武器也成为群众进行革命的有力装备。从这方面来说，红军过桂北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革命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奠定了人才基础，准备了武器装备。

1944年，日本侵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一号作战”。8月，进攻广西。到12月，广西80余县市沦陷。日军在入侵广西期间，实行“三光”政策，激起民众的不断反抗，各地抗日斗争蓬勃兴起。据统计，在此期间，党在广西领导的抗日武装有20多支约2000余人，活跃在20多个县，共毙伤日伪军约1000人，击沉敌船60艘，缴获枪械数百支，弹药2万余发，及大批军用物资[31]322。这些武装力量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有不少的是原中央红军官兵和受过红军教育影响的桂北群众，他们团结各阶层民众共同抗日，打击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广西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立田村的抗日斗争。当年红三十四师余部赠送给该村的武器，国民党武装多次进行搜缴，但群众采取多种方式保存下来。1944年7月，全灌②地下党组织组织群众利用这些枪弹成立立田抗日自卫队。日军侵入桂北后，自卫队以立田村为基地，多次打击日军。1944年9月，国民党一个中队60多人与日军100多人遭遇，自卫队前往增援，毙敌2人，伤敌3人，缴获战马1匹，迫使日军逃窜。10月初，自卫队伏击一支40余人的日军，毙敌1人，伤敌2人，缴获物资一批。1945年1月，日军30多人下乡烧杀抢掠，自卫队兵分两路袭扰日军，夺回被抢物资和群众。2月，自卫队袭击一支300多名日军队伍，毙伤日军3人[32]30-35。这些战斗尽管规模不大，对日军造成的损失也有限，但使得日军不敢随意下乡骚扰，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自卫队成员在训练和战斗中也提高了作战能力和军政素质，为以后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作战经验。

1946年6月，第三次国内战争全面爆发。1947年7月，中共地下党领导了桂北武装起义，红军赠送给立田村群众的武器再一次被利用。立田村65户人家，有53人参加了游击队，166人支援过游击战争，26人被捕，6人壮烈牺牲[20]246。1949年5月，中共地下党在中央红军曾活动过的龙胜平等组织起义，成立了人民解放军桂北支队，并成立龙胜东区、北区人民政府，建立了根据地，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在桂北唯一建立人民政权的地区。在这支部队中，有失散下来的原红军战士曾芳仁、邹善和、陈明立、邱家顺等人[6]18。队伍成立后，很快发展到六七百人，曾任红军连指导员的曾芳仁还担任了中队长[33]126。长征时在军委总供给部运输队负责管理的陈新州，在翻越老山界时因脚痛掉队，被当地村民收留，此时“又参加了游击队活动。”[6]410

（二）提高了沿线各族群众的革命觉悟

由于战略转移需要，中央红军在广西停留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红军在所经过地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宣传工作，书写了大量标语口号和散发了宣传品，这些都在各族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中央红军大力支援桂北人民的革命运动，严明的军风军纪和为群众所办的实事，也让桂北人民知道了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党和军队，桂北各族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党和红军是人民的解放者，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获得解放。因此，中央红军过广西极大地提高了桂北各族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他们为红军支援了大量物资，为红军过境提供方便，有不少青年参加了红军队伍。

中央红军离开广西后，桂北各族群众仍视红军为自己的亲人，他们采取多种方式怀念红军。如中央红军离开龙胜后，当地瑶胞在岩上刻下“朱毛过徭山，官恨吾心欢。”[34]375诗句，表达了瑶族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深厚感情和怀念之情。又如中央红军在灌阳县枫树脚村阻击国民党军队时，村民黄荣清救护了一位受伤的红军战士，该战士离开时，将一面红旗交给黄荣清，并对他说：“你将这面红旗好好保存，我们是会胜利的，那时候我来取。”黄荣清与子孙履行了承诺，将红旗保存下来[6]406。这些都说明，红军在桂北深受群众欢迎，这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广西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培育了深厚的群众因素。

中央红军在桂北地区有针对性地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使各族群众经历了革命的洗礼，进一步启迪了广西青年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思想，他们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研究马克思主义，很多青年因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如灌阳青年孙伯威在中央红军过境时目睹红军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对红军产生了向往之情，抗战爆发后，在武汉求学的孙伯威在报刊上看到了陕北公学欢迎青年到延安学习的招生簡章，立即动员赵洪滔、易夫刚等同学奔赴延安，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程[35]80-81。

（三）促进了先进思想在广西的传播

在新桂系的严密统治下，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难以在广西传播开来。中央红军进入桂北后，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僵局。通过卓有成效的宣传与切实的革命措施，党和红军不但向广西人民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把根据地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传入广西，开启了广西近代史上继辛亥革命和百色起义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革命洗礼，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尊重少数民族的自主自决等内容及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主张对日作战、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等主张，得到了广西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

更重要的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对民族政策的执行和宣传以及广大官兵自觉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在实际工作中尊重不同少数民族不同的民间信仰和生产生活习俗，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政策在桂北少数民族地区深入人心。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造谣诽谤也因此不攻自破，广西少数民族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明白并接受了各民族友好、团结、平等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等先进的思想，深刻促进了广西各民族的自我觉醒与他们对中华民族整体意识认识的提高，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的建立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对促进民族团结也意义重大。中央红军在桂北和少数民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接触，深入地了解了少数民族的实际状况，制定和实施了正确的民族政策，提出了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民族纲领。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了解中国国情时，注意把握民族问题的本土性特点和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始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开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红军长征胜利已经80多年了，但长征精神却一直激励着中国人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中央红军过广西所铸造的伟大革命精神，是长征精神的一部分。同样，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央红军长征过桂北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不怕牺牲、团结互助等革命精神，也融入了长征精神之中，为长征精神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种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广西各族人民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推动广西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

注释：

①全县在1959年改称全州县；红六军团经过了当时兴安县的车田乡，今属资源县，没有经过今兴安县所辖地域；资源县于1935年建立，中央红军经过的全县西延区和兴安县车田、浔源两个乡，今均属资源县。

②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境时的新圩镇立田村属于全县，今属灌阳县；全灌是指全县和灌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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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