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冠肺炎疫情视角下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李杰

摘 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刘守英认为农村治理问题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关键。当前时逢新型冠状病毒流行，农村成为重要防控地区。如何做好农村的疫情防控，正是考察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时刻。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乡村治理

1 问题的提出

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先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因春节和疫情原因，大约有500多万人离开了武汉。而这500多万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在武汉工作，春节回老家的打工者。他们中又有极大的比例来自各省各地的农村。以安徽省为例，2020年1月25日安徽省累计确诊病例60例，其中农村48例，占80%，呈现出农村占比高和农民占比高的特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乡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实现这一总体目标的关键一环。但是，这也正是我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困难的一环。

2 乡村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难点

2.1 人情治理与依法治理的冲突

葛学溥（1925）通过对广东凤凰村的考察研究，提出了“家族主义”这一概念，认为家族是所有价值判断的基础和标准，村落所有的其他制度都是围绕“家族主义”这一核心。本次肺炎疫情适逢中国春节，在传统观念中，“聚集、聚会”是这个节日必需的形式表达。而国家号召、要求的“隔离”，恰恰与此背道而驰。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之一，村镇干部大多是本地人，特别是本地相对年轻的人。他们在乡村家族体系中的“辈分低”，缺乏家族中的“话语权”。他们的服务对象、治理对象，同时也是他们的亲朋，甚至是父母、长辈。人情的因素在乡村依法治理的道路上将会产生长期的影响。

2.2 乡村治理多元主体地位不明确

乡村治理中的多元主体中，治理主体包括基层政府、村“两委”、广大村民，还有一类特殊的群体乡贤。管理学理论认为，管理者、决策者只能有一个，否则就会造成“多头管理”的困境。然而，乡村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客观上形成了多个管理者、决策者。基层政府、村“两委”在多个主体中的绝对地位受到了冲击。学者吴碧英在2006年就提出，必须化解村落宗族势力的负面影响，才能保证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推进。

然而，不少地方的村“两委”基本被当地宗族势力把持，甚至有的地方是带有宗族色彩的“犯罪团伙”把持。村民的自治与政府的管理之间不断地博弈，合作和冲突视是否得利而做出选择。“自治、德治、法治”三者既可以融合，也可能产生冲突。当冲突产生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谁为主？以谁为先？

2.3 基层干部党性缺乏与基层群众素质欠缺

根据新闻媒体报道，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过程中，既有“严防死守”、通俗易懂地宣传政策的河南省、四川省基层干部。同时有多名基层干部因为失职渎职被处分。比如：湖北省涟源市古塘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擅离职守;也有村干部传播不实短信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张雯闻（2020）指出在防疫期受惯习持续性的影响，治理仍然沿用平稳期的惯习，会造成错配，使得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大打折扣，会让平稳时期的稳定社会瞬间千疮百孔。

部分党员和群众的不重视除了党性觉悟不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素质欠缺。缺乏科学的预防观念，抱着“我又没有生病症状”的思想，不明白或者难以接受科学的防疫观念。

同时，这也和乡村治理中方式方法缺乏科学性、通俗性有密切联系。有的地方虽然进行了政策宣传，但是是以“呆板、生硬”地宣读文件的形式播放。一些专业术语，对于基层老百姓而言无法深刻理解，引起共鸣，也就无法很好地指导行动。

3 对策建议

3.1 坚持党建引领，突出主体地位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涉及各个领域，每个领域都要覆盖，党的领导要覆盖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体现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全过程。

在乡村治理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有助于理清多元主体中各个主体之间的主次之分。在矛盾面前，才能协调矛盾、化解矛盾。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下，传统观念与疫情防治观念发生冲突时，有利于依法快速、有效地针对乡村开展治理。避免80%的疫情都是出现在农村这样的现象发生。

3.2 培育新乡贤，整治“村霸”

“乡贤”一词，在中国自古有之，按字面的意思解释是指乡村贤能之辈。费孝通、瞿同祖、张仲礼、萧公权等人曾从不同角度对其作出了定义，孙邦金、边春慧将其归纳为科举学衔（知识资本）、官职（政治资本）和财富（经济资本）作为乡贤身份认同的三个主要标准。但是同时，乡贤也是“宗法”的代言人，传统乡贤产生于封建社会，乡贤们在用儒家伦理制度来治理地方的时候形成了一种血缘宗法性很强的礼治秩序。这是独立于“法治”之外的另一套话语体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现代意义上的“新乡贤”更应突出适应時代发展需要的现代化的价值观念。胡鹏辉、高继波（2017）认为，新乡贤的作用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新乡贤能够凝聚乡邻，在乡村公共生活中起到关键作用;二是通过道义整合利益，发展出一套适应乡村社会的共享价值规范体系;三是建立共享的价值规范体系，为乡民提供一套行动准则，进而推动村民自治。同时各地的实践已经证明，新乡贤的培育可以是从本乡本土成长起来的能人，也可以是外来的“新村民”。

在培育“新乡贤”的同时，对“村霸”的整治行动也要常抓不懈。2017年1月，中纪委七次全会强调，加大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2017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要求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马华、王晋茹（2017）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村霸依仗宗族势力，操纵基层选举;二是村干部沦为村霸，恶化干群关系;三是村霸漠视法律法规，危害社会治安。只有当基层党组织和“新乡贤”能够承担起引领村民发展的责任时，“村霸”才会失去为非作歹的阵地。

3.3 优化创新乡村治理方式

优化创新乡村治理方式，一方面体现在平时加强宣传学习，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卫生防疫的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在特殊时期要创新工作方式，比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政策的宣传。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我们的宣传工作也要形式多样，达到宣传的目的就是好的宣传。这次疫情中，有的乡村基层干部通过喇叭用本地老百姓能理解、方便流传的语言进行宣传;有的通过敲锣打鼓，编顺口溜的方式传颂;还有的利用现代媒体技术，用“抖音”的形式迅速传播。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宣传的效果。

四川省在本次疫情中除了措施采取较早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针对基层的“网格化”管理，使“早发现、早隔离”防控政策得到落实。在2020年1月28日四川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发布的第2号公告中就指出：“加强村（社区）网格化管理”。事实上，在该公告之前，四川各地就已经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村（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对可能存在的源头逐一排查。提出“对可能的传染源要找得到、管得住、服务好”，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四川省从2008年“512地震”以后，广泛开展应急管理教育和宣传，各层级已经建立起一套相应的应急管理体系制度。

4 结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乡村的治理问题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正是对我国当前乡村治理体系能力的一次检验，一次反思，一次推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