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中国风景园林的美学自觉、传承与创新

任 维，张应杭

（1.福建农林大学 园林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2.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一、引言

在全球化语境下，快速的现代化、城镇化发展进程显著改变了我国城乡人居环境风貌，环境中东方韵味与民族特征不断丧失的窘境日益凸显，寻找本土原生的身份与文化认同已成为当代国人的精神需求[1]。风景园林作为人居环境的理想范式，以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内核，将科学与艺术交理融会，致力于营造生态良好、风景优美的人居环境，始终承载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梦想[2-3]。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在各自的文化体系下，聚焦理想的人与自然关系，形成了各具特征的风景园林样式，这些不同的风景园林样 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 了不同地区人居环境间的差异性与辨识度，是不同的文化体系在自然 认知、哲学思辨、艺术审美、设计实践等方面的综合体现。

在我国当前的城乡人居环境设计中，西方重理性思维的设计 理念大行其道，而重感性的中国传统价值取向日渐式微[4]，为应对这一趋势，山水文化体系、园林美学、风景园林价值观等已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山水文化体系是我国人居环境发展脉络的主线，孕育了山水文化理念下的传统 风景园林设计观，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精神[1，5-6]。园林美学方面，国内外学者着重从中国传 统 园林的美学思想[7-9]、近现代风景园林美学的范式转变[10-11]、园林空间结构与美学特征[12]、园林美学量化评价[13-14]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认为中国的园林美学已由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向生态主义、伦理化等方向发展。风景园林价值观方面，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探讨风景园林的自然价值观[15-16]与文化价值观[17-19]，都从更深层次反思中西方风景园林差异的自 然与文化价值观根源。

当前，中国的风景园林正面临着有可能失语、失真和失传的现实困境[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在文化与审美观上的不自信。风景园林作为物化的审美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呈现体之一。在坚定文化自信 的新时代，回溯中国风景 园林空间哲学与文化审美的传统 脉络，明晰本民族理想人居 环境的文化与审美坐标，探究中国风景园林的审美文化缘由、美学自觉及其原则守持，进而探讨其传承与创新策略，对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营建具有本土特征的城乡人居环境等显然具有重要的学理与现实意义。

二、中国风景园林的文化与审美坐标

明晰本民族理想人居环境的文化与审美坐标，是探究中国风景园林美学自觉的关键。以下将从纵向梳理中国风景园林空间哲学与文化审美的传统脉络，横向对比中西方风景园林之间的风格差异，以此来解读中国风景园林的文化与审美坐标。

1.中国风景园林空间哲学与文化审美的传统脉络

中国风景园 林集中体现了“哲学—艺术—风景园林”共同、共通、共时建构与长进的异质同构关系，将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相交融，反映了国人对理想人居环境的“超道德价值”追求，是展现中华民族特色的空间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5]。在各个历史时期，空间哲学作为形上学 基础，始终对文化审美产生根本影响。与此同时，文化审美也借由不同的世俗化载体，反映着彼时的空间哲学。由此可见，对空间哲学的把握与认知是关键。

纵向梳理中国风景园林空间哲学与文化审美的传统脉络，需要借助一套合宜的中国哲学方法论。在众多中国哲学方法 论中，杜保瑞先生基于四个基本哲学问题的“四方架构”理论（如图1所示）较好地规避冯友兰、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汤一介、劳思光、张立文等诸位先生的哲学方法论之不足，在进行适当的理论转换后能很好地适用于空间哲学研究[5,20]。儒家、道家、佛家三大思想彼此交融，形成了我国以儒家为主干，道家、佛家与其互补融糅的传统意识形态 主流，这对中国风景园林空间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1]。运用“四方架构”理论对中国风景园林空间哲学加以解读，聚焦于探讨、回答“中国风景园林空间营造所在的客观世界是什么？”“中国风景 园林空间营造应持的主观价值是什么？”“中国风景园林空间如何营造？”“成为什么风景园林空间？”4个基本问题，并归纳为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4个方面（详见表1）。从结果上看，“山水”是中国风景园林空间哲学的关键内核，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从物质属性上看，“山水”包含以下3个层面：其一，在宇宙论（知识系统）层面作为自然环境的指代与总称，是架构天地万物的空间枢纽；其二，在工夫论（操作系统）层 面作为风景园林空间营造中的造 园要素、辩证布局、物境等实践对象 与内容；其三，在境界论（目标系统）层面作为不同价值导向下 具有与之相对应的境界特征的理想风景园林空间范式。从精神属性上看，“山水”包含以下两个层面：其一，在本体论（价值系统）层面表征着不同价 值守持下的本体价值意识；其二，在境界论（目标系统）层面反 映了不同价值导向下各类理想风景园林空间范式的场所精神与意境含蕴。

图1 “四方架构”理论

表1 基于“四方架构”理论的中国风景园林空间哲学

中国风景园林的文化审美深受其空间哲学的影响，儒、道 、释互补共尊、渗透相融，先后经历了形、情、理、神、意的历史发展过程（如图2所示）[4,22]。空间哲学作为根基与本源，其历史演 进过程推动了文化审美的发展与 变迁，进而带动了创作手法的革新与 迭代。文化 审美先后经历了“君子比德”低层次自 觉审美（写实），以自然山水为美的感兴审美（写实与写意的初步结合），诗—画—园互渗的文人山水审美萌芽（写实与写意结合的深化），文人画画理介入造园艺术的文人山水审美成型（向写意转化），以文人山水审美为主体的多元化、世俗化的综合审美（写意）的渐变 发展过程。由此可见，“山水 ”审美也一直是中国风景园林文化审美的关键内核，并在其空间哲学 的驱动下持续演进发展与外化显现。

2.中西方风景园林之间的 风格差异

在风景园林风格的中西方横向比较研究中，是否“自然”时常成为区别二者的重要标准，且将是否“自然”与风景 园林设计语言形式是否“不规则”划上等号。比如，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风景园林的“不规则”设计语言形式是自然的，而西方风景园林的“规则”设计语言形式是不自然的。这一认知有待商榷。

图2 中国风景园林文化审美的历史发展过程

表2 四类自然的自然认知体系

聚焦于人与自然互动的不同层面，自然有其广泛的含义，且已形成了一个包括4类自然的自然认知体系（详见表2）。基于该体系，中西方风景园林之间的风格差异也就明晰了，概括来说，是二者的原型（即所模仿的自然类型）不同：中国风景园林以第一自然为创作原型，秉承“师法自然”的理念，一直将钟灵秀美的自然山水景致视为理想的人居环境样本而加以体察、感悟与模仿，创造了无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山水园林，并于数千年间经历了由写实向写意的发展历程；西方风景园林以第二自然为创作原型，将物产丰足、肥沃富庶的田园作为理想的人居环境样本，兼顾实用性与观赏性，或是如西亚园林将灌溉农业的构成要素与空间特征转化为设计元素加以再现，或是如欧洲园林把外形为规则几何的果树园、葡萄园、蔬菜园、水池、灌渠等转化为整形植物、花坛、水镜面、水渠、喷泉等设计语汇加以重组[15,23]。因此，第一自然（原始的自然，即“山水”）始终激发着世代造园者的创作灵感，将中国风景园林与山水诗、山水画融会贯通，走上了与以第二自然（生产的自然）为创作原型的西方风景园林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正是形成中西方风景园林之间风格差异的本源。

三、中国风景园林的美学自觉与文化解析

基于中国风景园林文化与审美坐标的明晰，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风景园林追求“山水”审美的文化缘由是基于对天人之辩中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一种美学自觉。风景园林作为一种创造理想生活环境的综合艺术，其形而上的基础是对天人关系的合理解决。受中国古代天人关系中悠久的天人合一观的影响，中国风景园林亲近天地自然的“山水”，以“天人谐和”为美学核心，从而营造山环水抱、曲径通幽、宛如天成的园林之美。

天人合一的美学自觉在先秦就已确立。在天人之辩上，先秦哲学主要有老庄的法自然观、荀子的改造自然观、儒家的与自然相辅相成观3种学说[24]。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竭力推崇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之心，主张守持天人合一的基本立场。庄子甚至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过天人合一的境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人合一立场可谓贯穿于整个古代哲学的发展历程，促使“山水”（即第一自然）成为造园原型，赋予了中国风景园林以敬畏和亲近自然“山水”为基本立场的美学自觉。

与中国传统迥然相异的是，西方文化自古希腊以来在天人关系中一直守持“天人二分”的立场，它主张人对自然的改造与征服。其自然观在“人是目的”“做自然的主人”等理念的引领下，形成了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文化迥然不同的天人观。正是这种文化传承使得西方风景园林以改造和超越自然为美学基本理念，以“生产的自然”（即第二自然）为创作原型，借助人类“理性的技巧”（黑格尔语）[25]形成了布局对称、造型规整的几何式特征。

不同的美学立场，促成了中西方风景园林不同民族风格的形成。中国风景园林对天人合一之道的美学自觉，主要呈现为如下3方面的原则守持：

1.自然美高于人工美

即认为第一自然的“山水”美高于其他3 类自然的美，这是中国风景园林审美的总体原则。中西方风景园林无疑均以审美为指归，但对自然美与人工美的价值排序和抉择上，中国风景园林更崇尚自然美。在这一点上，道家的影响最为深远。“自然”一词最早源自老子的《道德经》，在道家看来，人道应该遵循天道这一自然之道，所谓“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26]，也就是说，从审美的立场来看，自然的存在要高于人为的存在。以庄子的话来表述就是：“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这一“原天地之美”的原则正是中国古代天人之辩中天人合一之道在风景园林中的必然衍生。它要求风景园林在展示园林景观之美的过程中“无为”“不作”，以师法自然为最高原则。

后经不断充实与系统化的“天人合一”哲理在中国风景园林中呈现为“天成”与“人为”关系的始终如一，力求达到“天人谐和”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境界，完成了“本于自然、高于自然”的创作主旨追求，塑造了无数充满自然“山水”之美的天然 山水园与人工山水园[21]。

在自然的审美问题上，西方的主流文化常持否定的立场。黑格尔就曾专门讨论过自然美的问题，他认为自然美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可能性，因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27]，自然本身是“自在”的存在，它不是“自觉”（理念）的存在。换言之，只有人为的存在才是自觉的、理念的存在，才可能是美的。这一美学立场体现在西方风景园林对于人工美的推崇，外化表现为轴线对称、布局均衡、几何构图等，以凸显人的主观情绪以及对人工美的刻意追求。

2.自然物高于建筑物

这是中国风景园林的布局原则，在审美上表现为建筑美与自然美的融糅。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人必须敬畏天地自然，这是儒、道、墨、法、阴阳诸家的共同立场。孔子就曾 有“巍巍乎，唯天为大”（《论 语·泰伯》）的感叹。庄子论证了人在天地自然中的渺小：“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庄子·秋水》）正是由此，敬畏天地、顺乎自然便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其体现在中国风景园林中就必然衍生出自然物高于建筑物 的布局原则。

正是这一美学理念，使得中国各类风景园林多呈 现出以山水自然为主、亭台楼阁为辅的基本布局。这种布局以山环水抱为 主 体景观，并以桃红柳绿、莺飞草长点缀山水之间。相反，供人居住或歇息的亭台楼阁之类的建筑物却只是整个园林景观的附属物。这与西方风景园林以宏大且规整的建筑物为中心，辅之以草坪、广场、水渠、喷泉、林荫道等供人逗留或举办活动之用的空 间格局形成 了鲜明的反差。在中国 景园林中之所以要遵 循自然物高于建筑物的布局 原则，是因为人本就来自于自然这一基本哲学共识。因而只有在回归和亲近自然的过程中，才能有心旷神怡的审美体验。“山水为主，建筑为辅”的园林布局恰好可以最大限度地提供这一审美感受。

3.移情高于观赏

这是中国风景园林的效果原则。园林景观作为一种物态的对象性存在，一定具备让人愉悦的审美效果。换言之，风景园林无论在中西方都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但由于审美自觉的立场不同，在这个赏心悦目的美感生成过程中，中国风景园林偏重于追求“赏心”，而西方风景园林则往往更关注视觉上的“悦目”。如果说“悦目”是物我二分，即我作为主体对物有了观赏之后的美学感知，那么“赏心”则是物我一体。作为天人合一之道的一种必然衍生，“赏心”是把外在的自然与我内心的情感交融于一体。移情的作用就在于它为实现这一外物与内心一体化提供了具体途径。在移情的过程中，我心中的“情”被投射于外在的“景”。情景交融之时也就是物我一体化的实现。这一移情的审美功效就如明代画家唐志契所言的“山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绘事微言》）。而且，也正因为移情的审美功效追求，中国风景园林对自然美的追求就绝非是对自然的模仿或抄袭，而是在深刻领悟自然美的基础上对自然物进行萃取、概括、调整、剪裁、重组、提升之类的再创造，遵循自然的本性又更为深刻地表现了自然，完成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审美化过程。

移情使外在的自然之景与人的内在之情交融、汇通和一体化，进一步衍生出了中国风景园林特有的诗画情趣与意境含蕴。诗画情趣是一个包含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的山水文化时空连续体：亦儒、亦道、亦释的文士阶层基于“天人合一”的哲理共识，寄情山水，形成了热爱“山水”（第一自然）的集体无意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创造并持续发展了“山水风景—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共通、协同的山水文化体系。诗画情趣进一步衍生，形成了中国风景园林独特的意境含蕴。风景园林空间有物境、情境、意境三层境界，由初级层次向高级层次发展，有其相对应的感受过程、审美感知空间与审美图式（如图3所示）。西方风景园林大多停留于第一层次与第二层次的审美层面，而中国风景园林已达第三层次的超道德价值[4]。这种意境的含蕴，以王国维的话说就 是:“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这一情景一体化的最 高境界无疑是庄子提出的“乘物以游心”（《庄子·人间世》），即通过物我之间的交融、汇通，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古人游园时的流连忘返、得意忘形，甚至留下过许多令现代人企慕不已的趣闻轶事，都无不证明中国风景园林的这一审美功效之奇特。

图3 中国风景园林的空间境界

四、坚定文化 自信与新时代中国风景园林的传承 与创新

事实上，中西方风景园林艺术在美感上不存在孰真孰伪之类的问题。概括与提炼风景园林美学的中国特色，旨在为传统的传承提供确定性的路径，为传统的创新提供基础性的积淀。这是置身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我们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探索中国特色的风景园林乃至人居环境建设不可忽视的一项具体任务。

随着城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风景园林行业得以快速发展，但彰显新时代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风景园林文化似乎尚未形成。有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称其为中国现代风景园林发展所遭遇的“现代性困境”[28]。众所周知，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一方面因反传统而导致原来确定性的东西变得不确定，另一方面，新的确定性的东西却未能有效地确定；难怪哈贝马斯曾称现代性是一项在思想、社会和文化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但迄今为止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于是，传统的确定性缺失了，而现代性又因未完成而尚无法构建起新的确定性，所谓的现代性困境便因为现代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生活的社会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29]。因此，在文化层面上回望传统，以对传统的创新方式重新寻找回确定性的东西，便成为中西方国家或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呈现出来的一道文化风景线。当下中国对文化自信的积极构建，尤其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创新，正是这一语境下的必然选择。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具体形态———中国风景园林之美学特点的梳理和现代性发掘，其学理和现实意义也正是由此而呈现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时曾这样阐述过：“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30]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迎来包括风景园林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文化复兴需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缘自文化自觉。中国风景园林的美学自觉显然为我们今天在城市化进程中传承和创新风景园林文化提供了路径指引。延续“空间哲学—文化审美—美学自觉”的传统脉络，回应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需求，本文从以下3个方面提出中国风景园林传承与创新的对策建议：

其一，重塑空间哲学。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运用“四方架构”理论重新探讨中国风景园林空间哲学的4个基本问题“: 中国风景园林空间营造所在的客观世界是什么？”“中国风景园林空间营造应持的主观价值是什么？”“中国风景园林空间如何营造？”“成为什么风景园林空间？”归纳形成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4 方面的新论述，重塑新时代中国风景园林空间哲学：（1）宇宙论———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宇宙统一于物质，是一切物质及其存在形式的总和。“山水”不再是架构天地万物的空间枢纽，但其代表的客观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表现为山水林田湖草这一生命共同体。（2）本体论———融汇古今、兼容并蓄的主观价值。延续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美丽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观价值为主干，与儒、道、释等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主观价值融汇互补，形成完善的主观价值体系。（3）工夫论———融汇中西、博采众长的空间营造方法论。基于人居环境学综合视角，将古今中外优秀的空间营造理论、技术、方法、形式、材料等加以融汇，结合我国人居环境发展历程及国人文化心理需求，构建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空间营造方法论。（4）境界论———生命共同体、美丽中国理念下的山水人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中国园林作为“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的综合体，应以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美丽中国理念为指导，致力于打造顺应自然山水环境、以服务人民为中心、具有中国特色与地域乡愁的山水人居[31]。

其二，拓展文化审美。受儒、道、释互补共尊、渗透相融的中国风景 园林空间哲学影响，崇尚第一自然、认同“天人合一”并以此创造第三自然构筑了我国风景园林文化审美的主线，形成了“山水”审美这一关键内核。当前，风景园林文化正由人文主义美学、古典主义美学向生态主义美学、伦理化美学等方向发展，尤其在乡村振兴、美丽中国、生命共同体的时代语境下，我国亟待拓展对第二自然、第四自然的文化审美认知，以形成涵盖四类自然认知的文化审 美体系。

其三，深化美学自觉。中国风景园林追求“山水”审美的文化缘由是基于对天人之辩中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一 种美学自觉，进 而形成了自然美高于人工美、自然物高于建 筑物、移情高于观赏等原则守持。这一美学自觉在精英阶 层 中较为普遍，但普罗大众的美学自觉仍大多停留于中国风 景园林空间境界中的第一层面与 第二层面。重塑空间哲学 、拓展文化审美势必会引发美学自觉的迭代与 更新，深化与普及民众对中国风景园林的美学自觉在当下与未来仍然任 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