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智慧的深度发掘

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一部总结中国历史上治乱得失、阐发历史规律的大作。它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涉及的历史重大事件为对象，深度阐发了历史兴亡存废的奥秘，具有很高的哲学思辨力。正如一些学人所相信与类比的：“西方有个黑格尔，东方有个王船山。”最近，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王先志先生的大著《船山通鉴论》，以当代人的视野，对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中深蕴的中国治理智慧进行了深度梳理，并以畅晓的语言呈现了出来。这是一部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优秀著作，值得每一位渴望从历史的治乱得失中寻找当下政治智慧的人认真研读。

恩格斯曾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归结为“合力”，而不是某种单一的神秘力量，这是对历史事件演变的科学揭示。在《船山通鉴论》这部著作中，作者将王船山《读通鉴论》涉及的各种主导因素，以简洁明快的方式，作了集中归纳与深度剖析，并从不同层面对船山通鉴论的智慧进行了发掘。一是将对历史走向有重大影响的政治观念提取出来并进行了解读，如德论、法论、天下财富、民本、睿智等各自单列章节，从具体历史事件中总结中国治理智慧的一般原则;二是对历史活动的主体，如君主、宰相、将领，乃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某种典范意义的三国人物、唐代君臣等的得失进行了总结，为当代从事国家治理的行为主体提供一面自我审视治理合理性的铜镜;三是从制度得失的层面展现王船山求索治乱之因的智慧。如对于影响历史走向的不同因素进行了揭示，举凡礼制、法制、财政、军事、学术风格、天文历法等，都分析了它们各自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准确地再现了王船山洞彻历史的能力。

该著对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的独特性作了准确的把握。王船山的《读通鉴论》立论范围与《资治通鉴》并不完全一致。《资治通鉴》一书起自春秋三家分晋终于五代;而王夫之的书则直接从秦始皇始，终于赵宋蒙元，突出了秦始皇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当世立法的贡献。《读通鉴论》对于中国历史上下通观，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在以历史照应世事与以世事证实前代史的互证中，寻找历史主体活动的一般规律。王船山的历史阐释的广阔历史视野与鲜明时代特点，以及他针对历史的进步结合善恶、好坏的评价无不反映了他探索历史兴衰得失的欲求，因而，他对于具体历史事件的评论与阐发的一般史论都充满洞见，发前人所未发，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体现了博大的哲学智慧。比如，世俗之见往往将刘备与诸葛亮之间互动，看作是君臣关系的典范。王夫之则从两人的志向以及刘备对待诸葛亮的态度揭示他们之间并不是理想的君臣关系。相反与传统君臣关系无异。王夫之认为，诸葛亮的志向是存汉灭曹，刘备的志向则始终是成就自我，“始欲自强，终欲自王”;刘备对诸葛亮仅是有限的信任，既比不上信任关羽，又不及孙权信任周瑜，相反，对于诸葛亮“盖终身而不释”，始终心存防范。王夫之所揭示的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更符合历史的实际，这是他从历史情境中洞悉人性的迷雾，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作者肯定了王船山以进化论的历史观作为释史、论史的基本方法及其达到的思想高度，尤其表彰了王船山“理势合一”的进步历史观。王船山认为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可知规律，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变，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人类社会的“生之与死，成之与败，皆理势之必有”。在理势交互关系中，王船山看到势作为一种客观力量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理固乎势”;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离合之势与治乱之势。“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同时，王船山思想中有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他根据理势变化发展的观念提出治理国家必须“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这就是强调不能以不变的法则来对待时时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在理势关系中，王夫之认为：“天下不可易者，理也;因乎时而为一动一静之势者，几也。”天下的变易并不是无迹可寻的，相反，历史变革之“几”虽未明确其态势，但总是“时”与“势”的综合反映，它反映了天下之理，与天下之理密切相连。尤其是事后反思时势变化的根源时，“夫几亦易审矣，事后而反观之，粲然无可疑者”。所以，理势并不是虚悬的。衡之于史实，可以看到无论是东周之际，荆、吴、徐、越割土称王，还是嬴政统一六宇，都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使然。但是，“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理在势中，势外无理。正是以理势合一的历史观审视历史，王夫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洞悉历史奥秘的窗户，也给历史事实的价值判定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如在理势合一的视界下，王夫之对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作出了新的认定，他认为：“嬴政坑儒，未坑儒也，所坑者皆非儒也;朱温杀清流，沈之河，未杀清流也，所杀者非清流也。信为儒，则嬴政固不能坑之矣;信为清流，则朱温固不能杀之矣。”书中对王夫之这类新颖见解的发掘，令人耳目一新，如醍醐灌顶。这样把王夫之思想的精髓勾勒出来，必然会激起读者对于《读通鉴论》原著的兴趣，对经典起到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传播作用。

该著回答了探寻中国智慧“为什么要向历史学习”的时代之问。必须承认，在历史的大事变中深蕴着中国传统的治理智慧。王船山对于历史的功能作了科学的界定，认为：“史者，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西人有言，读史可以明智。但王船山更强调历史智慧对于经世致用的借鉴意义，强调历史智慧的当下意义。如果历史只是一些繁杂的记载，而对于经世的方略语焉不详，人们无从历史的事变窥见“其得失之机枢以效法之无由”，那么，历史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基于此，王船山对于《资治通鉴》的激赏就在于：“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夫治之所资，法之所著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这样来看，治国理政从来就不是盲目随意的个人意志的自由发挥，而是在纷繁复杂表象下有着内在诱变“机枢”的。这个“机枢”就是社会历史的主要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该著揭示了中国治理智慧的特性。中国智慧就是突出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导作用，认为德是国家治理的总机枢。王夫之极少就德论德，总是把德与一系列相对应的范畴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述，使“德”在传统治理中的地位得以体现出来。该著在第二章的德论中，梳理了德与政、德与仁、德与威、德与功、德與孝道等范畴、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相辅相成的功能，为人们全面认识治理智慧中“德”的内涵及其特性提供了多样的视角。“为政以德”是中国治理智慧的主要内容，只有把“德”贯穿在治理活动的始终，在“以德化民”与“以政治民”的协调中实现长治久安，才能保证传统治理智慧落实到现实政治中去。国家之政虽然千头万绪，但关键的活动无外乎“铨选者，治乱之司也;兵戎者，存亡之纽也;钱谷者，国计之本也;赋役者，生民之命也;礼制者，人神之纪;刑名者，威福之权也”。在这些关乎国家兴亡成败的机枢中，德是其根基。用今天的治理理念来讲，为政以德就是为政举措要能够以上率下，符合人民的心里期待，满足人民的愿望，实现不同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总之，《船山通鉴论》一书以问题为中心，将王船山的《读通鉴论》所涉及的重大历史哲学问题作了恰当的归整，让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智慧之光以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对于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走向大众，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作者简介：梅珍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