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生活的根本性悖谬

2020-06-04 08:14曹霞
文学教育 2020年5期
关键词:虱子年份读诗

从题目来看,《恋恋的时光》当属“怀旧”款,让人想到“恋恋风尘”、“恋恋笔记本”诸如此类。这确乎是一场怀旧,一场人到中年、中产之后的怀旧。“中年”人人有份,“中产”则不尽然。

男主人公夏阳在二十一世纪初“下海”,低价承包了酒店的桑拿中心,在经济突飞猛进时赚得盆满钵盈,而后炒起了房地产,妙手经营了几轮,便能坐收四五十万的年租金,之后又潇洒转向,回归到了艺术家的队伍里。财务自由、擅长画油画、爱收藏吉他、自己写歌词作曲弹唱。夏阳简直就是这个时代的成功典范。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有钱,更在于用钱过上了“有品味”、“有诗意”的生活。

但是,就像张爱玲那句被引滥的话,每个人的生活再华美,都有虱子。夏阳的“虱子”不多,却能要了美滿婚姻的命。这个“虱子”是什么?我们的好奇心在小说一开始就被悬到了高处。夏阳向朋友老陈发出请求:“老陈,帮个忙,邀请我去你家聊会儿,十点前打我手机,千万千万!”这个模式在小说中数次出现,夏阳有事,他就打电话给老陈,请他在约定时间给自己打电话,这样,他就能正大光明地从家里脱身而出。在这个“被打电话”的模式背后,处处闪动着夏阳妻子多多善妒的影子。

这是一个叙事上的巧妙设计,它不断地往复,结构起了一个“螺旋型”的外壳,就像不断向外抽旋出的万花筒一样,每抽出一层,就出现新的图案。在时间定格的那一瞬间,往事的片断纤毫毕现,在记忆深处从未褪色。夏阳和老陈之间每打一次“电话”,夏阳的现实、往事、婚姻真相就逐层显露出来,最终连接成当代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这图景之下是貌似美满生活的根本性悖谬:优裕的物质与匮乏的情感、完美的婚姻与缺席的信任,始终相伴,仿佛如此才能保持生活的平衡。这个悖谬里隐含着的遗憾、反讽、叹息,构成了对无趣生活的质疑与追问。

在夏阳对老陈的强烈要求和指示下,“被打电话”的模式重复了四次。第一次,因为一瓶来路可疑的红酒,老陈约夏阳夫妇来家里,对多多察言观色,逐步解除了她的怀疑和不满;第二次,老陈打电话约夏阳回家乡开画展,孰料画展当天,多多突然现身,把夏阳吓得够呛;第三次,老陈打电话约夏阳回家乡,参加周末读诗会。第四次,则关乎美丽生命的苍凉消逝。

在每一次“被打电话”的模式背后,都逐渐地带出了夏阳那华美生活之下的“虱子”的影子。这个“虱子”说来话长。夏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某高校当老师时,与学生小猫相恋,没想到被高年级的多多略施小计横刀夺爱。小猫埋头苦学,读至研究生,专攻美术教学。教学之余画山水小品、写诗、作曲,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葡萄酒发烧友。这多线程的艺术才能模式完全师承了夏阳。

在多多的勒令之下,夏阳不得不与小猫断了联系。但常有风吹草动,蛛丝马迹,让多多秒变为婚姻中的福尔摩斯。在画展上,夏阳将小猫的一批画挂了上去,看到妻子来后,又赶紧把画换了下来。在周末读诗会上,小猫出现了,她脸色苍黄,眼神无光。夏阳告诉老陈,小猫身体不好,活不长。他大张旗鼓地开画展、组织读诗会,都是为了小猫。小说中最后一次“被打电话”,是夏阳请老陈打电话邀请自己,回故乡参加小猫的葬礼。这是何等的无助和凄凉,竟然要用这种方式,他才能获得参加旧日恋人葬礼的“资格”。

小说在现实与往事之间不断地徜徉,叙事的探头对着过去的时光,对着青春岁月,将最深刻、最遗憾的那一小块记忆翻将出来,赋予其暖色和温情的色调。曾经的放弃和绝望变成了无尽的追忆。夏阳借各种机会,试图将曾经欠小猫的悉数弥补,而这种弥补肯定会伤害妻子和婚姻,所以又绕上了朋友来帮忙,为诸多行为加一个“正当”的外壳。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在作者的抽丝剥茧之下,氤氲着无尽的伤感和怀念。

小说结尾道出了那瓶红酒的年份“1993”,那是对夏阳与小猫来说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不知道作者设置这一个年份有无深意,因为那也是对中国来说一个特殊的年份。那一年,中国的经济刚刚起步;那一年,中国在后革命的阴翳中灰头土脸;那一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由南而北漫卷知识界;那一年,贾平凹通过《废都》发出了一个准确而沉痛的寓言和预言,却被扑埋于口诛笔伐之下。

说不尽的1993。遗憾的是,与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份相比,小说还是单薄了些。如果不限于男欢女爱,而是在这怀念中加入与那个年份相宜的厚重,或者让小猫承担起更加丰富的叙事功能,可能更配得上这个精心设计的小说结构。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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