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性角度解读大屠杀产生的真正原因

胡铁燕

摘 要：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从现代性的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的产生，颠覆了以往人们对大屠杀的理解。书里阐述了现代性的本质要素是如何使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得以逐步实施。事实上反犹主义不足以产生大屠杀，而是官僚体系与园艺文化、受害者的“理性选择”、道德盲视与心理盲视共同作用。

关键词：现代性;大屠杀;官僚体系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无疑是现代社会的一次浩劫，历史上有很多文艺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这场大屠杀的残酷。而本书的作者鲍曼，认为大屠杀并非是人类兽性挣脱牢笼的后果，相反，是现代社会的合理存在。现代社会是一枚硬币，我们平常见到的是我们熟悉的、美好的一面，而大屠杀只是这枚硬币的另一面。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不仅仅是反犹主义、种族歧视那么简单，本书阐述了现代性的本质要素是如何使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得以逐步实施。

1 反犹主义不足以产生大屠杀

大屠杀很容易被认为是社会反犹主义的结果，事实上反犹主义不足以产生大屠杀。由于犹太民族无自己的国家、流浪、经商的等民族特性，数千年来，反犹主义在许多国家都普遍存在，然而这样的大屠杀却难以找到先例，因此反犹主义无法对大屠杀的独特性做出充分的解释。反犹主义作为种族主义的一个典型表现深受现代性影响。现代性社会初期，社会剧烈变动带来焦虑使人们将罪责归于长于工商业的犹太人，现代性使犹太人首当其冲被选作反现代主义式抵抗的首要目标。犹太人作为“三棱镜”群体，总是给社会各阶层充当缓冲器，于是犹太人只能依赖国家保护，这导致他们在遭到威胁时显得异常软弱，毫无反抗能力。

并不是种族主义的思想导致了种族主义的政策，恰恰相反，种族主义首先是一项政策，其次才是一种思想。也就是说，单单反犹主义这样的种族主义思想并不能导致大屠杀，只有纳粹官方实施的种族主义政策，在官僚体系的运转下、在科学的劳动分工之中，大屠杀才有被实施的可能和条件。种族主义作为政治实践有效工具无法与现代科学、现代技术脱离。大屠杀正是高贵的日耳曼民族意图保证当代人及后代人的血统健康而提出计划、目标、政策的结果。种族主义是现代的产物，现代性使种族主义成为某种需要。

2 官僚体系与园艺文化

现代性最重视的是效率，而当人性开始服从于经济与效能的倾向的时候，就暴露出了它的不足与脆弱，这是大屠杀所揭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而科学管理的组织的设计正是大屠杀得以实施的手段和条件。纳粹官僚体系就是大屠杀得以实施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手段。科层制的现代官僚体系忽视了最初的行动目标，对行为对象进行非人格化处理，摒弃行为结果的道德评价。在这样的官僚体系下，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暴力被赋予了权威，行动被例行化。

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它从设计的观点看，所有行为都是工具性的，行为的所有目标不是为了得到便利，就是为了去阻碍。”社会是花园，统治者是园丁，而犹太人对他们来说就是杂草，种族灭绝政策只是一件除杂草的行动，是为了使花园符合完美的安排和设计。当园艺文化与科层制相结合的时候就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他们会通过一系列理性的行动去除社会中被认为不重要的那一群体，其结果就是类似于大屠杀这样的惨剧。

3 受害者的“理性选择”

令人痛惜的是，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仅仅有纳粹的参与，也有犹太人的合作。纳粹通过完善的科层官僚制度以及园艺文化的管理模式实施了暴行，常人还可以理解，但犹太受害者不反抗甚至配合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令人疑惑，鲍曼在书中将此归为受害者的“理性选择”。

纳粹为了更好的管理犹太人，使屠杀得以顺利进行，成立了犹太居民委员会，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指示他们实施各种损害犹太人的行政和经济措施。纳粹赋予犹太精英或犹太領袖以权力，对于被隔离的犹太民众而言，他们具有绝对的权威，犹太人被吞没在整个权力结构当中。对于犹太人来讲牺牲别人性命来保全自己，或者和纳粹合作来拖延大屠杀的实施，无疑是最具有理性的选择，而恰恰这种选择使他们处于任人宰割的地步。

4 道德盲视与心理盲视

现代官僚体系中的劳动分工使任务执行者和行为结果之间构成很长的因果链，结果与行为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远远超过了道德自抑发生的作用。鲍曼认为，现代社会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中间人”：站在我和我的行为中间，使我不可能直接体验到我的行动。中间人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让他看不见行为的结果。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的身体和（或）精神距离的增加超过了道德自抑发挥作用的程度，道德困境随之消失。

心理盲视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纳粹为了将刽子手和受害者隔离起来，避免刽子手的道德同情影响效率，才想出了“毒气室”这样的屠杀方式，使杀手的角色缩减为从屋顶的孔隙往里倒入满袋“消毒化学剂”的“卫生官”的角色，这种隔离完美的消解了道德责任。

5 小结

种族主义政策为大屠杀提供了政治支持，科层制与园艺文化的管理体制为屠杀者者创造了制度保障，受害者的“理性选择”放弃了抵抗，而道德盲视和心理盲视则阻止了了他者伸出的援手。每一个原因背后都有着现代性的影子，缺少任意一个都不会使大屠杀如此顺利地进行，正是这四个原因的共同作用，才使得大屠杀这一事件在现代性中发生。

鲍曼的这本书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同样也是对理性的反思。基斯洛夫斯基说过：“太过相信理性，我们的世界欠缺某种东西。”过分地强调理性，不仅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有相当的危险隐藏在其中，现代世界如此复杂，稍不留意，理性就变成了道德缺失。在书的最后，鲍曼认为，个体能否坚守最起码的道德良知与道德责任乃是避免大屠杀之类的悲剧重演之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