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秽丞印”封泥与“临秽县”考

王俊铮

“临秽丞印”封泥出土于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花儿山乡张店村北汉代古城遗址①学术界一般习称为“张店汉城”或“张店古城”。以西的丘岗之上。“临秽丞印”封泥直径2．4厘米，厚0．5厘米。②郭富纯、赵锡金主编：《大连古代文明图说》，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7页。现藏于大连市旅顺博物馆。所谓“临秽丞”即“临秽县丞”。“临秽县”为当时中原王朝郡县行政制度下的县一级行政单位。令人遗憾的是，揆诸诸史典籍，均不见有关“临秽县”之只言片语，可知系史籍失载所致。“临秽丞印”封泥出土于辽东半岛南部，据其名可知其与东北古族之違（秽）族、中原王朝对东北边疆的行政管辖关系甚大。故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该封泥及其县治地望做一考据探索，以求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違人及其地理分布

图一 “临秽丞印”封泥

違，亦作秽、?等。与違人有关之称谓见诸史籍约于战国之际，其称谓首以“秽人”见于《逸周书·王会解》。其文有云：“稷慎大麝，秽人前儿，良夷在子。”①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42页。“稷慎”“秽人”“良夷”均系东北古族称谓，分别其后之“大麝”“前儿”“在子”为贡赋方物之名。遂知“秽人”之地以“前儿”为特产。《逸周书》注云：“前儿若猕猴立行，声似小儿。”②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42页。结合东北地区多有大鲵（娃娃鱼）的物种分布，所谓“前儿”很可能系大鲵类生物。有关秽人记载又见同时期志怪典籍《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③袁珂译注：《山海经全译》卷14《大荒东经》，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9页。杂家名著《吕氏春秋·恃君》则有“非滨之东，夷秽之乡”之载。东汉高诱注：“东方曰夷，秽，夷国名。”④（战国）吕不韦辑、（清）毕沅辑校：《吕氏春秋》卷20《恃君览》，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74页。遂知違人已立国，谓之“?国”。两则文献系有关“違国”之最早记载。至汉魏，《汉书》《后汉书》与《三国志》对違人的记载更加确切和详实。《汉书·武帝纪》云：“（元朔元年）秋，……东夷?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⑤（汉）班固：《汉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69页。《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载：“其印文言‘違王之印’，国有故城名違城，盖本違貊之地，……”⑥（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42页。此“違貊之地”在《后汉书·东夷传》中简化为“本違地也”⑦（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5《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10页。。凡以上数则有关汉朝向“違国”颁赐“違王之印”“南闾?君”归汉等记载，已多为学术界探讨，特别是对苍海郡地望的考据历时已久，形成诸家之说，聚讼至今。⑧见刘子敏、房国凤：《苍海郡研究》，《东疆学刊》1999年第2期；赵红梅：《汉四郡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33－34页；王天姿、王禹浪：《西汉“南闾秽君”、苍海郡与临秽县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1 期；杨军：《違人与苍海郡考》，《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等等。《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还记载了大臣严安上书汉武帝：“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違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⑨（汉）司马迁：《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959页。遂知“違州”亦当是武帝时对“違地”之别称。其后还有《三国志》载“东違”“不耐違王”“不耐違侯”等。由此可见，有关違人之记载，有“秽”“?”“違”之同名异称。

違族常以“秽貊”连用出现。《管子·小匡》云：“（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貊。”⑩（春秋）管仲撰；吴文涛、张善良编著：《管子》，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但鉴于《管子》成书年代的复杂性，此处“秽貊”究竟为“秽貊”连称还是句读为“秽、貊”，尚难以完全确定。⑪王禹浪、王俊铮：《秽貊研究述评》，《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一般来说，《史记·匈奴列传》所载“东接秽貉朝鲜”⑫（汉）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891页。、“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⑬（汉）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913页。，同书《货殖列传》载“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⑭（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265页。，已确为“秽貊”连称无疑，其年代当在西汉前期。

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来看，西团山文化在陶器器型与纹饰、墓葬形制等文化面貌上与其周边的莺歌岭文化、东康类型、白金宝—汉书文化等差异明显，而与其南部辽东地区的辽河、浑河、浑江流域等同期文化具有较多一致性。可知，西团山文化与辽东地区同属于一个民族文化圈，当为違貊族系或其分支。再结合西团山文化的年代及相关文献所载，其族属应为違人。①董学增、李澍田：《略谈西团山文化的族属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 期；董学增：《再论先秦时期吉林西团山文化的族属是秽人的一支——驳林明棠先生的肃慎说》，《北方民族》2006年第1 期；武国勋：《古代东北亚違貊族综论（前编）》（上），《东北史研究》2010年第4期。吉林西团山文化为違族考古学文化的观点已几成学界公论，走出了将西团山文化族属误判为肃慎族的时代。

目前，在以今吉林市、长春市为中心的区域内，发现了百余处西团山文化遗址与墓地。五常沙河子石棺墓的发现表明其最北界已抵黑龙江省南部的拉林河流域。西团山文化人群仍大量使用磨制石器，以石锄、石耜、石铲、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用具为主。陶器以褐色或灰褐色夹砂陶为主，素面，手制，鼎鬲等三足器发达，如筒腹锥足鼎、发裆撇足鬲等，与燕文化渗入有关。另有罐、壶、甑、瓮等器型，以及网坠、纺轮等渔猎、纺织工具。豆形器则表现了与图们江、绥芬河流域团结文化的相似性。青铜器以小件器物为主，主要为铜纽扣、泡形饰、镜形饰、联珠形饰、镂孔心形饰等装饰物和短剑、箭镞等小型武器。吉林市泡子沿前山遗址出土的铜斧石范，反映了西团山文化人群已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在吉林市西团山、泡子沿前山、猴石山等西团山文化遗址、舒兰黄鱼圈等地均发现了以半地穴式房址为主的西团山文化居址，基本位于向阳山坡或人工改造的山坡台地。在蛟河、舒兰、伊通、东辽等地还发现了土筑圆城，城内多有穴居坑。②董学增：《吉林西团山文化六十年研究成果概述》，《博物馆研究》2009年第1期。西团山文化以石棺葬为主要葬式。早期多为板石立砌的箱式石棺墓，至文化中期开始大量出现块石垒砌的石块棺，晚期除继续沿用石块棺葬式外，出现了土圹墓和瓮棺墓。③文志：《西团山考古史料》，出自吉林市郊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市郊区文史资料》（第三辑），1988年，第18－19页。西团山文化在高领环耳陶壶、豆形器等器物上与位于其北方的庆华堡寨类型存在相似性，表现出一定的关联度，同时也受到其南部辽东地区燕秦汉文化的强势辐射。

根据《论衡》《三国志》《后汉书》等文献中关于夫余族源神话的记载，可知橐离国王子东明因国内政治斗争而南逃，渡“掩□水”，至“夫余之地”而建夫余国。其初都之地在今宾县庆华堡寨遗址。④王绵厚：《东北古代夫余部的兴衰及王城变迁》，《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2 期；王禹浪：《“索离”国及其夫余的初期王城》，《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1期。夫余国势力不断南下，终至“違地”，导致了“違城”的政权嬗代。《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云“（夫余）国有故城名違城，盖本違貊之地”⑤（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42页。，表明“違城”已然为夫余国所据。“違城”易主正是源于夫余国自北方“橐离之地”的不断南下。⑥王俊铮：《两汉时期夫余王城研究》，大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除此之外，在朝鲜半岛东部活动着称为“东違”的秽族分支。《汉书·武帝纪》那则关于“南闾違君”降汉的记载，有注服虔曰：“秽貊在辰韩之北，高句丽、沃沮之南，东穷于大海。”⑦（汉）班固：《汉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69页。服虔虽然将“南闾違君”活动地望错误地认定为朝鲜半岛的違貊族群，但他依然指明了朝鲜半岛也存在違人的事实。《史记》中所谓“秽貉朝鲜”当包括了位于朝鲜半岛的違人，即所谓“东違”。《后汉书·东夷传》云“沃沮、东違皆属焉”⑧（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5《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13页。，即臣服于高句丽。是文又云：“違北与高句骊、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違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⑨（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5《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17页。此处之“違”正是“东違”无疑。朝鲜典籍《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南解次次雄”条载：“（新罗王南解次次雄，笔者按）十六年春二月，北溟人耕田得違王印，献之。”①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1《新罗本纪第一》，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5页。南解次次雄十六年即公元19年，合中原新莽天凤六年、高句丽大武神王二年。《后汉书·东夷传》云：“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领（笔者按，应为岭）已东，沃沮、違貊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领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②（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5《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17页。遂知“东違”亦有“違王”，而“違王印”的出土时间约在汉四郡昭帝改制后“乐浪东部都尉”所辖“领东七县”的建置时间内。笔者曾一度将“东違”认定为南闾秽君降汉后南迁的一批違人：“秽人南迁后的‘东秽’（乐浪秽、不耐秽）分布在图们江流域以南、辰韩以北的朝鲜半岛东北部。”③王禹浪、王俊铮：《秽貊研究述评》，《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但就史籍载其与沃沮、高句丽共存，以及《史记》中“秽貉朝鲜”并称的情况来看，尚难以对“东違”族源做出最终认定。

由是观之，可知違人分布地域相当广泛，从松花江上游、经辽东地区延伸至朝鲜半岛东北部，均是其地理分布范围。

二、“临秽”作临近“秽水”解

明确了違人的分布地域，进而探讨“临秽县”治所地望。刘俊勇将“临秽丞印”封泥的年代认定为战国至秦代，并认为张店汉城系燕国辽东郡下辖某一县治。④刘俊勇：《论大连（旅顺）在中国东北史中的地位》，《大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显然，该县即应系“临秽县”无疑，但作者未能提出任何依据，仅从封泥形制、文字风格及其出土地点就将“临秽县”治所认定在张店汉城，论据不足。《大连古代文明图说》一书则将其标注为汉代。⑤郭富纯、赵锡金主编：《大连古代文明图说》，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7页。该书为大连地区古代文物精品图集，仅对文物基本信息和年代予以著录，未有考释。王绵厚将其认定为汉乐浪郡封泥。是文云：“迄今在辽海地区发现的汉城中，出土涉及汉乐浪郡郡县封泥的，只有锦西（葫芦岛）邰集屯汉城中的‘临屯太守’封泥和张店汉城中的‘临秽丞印’。这是汉代乐浪郡县与辽东郡和辽西郡滨海县城信使交通的直接物证。”⑥王绵厚：《普兰店张店汉城与熊岳汉城再踏查椠记》，载郭富纯主编《旅顺博物馆学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作者虽未指明地望，但对“临秽丞印”封泥为乐浪郡县封泥的定性，将其地望大概指向了朝鲜半岛。不过，王绵厚先生未经考证，直接将“临秽丞印”认定为汉乐浪郡县封泥，令人疑惑。如上所述，上述学者仅从历史背景出发，对其稍加叙述，均未能从其文字内涵及民族演进、移动的视角予以深入挖掘。

王天姿、王禹浪首次对“临秽县”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考据。他们在将苍海郡郡治考据为大连张店汉城的基础上，认为：“该封泥出土于张店汉城以西的土岗上，则意味着张店汉城有可能就是苍海郡下辖的临秽县治所，这也说明临秽县为苍海郡首县，郡治与首县县治当在一城。值得注意的是，张店汉城有大城、小城之分，这既有可能是官署与市井在城区功能布局上的划分，也有可能正是苍海郡与临秽县治所分立的表现。”⑦王天姿、王禹浪：《西汉“南闾秽君”、苍海郡与临秽县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1期。同时，又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将“临秽”作“临近秽地”解，继而将地理位置最为靠北的梨树县二龙湖古城考证为“临秽县”治所。⑧王天姿、王禹浪：《西汉“南闾秽君”、苍海郡与临秽县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1期。作者对张店汉城的定性，虽与刘俊勇观点一致，但提出了明确的判断根据。笔者以为，将“临秽县”治所就近认定在张店汉城，存在如下几个问题：其一，封泥作为信函弥封的凭证，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邮驿保密制度，因此具有非常大的流动性，不能因封泥出土于某古城附近，就贸然将其认定为封泥所属行政单位的治所。其二，张店汉城地处辽东半岛南部，其行政管辖自燕秦以来一脉相承，文献记载明确，《汉书·地理志》清楚地记载了辽东郡下辖十八县的名称及其相对位置。今辽南一带尽归“沓氏县”所管辖，治所在今大连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牧羊城城址，其后沓氏县东迁之“东沓县”则可能在大连甘井子区营城子或开发区董家沟、大李家一带。①王禹浪、王俊铮：《汉代辽东郡沓氏县、东沓县、沓津合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6期。在经济文化繁荣、汉族人口稠密的辽东郡辖境内增设县治，史籍却未有任何记载，令人疑惑不解。其三，苍海郡的建置背景及“临秽县”的称谓含义，确乎是表明了其二者均与違人活动存在关联，但苍海郡在文献中出现次数甚多，“临秽县”却只字未提，无法断定其二者之间一定存在行政统属关系。

通过对我国境内和朝鲜半岛出土的秦汉官印封泥加以细致比对，笔者认为“临秽丞印”封泥在字体风格上似乎更加接近朝鲜半岛出土的西汉乐浪郡官印封泥，故“临秽丞印”封泥年代为西汉时期的可能性较大。王绵厚先生将其认定为乐浪郡官印封泥，至少在年代学认定上应是十分正确的。随着汉代对东北南部及朝鲜半岛进行郡县统治，大量汉郡官印封泥出现在这一地区，也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境况的。

依据古汉语行文习惯，“临秽”作临近“秽水”或“秽貊水”解更加合理。在古汉语使用习惯中，“临”字常与江河地名连用，进而组合成新的地名称谓，如临江、临汾、临沂、临漳、临潢、临渭等，该类地名群几乎无一例外与邻近河流有关。“临秽”之“秽”又作“違”，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違”：“水多皃（同“貌”，笔者注）。从水岁声。”故“临秽”之“秽（違）”也极有可能是河流之名，即上文所述之“秽貊水”——今辉发河——松花江。

今辽宁、吉林地区有浑河、浑江、辉发河等江河称谓，金代又称辉发河为回怕川。事实上，“浑”“辉发”“回怕”等地名称谓均系“秽”“秽貊”之同音异写。“辉发”之“发”即发族，又作“北发”“亳”，“发”“亳”“貊”当为一音之转，即肃慎与燕之间的一部分貊族。②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一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秽貊水”的称谓在不同历史时期演化为粟末水、苏密水、宋瓦江、松花江等。松花江这一地名称谓的语源正可追溯至此。这即是说，“粟”“苏”“宋”“松”“浑”“辉”等实为秽貊之“秽”的不同标音，“末”“密”“瓦”“花”“发”“怕”等为秽貊之“貊”的不同标音。汉晋时期夫余国“北有弱水”，李健才先生考证“弱水”指今东流松花江西段，而挹娄“北极弱水”则是指通河以东的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③李健才：《夫余的疆域与王城》，《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弱水”为第一松花江的观点已基本为学术界所接纳。一般认为，松花江在汉晋时期的称谓即“弱水”。④李健才：《松花江名称的演变》，《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2 期；吴蓓、谢艺：《松花江名称由来与河道变迁之考证》，《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事实上，夫余“北极弱水”之松花江，即国家疆域的北界，而夫余王城附近的松花江大概不应被叫作“弱水”。如松花江这等流程较长、流域面积广阔的大河，在不同河段拥有不同称谓是十分正常的现象。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林甫教授曾展示的德国柏林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藏《州属旧界并磨盘山等处地舆全图》⑤华林甫：《德国庋藏晚清吉林舆图的初步考释》，载韩宾娜主编《丙申舆地新论——2016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文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发现，晚清时期辉发河有一支流名“苏密河”，该地名今已不存。可见苏密河、苏密水之间并不等同。这一线索恰恰说明，在历史上松花江水系的地理概念中，苏密河、辉发河、苏密水一以贯之，其称谓均源出于“秽貊水”。上述诸河流域正是古代秽貊族的活动范围。

“临秽县”既是汉代郡县，其地望所在必然存在丰富的汉文化。辉发河—第二松花江流域当以今吉林市东郊松花江右岸东团山一带之汉文化最为丰富，这一带也正是两汉时期夫余王城故址。①王俊铮：《两汉时期夫余王城研究》，大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值得注意的是，在吉林市一带汉代遗址下层，普遍叠压着西团山文化遗存。鸟居龙藏最早考察东团山遗址时即已发现西团山文化石器，但具体形态不详。李文信先生则在东团山一带采集到空心、实心柱把豆，“几有化为鼎形之势”的陶鬲，器耳有圆蔓状、曲桥状、突瘤状的陶罐，以及钵盂、纺轮等，陶色以红色为主，褐色次之，另有少量黑陶。还有石斧、石刀、石剑、石棒、石环、网坠等石器。②李文信：《吉林市附近史迹及遗物》，载《李文信考古文集》（增订本），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57页。考古工作者还曾在东团山采集到铜泡饰一件，外凸内凹，凹面中间有一小纽。东团山、龟盖山、马家屯等遗址出土西团山文化陶器多为手制素面红褐色夹砂陶，多见鬲、鼎等三足器。桥状或纽状耳等。东团山遗址还出土大量石器，有石斧、石锄、石刀、石网坠、敲砸器等。石斧分柱状长身斧和板状长身斧两种类型，刃部则有斜刃和弧刃之别；石刀分为无孔石刀和双孔石刀，平背，弧刃，呈半月形；石锄为亚腰形，打制；石网坠为扁平河卵石打制而成；敲砸器多为不规则球体，仅见两件圆饼状。③吉林省文物志编修委员会编：《吉林市郊区文物志》，长春：吉林省文物志编修委员会，1984年，第58－60页。由此可见，在汉文化群体大量涌入今吉林市一带之前，这一地区生活着大量秽人。随着夫余国南下进入“秽地”及“秽国”核心地带，占据“秽城”，建立了新的夫余王城。在今吉林市西团山文化上层形成了新的考古学文化——泡子沿类型。泡子沿类型的竖颈陶壶、陶豆与夫余先世汉书二期文化及其早期的庆华类型存在明显相似性。秽族的西团山文化最终也被泡子沿类型取代。表现在吉林市泡子沿前山遗址出现西团山文化与泡子沿类型遗存上下叠压、共存于同一处放房址，表明“当时有些夫余人直接沿用了西团山文化人的居住址”④李钟洙：《夫余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64页。。又如张立明言：“通过对泡子沿遗址的发掘，使我们第一次找到‘文化三’的地层堆积及晚于西团山文化的地层根据。”⑤张立明：《吉林泡子沿遗址及其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榆树老河深墓地石棺墓向木椁墓过渡的迹象，以及吉林市帽儿山墓地石棺墓与木椁墓共存、同时木椁墓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现象，均反映了西团山文化的式微与泡子沿类型的勃兴。⑥王俊铮：《两汉时期夫余王城研究》，大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由于受夫余前期王城地望研究与“文化三”⑦张忠培先生将区别于“文化二”（即西团山文化）的以红褐陶色夹砂粗陶、器型有卷沿或折沿的鼓腹罐或曲腹罐、器耳为竖耳等为特征的文化类型称之为“文化三”。（见张忠培《吉林市郊古代遗址的文化类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1963年第1期）概念的影响，学术界始终未能更加清晰地识别吉林松花江一带汉文化遗存与泡子沿类型中汉文化元素的关系，也未能很好地弄清泡子沿类型遗址中夫余文化与汉文化的共生关系。已有学者指出：“泡子沿类型的许多遗址中，均出土汉代陶片（在泡子沿遗址中，泡子沿类型的遗物与‘汉陶’出于同一层位），但不能据此认为‘汉陶’与泡子沿上层遗物同属于一种文化，它应是与周邻地区文化之间相互影响、渗透或文化交流的结果。”⑧张立明：《吉林泡子沿遗址及其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郑君雷亦认为，吉林市郊汉式陶器、汉式铁农具、汉式墓等“汉陶遗存”的年代在西汉，可能是夫余境内的汉人遗存，或者是夫余在汉文化强烈影响下有机吸收的汉文化元素。①郑君雷：《东北郡县以外地区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续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19页。因此，笔者在对两汉时期夫余王城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对吉林市一带的汉文化遗存进行解读和分析，认为该地可能系汉代“临秽县”地望所在。

早在20世纪初，日本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就对今吉林市东郊沿江遗址进行过踏查，在其名著《满蒙古迹考》“长春与吉林”一节将“独立小邱”东团山与“其下田中”之南城子首次较为科学地定性为“有关系之堡寨”。②［日］鸟居龙藏著、陈念本译：《满蒙古迹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71页。20世纪40年代前后，考古学家李文信先生对吉林市城郊史迹进行过一次专业的实地踏查和文物采集。见刊于《历史与考古》沈阳博物馆专刊第一号的氏著《吉林市附近史迹及遗物》一文，首次详细罗列了出土于吉林市郊之古代遗迹遗物，并进行了初步研究。李文信采集到大量“汉族文化遗物”，“皆出土于龙潭山车站至东团山子间铁道两侧”。其中有西汉时期五铢钱50余个，“每同明器残片出土，或为古墓中物”。白铜镜片一片，据是文手绘附图，应系汉式规矩铜镜，镜纽较大。“断面成不等边三角形”的铜镞，即三翼箭镞，箭铤恐已无存。“形如兽齿，上端一孔”，呈黄白色的玉坠饰。“内部青色”的玻璃质耳饰。“存约全当四分之一”的瓦当，灰色陶质，宽当轮，当面残存“长”字大部，遂知其当面文字应系为“长乐未央”或“长生无极”等。如此汉代吉语文字瓦当，可见其当用于较高级别建筑之上，应系官衙建筑用瓦。灰陶耳杯，此种器物广泛见于汉墓中。另见陶灶、陶甑及饰以王莽货泉钱文的汉代陶片若干。③李文信：《吉林市附近史迹及遗物》，载《李文信考古文集》（增订本），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60页。1973年，吉林市文物部门在东团山进行了考古试掘，布探沟5 条，出土汉代板瓦残片4 件、汉代陶俑、陶片等遗物。李文信先生早有论断：“纵观出土品致用之范围甚广，有建筑兵事、女性装饰品、丧葬用物、一般日用器等。窥其生活，盖有官署之建筑、军事之设备，以保护汉人为安居。……至此吾人必有‘此地即有汉人遗物。当时究属汉代某地’之问题发生，据遗物之考证，吾人仅敢断定‘此处确有汉族生活遗迹及文化遗物’耳。”④李文信：《吉林龙潭山汉代文化》，载《李文信考古文集》（增订本），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页。由此可见，吉林市东团山一带汉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官署、军营、民居齐备，附近又多有汉墓分布，当是汉人群体聚居之一大城邑。

图二 东团山至龙潭山一带出土汉文化遗物

曾有学者将今吉林市一带定为汉代上殷台县故址。上殷台县系汉玄菟郡属县之一，《汉书·地理志》载：“玄菟郡，……县三：高句骊，上殷台，西盖马。”⑤（汉）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26页。除上殷台县外，其余两县地望皆有注疏，唯上殷台地望争议颇大。清代陈沣《东塾集·说长白山》即已提出，“上殷台虽无山水可考，然排比钩稽，而知其当在西盖马之北，高句丽之东，其地为长白山之北也”。长顺修《吉林通志》云：“西盖马、上殷台两县为今吉林府境并府境以外南际长白山之地。”李文信先生据前人所推地望，明确提出：“而上殷台县以旁证求之，则在长白山北，吉林附近。”①李文信：《吉林龙潭山汉代文化》，载《李文信考古文集》（增订本），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近年相关著述多以吉林市地理方位“失之偏北”而否认此说。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从《奉天通志》，以今通化市为其县治故址。②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1页。孙进己、冯永谦等则以通化县快大茂镇西南赤松柏古城定为上殷台县址。该城建筑规模具备县一级标准，出土文物年代特征一致，同时地处高句骊县至西盖马县交通要道，与文献所载排列暗合。③孙进己、冯永谦主编：《东北历史地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7页。2005－2007年，吉林省文物部门对赤松柏城址进行了局部发掘，发现了两汉时期大型院落基址，其城墙建造方式也明显区别于周边的高句丽山城，而与辽东地区汉城非常接近。出土遗物具有当地土著和汉式器物两种风格。④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历程（1983－2013）——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30 周年纪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3－44页。因此，赤松柏古城上殷台县址的观点已为学术界基本接受。

如上所述，既然上殷台县址已确定于通化浑江流域，那么吉林市一带则必然是其他行政建制之所在。玉坠饰、玻璃耳塞等较高品级文物反映了汉代上层社会的生活，特别是带有“长”字的汉代吉语文字瓦当、板瓦的发现，表明该地区存在官署一类建筑。因此，笔者以为今吉林东团山一带很可能系“临秽县”治所所在，以往一些学者以汉代村落视之显然有失偏颇。同时，《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严安上书汉武帝“略違州”，《史记集解》：“如淳曰：‘东夷也。’”《史记索隐》：“違州，地名，即古違貊国也。”⑤（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960页。“違州”在东夷之地已毫无疑问，而如何理解《史记索隐》的注解？笔者以为，首先，“違州”与“古違貊国”同为一地。依笔者上文所论，所谓“違貊国”大抵即“違国”无疑，其地在今吉林市一带。第二，“違州”在“古違貊国”故地，故而唐人司马贞在为《史记》做索隐时加一“古”字，意在强调“違貊国”已不存。如此，无论从何种角度说，“違州”都与今吉林市一带存在着密切关系，而若从后者说，那么“違州”可能就是“临秽县”的别称。

在吉林市东团山附近，还存在龟盖山、小石桥、马家屯等多处汉文化遗址。龟盖山遗址位于永安乡永安村，因一座形似龟盖的小山而得名。北距帽儿山约500 米，西临松花江。采集到汉代遗物有细泥灰色和黄色陶器口沿、陶片等。小石桥遗址位于江南乡永安村第三生产队小石桥屯居住区内，遗址北侧有嘎牙河注入松花江。遗址曾出土泥质灰陶、陶器口沿、陶钵、汉代五铢钱等。马家屯遗址位于吉林市东郊江南公社日升大队电力抽水站南的沿江台地上。在遗址地表和断层处，到处可见汉代陶片。1960年和1983年进行文物普查时，采集到灰色细泥陶器口沿以及绘有弦纹、水波纹、绳纹等陶片。⑥吉林省文物志编修委员会编：《吉林市郊区文物志》，长春：吉林省文物志编修委员会，1984年，第58－60页。龟盖山、小石桥、马家屯等遗址均在东团山与南城子古城周边，文化面貌一致，系东团山汉代城邑附近的村落遗址。

综上，东团山一带为“临秽县”治所的依据归纳如下：其一，濒临秽貊水，即松花江；其二，此地系秽人主要活动区；其三，汉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具备县一级城邑规模；其四，出土吉语文字瓦当、板瓦等品级较高建材，表明该地应存在官署类建筑；其五，东团山遗址附近有龟盖山、小石桥、马家屯等汉代村落遗迹，说明汉文化人口稠密；其六，《史记》所载之“違州”可能就是“临秽县”的别称。因此，吉林市东郊以东团山为中心的沿江地带完全存在作为临秽县县治的可能。

临秽县虽史籍失载，但“临秽丞印”封泥的出土证实了临秽县存在的真实可靠性。通过笔者上文的抽丝剥茧，临秽县可能位于今吉林市一带是有理有据的。如若此说不误，则说明汉代东北疆域已北达第二松花江流域上游的今吉林市一带。吉林市一带发现了汉代遗址和墓葬，此种情形正如佟柱臣先生所言，“这虽然不能证明燕、秦长城已经到了吉林，但都标志汉代疆域是包括吉林的”。①佟柱臣：《汉代及汉代以前的东北疆域》，《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而“临秽县”设置的原因，显然与汉朝节制夫余国及当地土著違人有关。《后汉书·东夷传》：“其王葬用玉匣，汉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娶以葬焉。”②（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85《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11页。《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公孙渊伏诛，玄菟库犹有玉匣一具。”③（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42页。夫余王葬具“玉匣”（即金缕玉衣），皆是通过玄菟郡转赐，那么夫余王城之侧的“临秽县”很可能是隶属于玄菟郡管辖。

以上论证无疑为汉代疆域史和行政建制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临秽丞印”封泥发现于辽南大连的普兰店张店汉城，正是辽南之地与建置于“違地”的“临秽县”之间行政往来的实物证据。

三、与違人相关之印绶封泥

与違人有关的印绶封泥，《三国志》有“違王之印”的记载。“違王之印”即汉朝颁赐“違国”之官方印绶。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率族众降汉的違人首领“南闾違君”很可能即是“違国”末代“違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南解次次雄”条载：“（新罗王南解次次雄）十六年春二月，北溟人耕田得違王印，献之。”④［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1《新罗本纪第一》，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5页。两处有关“違王之印”的记载，透露了松花江流域“西团山秽人”与朝鲜半岛东北部“东秽”政权上层的信息。无独有偶，1784年，日本福冈农民甚兵卫在博多湾志贺岛修缮水渠时发现了“汉委（倭）奴国王”金印。金印印面呈正方形，边长2．3 厘米，印台高约0．9 厘米，台上附团蛇形钮，通体高约2．2 厘米。⑤冯玮：《日本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30－31页。这方金印印证了《后汉书·东夷传》所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⑥（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5《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21页。1956年，我国云南昆明晋宁区上蒜镇石寨山滇国墓地M6出土了“滇王之印”金印。印面边长2．4 厘米，印身厚0．7 厘米，重90克，印纽为蟠蛇形象，蛇背上饰以鳞纹，蛇首高昂，印纽蟠蛇高2 厘米。印文系凿成，篆书，白文四字。⑦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113页。这方金印不仅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之“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⑧（汉）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897页。，同时修正了史籍记载——“滇王王印”应为“滇王之印”。“違王之印”与“汉委（倭）奴国王”金印、“滇王之印”金印一样，均系汉朝中央政府直接颁赐，用于册封周边民族首领的印绶，以示对其方域的统属与管辖。

除“王印”之外，还有1958年朝鲜平壤贞柏洞土坑墓出土的“夫租?君”银印。孙慰祖则作“夭租?君”。⑨孙慰祖：《汉乐浪郡官印封泥的分期及相关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2008年。银印印面阴刻“夫租?君”四个汉字，小篆字体，田字界格，每格各占一字。印面边长2．2厘米。印钮为似驼兽形。该方银印显然系当地“秽君”私人印绶。林禨对其印文进行了考释，以为“夫租”实为“沃沮”，即乐浪郡下辖“夫租县”。⑩林禨：《说貊》，《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云：“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沃沮还属乐浪。汉以土地广远，在单单大领（笔者按，应为岭）之东，分置东部都尉，治不耐城，别主领东七县，时沃沮亦皆为县。”①（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46页。又见《后汉书·东夷传》：“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岭已东，沃沮、違貊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领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弃领东地，悉封其渠帅为县侯，皆岁时朝贺。”②（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5《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17页。遂知，昭帝时，沃沮、秽貊（东秽）地悉属乐浪郡析出的乐浪东部都尉管辖，初为玄菟郡治所的“沃沮城”降为“夫（沃）租（沮）县”，为都尉统属“领东七县”之一。“沃沮”在封泥文字中作“夫（夭）租”，可能是当时对字体的一种简化。此情况同见于乐浪郡东部都尉治所，在《三国志·东夷传》中作“不耐城”③（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46页。，同书《?丘俭传》载?丘俭远征高句丽时，言其“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④（晋）陈寿：《三国志》卷28《?丘俭传》，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62页。，可见《三国志》均以“不耐”出现。《汉书·地理志》即简化为“不而”，早年朝鲜出土的“不而长印”亦如是。日本出土之“汉委奴国王”金印印文中的“委”字，实为“倭”的简写。结合文献及墓葬出土细形铜剑，佟柱臣先生将其断代为西汉中后期，⑤佟柱臣：《“夫租?君”银印考》，载于《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1987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这一结论是可靠的。另有“汉归义秽佰长”铜印，见于明代来行学的《宣和集古印史》⑥（明）来行学：《宣和集古印史》，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四年来氏宝印斋钤印本，见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7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227页。；“晋率善秽佰长”铜印，出土于朝鲜迎日郡新光面马助里。均是中央政府任命世居民族首领为官吏的官方印绶。

20世纪上半叶，日本考古工作者在朝鲜平壤大同江南岸的土城洞乐浪郡故址收集到大量乐浪郡官印封泥，主要发表在1948年日本学者藤田亮策的《乐浪郡封泥考》《乐浪郡封泥续考》二文中。⑦［日］藤田亮策：《乐浪郡封泥考》、《乐浪郡封泥续考》，载《朝鲜考古学研究》，京都：高桐书院，1948年。其后，1989年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编《韩国の印章》、1998年东京国立博物馆编《中国の印章》、2001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编《乐浪古文明》等著作又著录和补充了一批乐浪封泥。⑧孙慰祖：《汉乐浪郡官印封泥的分期及相关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2008年。乐浪郡封泥是一批典型的汉代边疆郡县官印封泥群和出土文献，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汉代边疆行政系统的往来情况，反映了县、长、丞、尉等不同的官吏级别，并与文献所载郡县名称及其分布交互印证。据目前所见乐浪郡封泥，在乐浪郡下辖25 县中，就有朝鲜、讲邯、縯水、含资、粘蝉、遂成、增地、带方、驷望、海冥、长岑、屯有、昭明、镂方、提奚、浑弥、东?、不而、蚕台、邪头昧、前莫、夫租等22 县见诸各类封泥。其所提供的文献价值和历史地理信息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这些官印封泥均出土于朝鲜，所涉朝鲜半岛以外（包括中国东北）汉代边郡情况的封泥却十分有限。“临秽丞印”封泥出土于辽东半岛南部，其治所位于松花江流域，填补了汉代东北边疆史的空白。“临秽丞”即临秽县县丞，是辅佐临秽县县令的重要官员。目前已有十余方“× ×丞印”乐浪郡封泥出土。“临秽丞印”封泥显然也属此类，与乐浪郡官印封泥共同建构起汉代东北边郡的行政管辖体系，成为中原王朝管辖东北边疆地区的重要实物依据。

余论：二龙湖古城补论

回到上文，关于“临秽丞印”之“临秽”的含义，王天姿、王禹浪提出“临近違地”的解释，笔者一度也深以为然。“違地”显然源于夫余国南下后出现的“（夫余）国有故城名違城，盖本違貊之地。”梨树县二龙湖古城作为地理位置最北的汉文化古城，同时位于汉文化与东北世居民族文化的物质边界的燕秦汉长城内侧，其确乎符合“临近違地”的地理特征。此观点不失为一说。笔者在此补论一二，以求进一步加深学术界对梨树县二龙湖古城的认识。

二龙湖古城发现于1983年的第二次文物普查。古城位于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石岭乡二龙山村北崴子屯附近，故又称“北崴子古城”。古城原坐落于二龙湖水库西岸台地，部分城区已为湖水淹没。二龙湖水库系东辽河和小子河交汇而形成。1987年春，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与四平博物馆又对二龙湖古城进行了联合调查。据考古简报，可知古城坐北朝南，平面基本呈方形，坐北朝南。古城周长750米。城址破坏严重，西墙长190 余米，大部已无存；北墙残存东段墙体，长约76米；东墙、南墙保存较好，分别长193米、183米。南城墙被一曲折相错之豁口截为东、西两段，豁口宽约10米。考古简报作者“疑为当时的门址”，事实上为一瓮城门无疑。该瓮门为我国战国至汉代古城珍贵的瓮城实物遗存。古城内出土了大量战国至汉代汉式陶釜、矮领鼓腹陶罐、陶豆、陶盆、箭镞外，城址东南则发现了与西团山文化特征相似的夹砂粗红陶、长把豆、横鋬耳等非汉式遗物，同类器物还在二龙湖古城周边的伊通、东丰等地有所发现。①四平地区博物馆、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古城址调查简报》，《考古》1988年第6期。这似乎表明战国至汉代二龙湖一带民族杂处的状况，即汉人居于城内，土著文化群体散居于古城周边。2003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再次发掘了二龙湖古城东南部，发现十余处半地穴式房址，出土卷云纹、饕餮纹、弦纹瓦当以及筒瓦、板瓦、陶水管等建筑材料。②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吉林省四平市二龙湖古城址发掘报告》，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2012年第2期。2009年，因当地群众在城内西南部取土时发现绳纹陶片，四平市文管会再次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与燕文化特征一致的大口尊、折沿筒形陶釜（有直腹和鼓腹之别）、陶罐、绳纹瓦等。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四平市二龙湖古城遗址2009年抢救性发掘》，《北方文物》2012年第4期。考古调查资料还表明，古城中部存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夯土台基。由于目前尚未对其进行发掘，具体情况不明。但从以往考古发掘所见瓦当、筒瓦、板瓦、陶水管等建筑材料来看，古城内必然建有可能为官署的较高级别较高建筑。

由于二龙湖古城为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地理位置最北端的汉文化古城，④赵宾福、杜战伟、郝军军、张博：《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46页。并为汉代沿用，文化内涵丰富，关于其性质遂争议颇多。萧景全认为，该古城与内蒙古燕长城外侧的敖汉旗“狗泽都”遗址、康家营子乡庙下村遗址、白斯郎营子城址一样，“可能是燕国长城线外屯戍一类城址”，同时也反对将燕秦长城东段划入梨树县境内。⑤萧景全：《辽东地区燕秦汉长城障塞的考古学考察研究》，《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此论不足为信，二龙湖古城的规模、出土遗物等均已表明其并非“辽东外徼”一边堡或障塞，而应为县一级古城。诚如2003年考古发掘报告中所言：“在二龙湖古城周围还发现了多处类似于二龙湖城址的灰色绳纹陶片及铁?等器物，这说明在二龙湖古城的使用时期，城外很可能也有相当数量的燕人居住或活动，而二龙湖古城无疑是其中心和城镇。”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吉林省四平市二龙湖古城址发掘报告》，《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2012年，第87－125页。

二龙湖古城的性质一直颇有争论。有学者认为该城址楔入夹粗砂陶文化腹地，周围无相似遗存，城址可能与“秦开为质于胡”的索居之地有关。①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辽宁彰武平安堡遗址》，《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四平市博物馆的一些学者根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文献记载②《汉书·地理志》：“望平，大辽水（今辽河）出塞外，南至安市人海，行千二百五十里。”《水经注》：“辽水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东流，直辽东之望平县西。屈而西南流，迳襄平县故城西”。，将二龙湖古城认定为汉望平县治所。③王彤：《2300年望平县质疑与实证——从二龙湖出土遗物看望平古城的确定性》，载吉林省博物馆协会、吉林省博物院编著《春草集：吉林省博物馆协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年；李茅利：《燕、秦、汉时期四平的早期开发望平县考证》，载吉林省博物馆协会、吉林省博物院编著《春草集：吉林省博物馆协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年。但辽水“屈而西南流”之地距二龙湖古城较为遥远，且位于古城之西南，而非正西方向。望平县故址应在今辽宁开原、铁岭地区的辽河左岸寻之。

图三 二龙湖古城平面图

总之，如以梨树县二龙湖古城为“临秽总县之”，治如所以，其梨依树据县归二纳龙如湖下古：其城一为，该古城是目前学术界公认地望最北、也最靠近“違地”的汉文化古城；其二，古城周长750米，南墙设有瓮门，其规模符合县一级古城；其三，古城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及出土建筑材料表明古城内存在较高等级官署类建筑；其四，古城文化内涵丰富，既有来自内地的燕汉文化，还有受白金宝、西团山等文化影响的土著文化，呈现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融合的迹象，符合“临秽县”所处之文化地理环境。因此，无论二龙湖古城性质为何，其学术意义与价值都应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结 语

“临秽丞印”封泥是中原王朝管辖东北边疆地区的重要实物见证，补充了文献缺载，填补了汉代东北边疆研究的学术空白。“临秽”释义为临近“秽水”或“秽貊水”之意，即濒临松花江。今吉林市东郊、松花江右岸的东团山古城一带系西团山文化的核心区域，位于違人活动范围内，其上层同时叠压着汉文化与夫余文化混杂的泡子沿类型。丰富的汉文化元素和较高级别的汉文化遗物的出土，表明这一带曾有大量汉文化人群活动，并立有官署，设置过行政建制，隶属于玄菟郡，用以节制夫余国，当为“临秽县”故址。四平二龙湖燕秦汉古城临近“違地”，为探索“临秽县”地望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临秽丞印”封泥与乐浪郡官印封泥群共同建构起了汉代东北边郡行政管辖体系的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