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猪价值链各环节生物安全水平调查

杨宏琳，刘俐君，弋 英，王幼明，张 毅，李 印，沈朝建

（1.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山东青岛 266032；2.达州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达州 635000；3.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青岛 266033；4.遵义医科大学，贵州遵义 563000）

非洲猪瘟病毒存活能力较强，在被污染的猪圈中可存活1 个月[1]，且在潜伏期就有传染性，因而给其防控带来了巨大挑战。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直接接触感染猪或间接接触泔水以及污染的衣服、鞋子等均可传播非洲猪瘟病毒[2]。加强生物安全措施，被广泛认为是降低非洲猪瘟传播风险的有效措施[3]。自2018 年8 月报告首起非洲猪瘟疫情以来，我国农业农村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控疫情发展，包括禁止餐厨剩余物喂猪、生猪运输车辆备案等，并通过视频培训、发放宣传册等方式，重点提高养殖场（户）生物安全意识。本调查旨在分析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当前生猪价值链中养殖、调运、屠宰等环节的生物安全水平，为今后提升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9 年8—9 月，在湖南、河南、重庆、辽宁、安徽等5 个省（直辖市），采用便利抽样策略选择调查对象：在每省（直辖市）选取3个生猪饲养量大，能够代表辖区养殖特点的县（市、区），共计15 个，以及3 个生猪屠宰场；在每县（市、区）选取15个养殖场（户），至少5 名贩运量大、活动范围广的经纪人。

1.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座谈交流与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与被调查的县（市、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开展座谈交流，对被调查的养殖场（户）、生猪屠宰场和经纪人开展问卷调查，同时实地走访屠宰场。利用EpiData 3.1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Excel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由于各地养殖能力、贩运方式、屠宰能力等的差异，最后共回收问卷284 份，其中养殖场（户）196 份（年出栏500 头以下65 份、501～2 000 头67 份、2 001～5 000 头26 份、5 000头以上38 份），生猪经纪人69 份，屠宰场19 份。

1.3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包括，生猪养殖、调运、屠宰等环节的基本信息以及与生物安全有关的行为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养殖环节

2.1.1 养殖模式 调查县（市、区）单纯育肥场（户）占比为16.3%，自繁自养场（户）占比为83.7%，表明当前生猪饲养模式以自繁自养为主，但各省所占比例有所差异，湖南省自繁自养场（户）占比最高，为97.8%，而辽宁省最低，为69.0%（图1）。

图1 各省不同养殖模式分布

2.1.2 生物安全防护措施实施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20 项生物安全措施中有16 条实施的场（户）数占比（实施率，下同）超过70%，其中“每周至少洗消1 次”实施率最高，其次为“有灭鼠蚊蝇计划措施并实施”，而“猪饮用水消毒”和“人员和工具串舍或混用”实施率较低（图2）。不同规模养殖场（户）各项生物安全措施实施率存在差异，其中年出栏≥500 头的养殖场（户）各项措施实施率均高于年出栏＜500 头的养殖场（户），差异较明显的包括猪场大门、猪舍入口、生产区入口有消毒设施，人员和工具不串舍或混用，建筑设施布局合理，有出猪台、无害化处理设施，场内分净污道等（图3）。

图2 各项生物安全措施总体实施率分布

图3 不同规模养殖场各项生物安全措施实施率分布

2.2 调运环节

2.2.1 经纪人基本行为 被调查的经纪人年均经纪生猪1.33 万头（0.12 万～4 万头），以经纪育肥猪为主，占75.4%；从事仔猪经纪的调查对象中，52.9%还从事育肥猪经纪。仔猪经纪人主要为散养、小规模场（户）提供仔猪，少部分（23.5%）为规模场供货。从经纪对象看，超过53.6%的经纪人经纪对象多样，包括规模场、散养户、交易市场等多种类型。从活动范围看，43.5%的经纪人在2 个或以上县（市、区）域内从事经纪活动，最多的达9 个；跨县（市、区）境从事经济活动的经纪人中，93.3%的经纪对象为规模场；58.0%的经纪人还兼营生猪饲养或生猪屠宰等其他相关业务（图4）。

图4 生猪经纪人经营业务分布

2.2.2 生猪收购与销售方式 超过81%的经纪人主动上门收购生猪，仅有7.2%的经纪人由养殖场（户）直接送货上门并同时从事生猪屠宰（图5）。收购时，66.7%的经纪人从多个养殖场（户）收购一批生猪，平均每批来自2.2 户，最多的13 户；每批生猪平均56 头（最少29 头，最多106 头）。对于收购生猪转运过程中是否暂存，尽管31.9%的经纪人称有固定的活猪暂存场，但85%以上表示调运过程中不暂存，会直接送到屠宰场或养殖场（户）。47.8%的经纪人表示会进猪舍查看，但均表示会穿防护服、鞋套或穿水靴，并且进行消毒（图6）。经纪人销售方式以送货上门为主，比对方主动送货上门高33.4%（图7）。40.6%的经纪人表示，如果存在不同批次的生猪，就会因为场地、客户需求等原因，将其混群后出售。

图5 生猪经纪人生猪收购方式分布

图6 经纪人不同行为分布

图7 生猪经纪人生猪销售方式分布

2.3 屠宰环节

2.3.1 基本情况 被调查的19 个屠宰场平均日屠宰生猪570 头，其中68.4%的场日均屠宰不足500头（图8）。42.1%的屠宰场生猪待宰时间不足10 h。平均每152.3 头进入屠宰场的生猪中，会有1 头急宰生猪。从屠宰经营模式看，单纯自宰自售型占比较高，达47.4%（图9）。自宰自售型屠宰场产品均为批发。代宰型屠宰场分两种：一种是经纪人收购生猪存放在屠宰场，由屠户挑猪宰杀后销售，这是当前代宰的主要模式；另一种是屠户自己收猪送屠宰场宰杀后销售，多在偏远地区，日均屠宰一般不足百头。

图8 屠宰场日均屠宰量分布

图9 屠宰场经营模式分布

2.3.2 生猪收购途径及产品销售范围 经纪人在生猪调运中起主要作用，84.2%的屠宰场屠宰生猪有经纪人参与（图10），平均每个屠宰场有12.6个经纪人供货（2～30 人）。有经纪人参与的屠宰场中，31.2%的完全由经纪人送货，75.0%的屠宰场表示为其提供生猪的经纪人是固定的，87.5%的屠宰场超过一半的屠宰生猪由经纪人送货。从产品销售范围看，近53%的屠宰产品跨县（市、区）境销售（图11）。

图10 屠宰场屠宰生猪来源方式分布

图11 屠宰场产品销售范围分布

2.3.3 生物安全管理 所有屠宰场均表示有车辆清洗消毒场所，且生猪运输车辆离场时均清洗消毒。但现场调查发现，73.7%的屠宰场运猪车辆离场清洗消毒措施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具体表现在无清洗场地、仅清洗无消毒、清洗消毒流于形式、消毒液配制浓度严重不足、消毒方式几乎无效（表面喷雾）、消毒不全面等。15.8%的屠宰场表示，对运猪车辆清洗消毒收取50～120 元不等的费用，不交费不予清洗消毒。数据显示，42.0%的运猪车辆清洗消毒由屠宰场负责，其余由车主或货主自己负责。消毒剂使用量上，年均1 t/场（0.09～10 t），折合人民币平均1.6 万元（图12）。病死猪及屠宰废弃物以屠宰场自己处理为主，占63.0%；处理方式主要为深埋、焚烧或化制，其余的送化制厂处理。各屠宰场均有污水处理设施，现场勘验发现，94.7%的场运转良好。猪血处理方面，79.0%的承包出售给其他公司，用于加工血粉或饲料，自己加工出售的仅占5.0%（图13）。

3 讨论与建议

图12 屠宰场消毒费用分布

图13 屠宰场猪血处理方式分布

经与被调查县（市、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座谈交流了解，截至2019 年9 月，调查县（市、区）生猪养猪场（户）数较2017 年减少了50%～80%，单纯育肥场（户）占比减少5%～20%，生猪饲养模式以自繁自养为主。这也是养殖场（户）风险防范意识提高的一个表现。但小规模养殖场（户）存在的场区布局不合理、消毒设施不足、缺少出猪台等问题仍较为突出，表明小规模场（户）的风险防控能力没能在根本上得到改善，同时提示未来养殖环节防范非洲猪瘟，应强化推进规范化养殖场建设。

生猪经纪人在生猪调运中的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小规模饲养占比较高的地区。生猪经纪人的经纪行为是屠宰环节与养殖环节、养殖环节不同养猪场（户）之间连接成网的关键节点之一，其在猪群疫病跨区域传播和区域内扩散中的作用应该得到重视，如仍有47.8%的经纪人称目前还会进圈挑选猪，近58%的经纪人还从事生猪养殖或屠宰。由于车辆消毒需要支付费用，且不消毒基本不会给自己带来风险损失，所以经纪人通过主动对生猪运输车辆消毒，以降低非洲猪瘟传播风险的动力和可能性均较低。因此，加强生猪经纪人管理和监督，探索生猪经纪人“职业准入”机制，规范其行为，对于猪群疫病防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屠宰场作为生猪最终去处，是生猪价值链条中的核心环节，其通过车辆、人员与养殖场（户）间接接触的频率最高，是防范非洲猪瘟等猪群疫病传播的关键风险点。而调查发现73.7%的屠宰场运猪车辆离场清洗消毒措施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所以屠宰场传播猪群疫病的风险较高。

只有养殖、调运、屠宰各环节生物安全水平同步提高，才能有效防范非洲猪瘟等重大疫病的发生。因此，促进生猪产业一体化发展，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业链，是提高生猪产业抗风险能力的根本举措[4]。

4 结论

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被调查县（市、区）养猪场（户）数大幅减少，生猪饲养模式以自繁自养为主；小规模场生物安全措施实施率较低，生猪经纪人行为复杂，大部分屠宰场运猪车辆离场清洗消毒措施执行不力。因此，我国生猪价值链各环节的生物安全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需要继续推进规范化养殖场建设，加强生猪经纪人管理，加强生猪运输车辆的清洗消毒，促进生猪产业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