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情感·精神：《耶路撒冷》的多重意涵解读

摘  要：70后作家徐则臣在斩获一系列文学大奖后，终于走进批评家的视野。其作品关注现实、角度新奇同时又蕴藏丰厚哲理。2013年推出的《耶路撒冷》以独特的审美导向和坚定的精神立场，给读者提供了多维度的解读空间。“耶路撒冷”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能指，包含了多重意涵。它既指静态的地理概念，又指不断变化的时间范畴;既是情感的表层象征，又是精神的终极寄托。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作家建构的多层话语空间。因此，对“耶路撒冷”的多重意涵进行解读，可以一窥“耶路撒冷”这一能指之下潜藏的丰富所指。

关键词：徐则臣;耶路撒冷;文学坐标;情感表征;精神向度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基于书城到书房变迁的新世纪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以徐州为例”（201910320117Y）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3年3月2日《耶路撒冷》初稿完成，后经5月份的修改，最终于11月改定。至此，呈现于读者眼前的是一部厚重的、多维度的、具有独特审美内涵的著作。近年来，徐则臣作为青年作家，以“花街”为文学创作的中心地带，极力编制其特殊的文学版图，而《耶路撒冷》在其建构过程中，延伸了其自身独特的地理概念，这一外来的音译词汇已然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能指。纵观其整部作品，对耶路撒冷的描摹极其稀少，更多的是将写作中心放在以初平阳为代表的青年群体的生活和命运之上，关注的是这一群体内在的精神困境，乃至困境之下精神（文化）维度上的终极救赎。

“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共时的符号系统，其中的每一个符号被视为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组成。”[1]能指与所指之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任意关系。后来结构主义诗学将其作进一步发展，认为在“诗性”语言中，符号与其对象脱节，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被打乱，在此情形之下，便使符号作为自身价值的对象获得了某种独立性。因此，“耶路撒冷”这一“能指”，除了表示世界地理版图中的那隅奇异的土地之外，它还是亲情、爱情、友情、乡情等多重情感的表层象征，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耶路撒冷》中作者借其宗教维度上的文化意义，探索他的文学途径和文学路向，以给其笔下的人物以方向上的指引和信仰上的坚守。但徐则臣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他将笔端触及到了整体社会的文化结构和集体潜意识中，以纯净的精神领域为叙事立场，给作者笔下的人物乃至当代处于精神困境的群体以精神上的终极寄托。

一、文学坐标的外向延展

耶路撒冷（Jerusalem）位于犹地亚山区顶部，它以宗教性的地緣特征固化人们的认知方式。观其内在区域划分，可以发现耶路撒冷东部为穆斯林区，西北部为基督教区，西南部为亚美尼亚区，南部为犹太教区。四分五裂的地理版图，唯一的划分标准便是宗教派别，这种特有的、带有美学特质的地理图景，其存在本身便有其内在的神性色彩和宗教特质。徐则臣不着痕迹地将其引入作品，并以此为题展开叙事，吊诡的是他在作品中淡化了“耶路撒冷”在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特征，保留的只是宗教（文化）维度上的文化内涵，消解了客观世界中其激烈的战争冲突和复杂的政治权利心理及群众社会心理。因此，“耶路撒冷”的地理概念是一种宗教地理，一种文化地理，更是一种精神世界中的地理。

初平阳归乡是为了卖掉大和堂凑够出国读书的经费，当归途中遇见老何问他去哪读书时，初平阳第一次提道：“到国外念。耶路撒冷。”[2]13在一个独处于乡间的老者面前提出“耶路撒冷”这一极度陌生化的地理概念，凸显出强烈的异质元素。这一音译的外来词汇与具有浓厚乡间气息的花街，在地理概念和环境渲染上产生鲜明的错位感。而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度，在一定程度上暗含着徐则臣文学地理版图的外向延伸，是一种有限与无限的视角转换。在花街这一有限的地理概念和空间限域之下，介入“耶路撒冷”这一外来的完全陌生的地理概念，将有限拉长至无限，让花街在既有的民族形式下融入陌生化的异域元素，编造陌生化的符号系统，其最终结果便是丰富花街的民间审美形态，扩大作者的民间艺术空间和艺术审美空间。

徐则臣自文学入场以来，特别是自《花街》之后，一直建构自己的文学阵地，到《耶路撒冷》出现时，读者已然看见了一个清晰的、澄明的文学地标——花街。徐则臣借助敏锐的虚构和想象，丰富和延伸其笔下的花街甚至是其文学世界，构成其文学意义上的故乡。因此，“耶路撒冷”这一地理概念使作品增添了异质文化景观和异域民族语境。即使是不在场的叙事，花街仍然呈现出当代文学领域里独特的美学形态和文化形态。

二、情感表征的交互勾连

表征（representation）是一种信息记载和信息表达方式。符号语言学认为，它是指代某些现实或非现实的信号或符号。聚焦到文学作品中，在对待情感的非实体性上，作家通常选用特定的称之为“意象”或称之为“表征”的符号元素，来达到情感抒发的目的。再聚焦到《耶路撒冷》中，徐则臣通过民间立场的消解、青年群体的情感勾连、爱情的解构等系列形式，将亲情、爱情、友情、乡情等多种情感形态安插进“耶路撒冷”这一特殊的表征中，也就是说“耶路撒冷”是徐则臣在作品中建构的情感框架和情感表征。

《耶路撒冷》开篇即交代暂居北京的初平阳为卖大和堂而返归故乡的情景。当其现身花街时，街上的一人、一事、一景、一物皆牵动着初平阳内心早已存在着的羁旅愁情。此时的花街，充斥着咖啡馆、酒吧、网吧等现代城市符号，且家乡在经济浪潮的喷涌中为发展现代旅游业而歪曲历史，为名妓立传，甚至拆除民间场域里具有历史印记的传统遗址，这些“杀手”们联合起来，共同侵蚀着街道的传统余韵，消解着民间理想主义和传统道德主义。“民间文化形态是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交织在一起的。”[3]但作为漂泊异地的知识分子，空间向度里的现实距离，解构了民间的藏污纳垢。因此，初平阳满怀着忧伤的、痛惜的情感想要逃离至远方的“耶路撒冷”。此时，这一具有诗性的地理概念成为初平阳故乡中的故乡，它是民间文化形态中的丑陋行径被解构之后而又存留温情的、浪漫的民间文化幻想的故乡。

此外，作品中出现了一个不在场的，却和所有人物都能联系起来的特殊形象——景天赐。纵然景天赐的死亡已经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中，但这群非直接肇事者却始终叩问自己的内心，自责式的追问将这一群体捆绑在一起。因此，不在场的人物与不在场的“耶路撒冷”似乎共同架构起作品的主体框架，其勾连着人物内在的情感，同时“耶路撒冷”的不在场特征在情感书写方面扮演了情感表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秦奶奶、秦福小、秦天赐三者之間的内在情感线索构成了作品在亲情书写上的主流脉络。秦奶奶和秦福小既在亲情关系里相互依偎，又在精神领域里高度共情，她们的情感有着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的美学特征，既能够超越亲情的限域，达到精神上的共鸣，又凸出“耶路撒冷”这一地理概念的诗性和神性色彩。秦福小对秦天赐的情感似乎只有忏悔和赎罪，秦福小目睹了秦天赐的死亡过程，随着秦天赐血液的流尽，秦福小的灵魂也飘向了“耶路撒冷”，这一残酷的、悲痛的生命印记伴随其一生，并使其一直处于忏悔状态。因此，作品中的她按照弟弟的形象特征领养孩子，这种看似非正常的情感俨然超越了亲情的界限，其中掺杂了秦奶奶精神领域里的生命哲学，也隐射着在亲情的审美视域下，“耶路撒冷”是情感向度中的驱动力。“耶路撒冷”这一宗教圣地，它在建构作品的情感脉络时，更以潜在的、深刻的姿态超越现实边界，达到生命哲学的精神向度。

景天赐的死亡，还在于它始终勾连着这一青年群体，甚至这种情感的内在力量能够打破时空维度中的现实阻隔，弱化人物主体意识，强化线性情感结构。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无论是秦家三者间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是青年群体中始终不变的友情，亦或是初平阳对正在落幕的故乡之情，多重的、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情感书写都蕴藏于“耶路撒冷”这一蕴含着情感张力和精神力量的表征符号之下。

三、精神向度的信仰救赎

徐则臣曾在访谈中强调：“‘耶路撒冷这几个字本身就具有力量，像一座石头，暗黑的、坚硬的，但是又是某种执着而形而上的石头。”[4]这种具有“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5]的石头加之形而上的特征，即构造出意蕴丰富的“耶路撒冷”。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社会特殊的意识形态。这种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尤其表现在精神领域之中。因此，“耶路撒冷”作为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浓厚的宗教氛围足以满足徐则臣的叙事诉求，即作品中的人物背负着自责式的精神枷锁穿梭于旧有的街道，找寻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而“耶路撒冷”承担了这一神圣的职责。

《耶路撒冷》指出初平阳这一代人的离乡与回乡，在这一过程中，青年群体不断地对精神信仰进行苦苦寻求和重新定位，他们以花街为原点，向外探求精神领域，以期获取生命灵魂的安放。景天赐死后，秦福小、初平阳、易长安等同等代际的青年人改变其既定的人生轨迹，得到的却是比死亡更为痛苦的自我折磨和精神叩问。

秦奶奶是花街上的唯一信仰者，纵使她的认知体系中没有宗教这一既定概念，不知自己信仰的是何种宗教，但穿着解放鞋的耶稣便是其唯一的、也是终极的追随者和精神寄托者。她践行着“中国式的信仰方式”，“她只有沉默与虔诚。她侍奉自己的主。她的所有信仰仅仅源于一种忠诚和淡出生活的信念，归于平常，归于平静。”[2]227因此，自始至终，她都是“一个人进去，关上门，一个人待在里面;礼拜，祷告，阅读《圣经》想象一尊神，枯坐，以及发呆”。景天赐的死亡似乎没有牵动这位老者的心灵世界，而其内在原因是她到达了精神维度上的“耶路撒冷”。在秦环的影响下，这一青年群体躲避罪恶的折磨，纷纷逃亡远方，但作者没能让其安然地存生于异乡，面对内心的不断叩问，这一群体又纷纷重归家园。但这次回归不仅是回到地理意义上的时空限域，更是精神维度上的本质归属。秦福小带回了在孤儿院领养的小“景天赐”，孩子即是具化的“耶路撒冷” ;“而对于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初平阳而言，‘耶路撒冷是其神往的具象与抽象合二为一的所在”[6]，他归乡卖房，到“耶路撒冷”留学，暗示其抛却完善自我认知体系的现实目的，期待获取的是精神意义上的文化归属;易长安在卖假证的歧途上走向深渊，在报复父亲上满足生理快感，其身体与精神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悖论状态，但当其被捕时，他极力逃回家乡，旨在寻求他心中的“耶路撒冷”。离乡与返乡，这一群体都围困在精神救赎的圈子里，他们注视着、保护着街上那座倾斜的教堂，因为教堂不倒，其精神信仰便不会崩塌，获得精神救赎的行径便不会丢失。

纵观徐则臣的创作历程，作为70后青年作家的他以一己之力，试图在繁杂的当下解释一个时代的心灵思考和精神困境，但他从未给予当下群体以获取精神救赎的举措，而是强调在精神信仰普遍缺失的历史语境下重建社会信仰，探求精神归属，完成自我精神救赎。除了“耶路撒冷”外，《王城如海》中的“二泉映月”亦可以看作精神寄托的表征符号。余松坡是时代中迷失自我的求索者，记忆中的痛苦在噩梦中时常重现，并通过梦游传达出既定的压抑符码，因此梦游中的他以伤害自身肉体来获取精神世界的暂时宽慰，这种自残式的身体惩罚已然印刻在其潜意识之下。徐则臣为了让其找到情感支撑和精神归属，设置了“二泉映月”这一诗性意象，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余松坡的“二泉映月”能使其压抑苦痛，图解潜意识中的原始罪恶。童年时期，父亲手中流出的“二泉映月”是父亲的生命支撑，而现在，“二泉映月”却成为“我”的生命支撑和精神伴侣，在陪伴余松坡生命历程的同时，给予他精神维度上的短暂慰藉。

“二泉映月”和“耶路撒冷”的作家在创作时需要自由，但并不意味着作家不必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作家“具有双重职责，个人的职责和公众的职责”[7]。无论是“耶路撒冷”还是“二泉映月”，都是徐则臣的文学坐标，也是其诗性建构，它们以诗性的、神性的文学意涵依附于人物的生命历程，并在其中张扬精神向度上的原始张力，对其笔下人物乃至现实中受时代困扰的群体予以精神疗救。从这点出发，可以认为徐则臣的作品，在探索社会生活之外，将写作高度和创作意图投注于精神世界的研究中，他试图为饱受时代困境庸扰的人群建构起文学信仰和社会信仰。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304.

[2]徐则臣.耶路撒冷[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3]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3.

[4]情系南师，情结文院——茅奖得主徐则臣分享小说创作中的“文学地图”[EB/OL].[2019-11-14].http：//wxy.njnu.edu.cn/info/1104/2369.htm.

[5]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5.

[6]江飞.《耶路撒冷》：重建精神信仰的“冒犯”之书[J].文学评论，2016（3）：112-119.

[7]雨果.论文学[M].柳鸣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205.

作者简介：罗玉超，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