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对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思考

闫世斌

摘 要：此次新冠疫情属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目前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已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地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形成疫情防控上的中国经验、世界方案，为世界防疫工作树立了新的标杆。但在还原这一突发事件的公共治理过程时，不难发现，当下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我国部分公共治理方式与治理场景严重失配，未能有一套完整的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机制来实现对疫情的预测、控制和干预，出现了“治理失灵”。本文基于公共治理视角，以新冠肺炎防控作为现实背景，探讨和揭示了在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我国公共治理机制的一些缺陷和弊端，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有可行性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新冠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机制

1 在疫情应对中，政府公共治理机制缺陷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1）封闭的信息管理系统和决策制定方式。

在疫情前期，部分一线医疗机构及社交媒体已发布疫情补充性预警信息，但未得到政府相关部门重视，使前期社会预警信息难以形成有效的疫情防控决策信息依据，因而新冠疫情没有及时地从公共问题上升为政策问题。此外，疫情发布的报批制度削弱了政府决策的时效性和及时性，未能第一时间出台措施阻断疫情传播的交通路径，使疫情在春运期迅速扩散至全国，错失干预良机，大大增加了疫情防控难度和社会成本。

（2）未能建立高效的各方协调机制，行政体系资源供给不足。

疫情防控前期亟需医疗防护物资，当时正值春节休工休产，口罩等防护物资产能不足是客观市场状况，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政府协调各方调度防护物资，但在现有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机制中，没有建立有效的资源协调机制，导致一线医疗物资严重匮乏，延误确诊病人救治时间的同时造成社会恐慌。此外，政府与医院、医学研究所、药物公司等也没有高效协作，没有充分调动各方力量高效有序地投入疫情防控，客观上加大了前线医护人员的作业强度和工作压力。

（3）行政体制惯性致使公共治理多元化態势难以真正形成。

延续行政主导，未能意识到市场机制的蓬勃发展、社会力量的快速壮大、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已经大大拓宽了政府公共治理的边界和范围，多元化、专业化的公共治理新场景已经形成。在我国，疾控中心作为专业化的疾病研究、防控机构，在体制内仅属于卫健委领导下的技术部门，拥有疾病防控方面的专业能力，但没有发布疫情信息等行政权力，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专家决策保守偏好，无法及时、客观、有效地发布疫情预警信息，使科学研究与疫情防御脱节，社会代价加大。

2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治理机制优化策略  （1）在信息机制上，要建立多元、透明的信息渠道，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敏锐度。

要打破公共治理信息的封闭管理状态，充分重视社群信息，建立有效、持久、多元的信息传送机制，让专业信息及时传送至决策部门，使之转化为有效的决策信息依据，让公共卫生问题及时进入政府政策议程，增强政府非程序性决策的及时性和科学性。同时要重视数字化技术应用，实行数字开放、数据开放，以协调多元主体自主治理，整合社群力量，形成公共卫生治理信息共同体，从而实现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反应、及时处理。

（2）在决策机制上，要明确决策主体，建立全面、可操作性强的应急预案。

要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应急决策机制，合理分配公共卫生应急事项决策权，将决策权移交给具有专业能力和科学研判力的部门。在公共卫生领域，应赋予疾控中心疫情预警权、发布权等行政权力，使专业能力和决策权力集于一体。同时应建立多元、高效的信息输送、收集渠道，使决策部门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及时、有效地做出科学决策。此外，要基于以往经验和现实治理场景建立全面、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公共卫生应急预案，并要根据场景变化和现实需要动态更新应急预案，确保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能够高效运作，降低社会代价。

（3）在执行机制上，要增强行政体系内部资源调配能力及与市场主体、资源部门的合作能力。

多元化治理场景需要多元化治理主体，政府能否有效协调内外部资源是公共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应建立各治理主体间的公共卫生应急统筹协调机制，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能够在物资调度、人员配备、场地统筹、信息共享、药物研发等方面统一协调和调度，及时满足防控需要。要增强多方合作能力，形成公共卫生治理合力，最大程度发挥多元主体公共卫生治理效能，切实提高我国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力和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