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纵横比较中重新认识中西方文化的异同

鄢小莉

摘要：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使中西方文化融合的速度显著加快，中国文化又一次处在古今中外、新旧交替的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发展状态相适应，中国迫切需要文化创新，建设与之相匹配的先进文化。本文从纵横向的角度分析了中西方文化的异同，提出了建立我国先进文化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文化;西方文化; 文化差异性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使中西方文化融合的速度显著加快，中国文化又一次处在古今中外、新旧交替的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发展状态相适应，中国迫切需要文化创新，建设与之相匹配的先进文化。怎样建设中国先进文化？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总括起来可分为三大类：一为“综合创新说”;二为“儒学主体说”;三为“全盘西化说”。根据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缓慢形成浸润心智不易改变，非少数人主观意愿强制行为所能为之。因此建设弘扬中国先进文化，必须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认真研究西方古今文明的文化精华，正确把握中西方文化同质的内核和表象的差异，取精去劣因势利导，方是当代中国建设先进文化的必由之路。

一、从横向比较看中西文化的差异性

综观中国当今文化，其思想渊源有四：一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二是近代以来中国志士仁人的文化实践和理论创新;三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舶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四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涌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近二十多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外交流的频繁，国人早已从中华民族独尊、中华文化独优的封闭状态中觉醒过来，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依相存的。从横向比较中西方文化具有各自的独特性：东方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东方文化主合，西方文化主争;东方文化强调情感，西方文化强调理性;东方文化强调群体和谐，西方文化强调个体张扬。具体表现为：

（一）在思辨方式上，西方文化重理性思辨，中国文化重情感体知

在西方人看来，只有理性的思辨才是最科学、最完善、最可信赖的。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有句名言：“理性在任何事物中都是我们的最高裁判和导师”。从古希腊时代起，西方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就把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作为把握事物和认识真理的基本手段，把“分析学”和“逻辑学”作为一切科学研究的工具，逻辑思辨和实证分析是西方人最基本的思维方法。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体知”而不是“认知”。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近似直观的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思维方式的归纳推理，演绎推导，而是重实践、重直观，即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感知，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进行认识、理解和判断。中国古代儒家把人们认识的客观事物作为人类自我意识外化的伦理情感的客体来体验，从中得出主体伦理和价值规范的印证，这种方式因缺乏科学和逻辑的推理而缺乏理性，因强调实践和心体感知而忽视理性。在中国历史上长河中，由于长期轻视实证科学的探索，再加上封建保守思想的束缚，“四大发明”等伟大的科技成果，墙内开花墙外红，由中国首创却没有推动中国的科技发展，传到西方即变成了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动力，使得西方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催生了西方的近现代文明。

（二）在价值取向上，西方文化重自我发展，中国文化重视群体和谐

西方文化的普遍价值观是：个人是社会的基点，每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只有个人发展才有社会进步，个人价值独立并高于群体价值。西方人的生活习惯是严于律己，遵章守规，认真敬业地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极少干涉他人，将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帮助都看作是令人难堪的事，甚至认为接受别人的帮助表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误解为是干涉他人私事。西方文化提倡人们应尽显自己的个性，越是表现出自我特征，越能体现人生的价值和重要，这些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意识很强，具有明显的“丛林文化”以争为主的特征。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就是主张群体本位，从孔子的“克己复礼”到国人长期的近似苦行僧般的寡情寡欲，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在中国文化传统理念的指导下和独特的社会结构中，个人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而是一种附属品，作为独立实体存在的只能是国家、社会和群体。个人隶属于群体，群体领导指引着个人，个人与群体即社会的关系就像螺丝钉之于机器，只有当个体把自己紧拧在社会这部机器上时才能发挥作用，才有生存的机会。中国文化中的群体本位的价值观念通过儒家人文主义的文化形态、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和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得以充分的表现和持久的延续。儒家伦理认为人生的目的和任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规定了人生为之奋斗的程序性的任务。在这种儒家伦理的规范和束缚下，国人失去了独立的个性，心甘情愿地将自己依附于群体，这也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所有具有小农心理的人都渴望清宫和好皇帝的原因。群体本位的文化价值是主张群体优先，反对个性张扬、个体突出，从而形成“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圍中，对于个人努力取得的成绩，主张低调反对炫耀，倡导谦谦君子，反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种谦逊在西方文化看来，既否定了自己，同时也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在西方文化氛围中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在人际关系上，中国传统的文化要求人们循规蹈矩，走中庸之道，不鼓励冒险和创新，由此形成国人在行言立事中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思进取，消极保守的不良习性。

（三）在行为规范上，西方文化“重利重法”，中国文化“重情重义”

西方社会强调以个人权利为基准，以追求个人成就为目标，完全不同于中国人更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义，金兰之交、一诺千金、两肋插刀、万死不辞，人与人之间完全超越了是非、利益的层面，达到了超凡脱俗的虚无境界，在西方则迥然不同，不要说同事、朋友之间，达不到这种超利益境界，即使是父母子女之间，也是以利益和是非概念为先的。在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解决，法律既可以保护个人的权利，也可以制裁对人权的侵犯，由此可知，西方国家法治发展的程度是与西方人的权利价值观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之一是主张“尊道贵德”，其具体表现为重道德轻法律，重道义轻利益。老子最早提出道与德的概念，《老子》第51章中有：“道生之，德畜

（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孔子在《论语》中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都把德和义作为最高准则，强调不能驱义逐利。自汉武帝“罢黜百字，独尊儒术”以来，中国文化无论是儒道互补，还是儒释道合一，始终以重道德、重伦理、重情义、轻法律、轻制度、轻契约为基本特征，长期以来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维系稳定社会的准则，不是靠法律而主要是道义。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法律意识普遍比较淡薄，这也导致了中国法制建设的缓慢和艰难。

（四）在社会关系上，西方文化注重平等意识，中国文化强调等级观念

西方文化的平等意识注重个人能力至上，无论财产多寡、地位高低，人们注重自我权利，不允许他人侵犯，同时又能充分尊重他人。西方人一般不以自己优越的家庭背景为荣，也不以自己贫寒的家庭出身为耻，人们确信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而凭借自己努力取得的成就才是最光荣的。中国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影响很深，“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至今还有广泛的“市场”;“家长制”“一言堂”等封建主义的特权观念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民主生活的正常进步。在中国做官就是出人头地、高人一等，上级凌驾于下级之上，“官大一级压死人”，上下级之间是人身依附关系而不是平等关系。在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学术修养很高的人和很有经营才干的人都争着去当官，所谓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主要指的是当官的人，而不包括富商巨贾，也不包括名流学者。在一些县市的《地方志》里，我们看到只要达到县团级职位的本地人，就能作为一种荣誉被写进《地方志》，而无论你学问再高，教授、博导、甚至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高级专家也无缘享受如此殊荣。这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本位”“等级制”的影响仍然在延续着，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人的观念和生活。

二、从纵向比较看中西文化的同一性

文化与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态划分的观点，同样阐明了人类文明的三大文化形态，其发展顺序首先是农业文化，其次是工业文化，第三是后工业文化。中国社会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仍然带着脱胎时的那个社会的痕迹，近五十多年来，中国正在由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型。发达的西方国家，在历史上同样经历过农业经济时代和农业文化阶段，如果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500年内看，西方文化亦经历了由农业经济文化到工业经济文化的转型。站在历史的纵坐标上观察中西方文化，双方在农业经济时代在社会价值观方面更是表现了惊人的相似。现代人随处可见的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不见了，留下的是共同特征。

（一）重情感而轻理性

重情感轻理性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独有特征。西方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不仅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以防止出现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还主张人们应该把所有与自己父亲年龄相仿的人都当作自己的父亲一样去尊敬，把所有与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人都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去疼爱 ，这与中国儒学“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观点如出一辙;西方不是自古以来就是科学文明的社会，即使在希腊、罗马文化之后，西方还出现过迷信和巫术盛行的时期，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科学的扼杀和对科学家的迫害更是触目惊心。历史表明，任何文化只要是处在农业文化的发展阶段就必然呈现出与小农经济思想相适应的重情感而轻理性的特征。因此，关于中国文化重情感、西方文化重理性的说法应该以历史阶段的清楚界定为前提。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处于农业文化发展阶段的中华文化是注重情感的，而处于工业文明发展阶段的西方文化则是注重理性的。

（二）重群体轻个体

从横向比较我们说，中方文化重群体，西方文化重个体，这也是一种相对的说法。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尚处于农业文化发展阶段的中华文化是注重社会、关注群体的，而处于工业文明发展阶段的西方文化是关注个体的。当西方文化处在农业文化阶段的时候，它同中方文化一样，也是注重社会、关注群体的。在希腊城邦中个人也是隶属于国家即城邦的，亚里士多德概括说，希腊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人，个人则是依附于城邦的、无独立性的。柏拉图表达的则更形象、更具体，他说个人之于社会犹如耳目之于人体、零件之于机器，每个人都在尽一种职能以构成整体。马克思从理论高度总结这种社会现象，指出西方世界在11世纪奉行的是权威主义、在18世纪奉行的是个人主义，西方中世纪的农业文化与中国的农业文化是相同相通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马克思讲的情形不仅适合于西方社会，同样也适合于中国社会。

（三）重人治轻法治

从横向比较我们说，中国文化重人治，西方文化重法治，这也是一种相对的说法。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尚处于农业文化阶段的中国文化重人治，而处于工业文明阶段的西方文化则注重法治。西方文化处在农业文化阶段的时候，也是人治高于法治。柏拉图的《法律篇》就公开主张人治，他认为法治是“第二等好的”统治，而人治才是最理想最美好的统治。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界乎于法律惩戒和道德教化之间，往往更倾向于后者而非前者。在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时期，也存在着暴君可以任意处死臣民，而臣民却毫无怨言，“既不抗议又不申诉”的情况，这同中国文化中君叫臣死，臣还得叩头谢恩的君主专制制度和愚忠心理又有何差别？即使在近代，在英美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曾经有过“有法不依”人治高于法治的现象。因此，法治并不是西方文化自古就有的特征，它只是西方社会进入近代文明以后的工业文明的才具有的特征。在农业经济阶段，西方也是地地道道的人治社会。

（四）官本位，轻工商

公元前埃及商人原本是神殿里的奴隶，公元前印度商人被那些熟读吠陀经者所嫌弃，唐代以前日本商人在着装、使用器具等许多方面都受到歧视，日本武士有权以莫须有的罪名砍杀商人而不受处罚。中国文化传统按照士农工商的顺序安排人的社会等级，士之所以被排在首位，根本原因就在于士可以出仕，反过来说，士必须出仕，否则也得不到期望的社会地位。所以，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也经不住仕途的诱惑，去鲁国当了大司寇。当西方文化处在农业文化阶段时，其重官轻商的程度不亚于东方。比如在法国，对商人的蔑视几乎是法兰西道德观念的核心特征，即使是富商巨贾其地位也远不如官员受人敬重。巴泰勒米·德·拉弗马在1601年还如是说：“如果世纪上存在蔑视的话，那就是对商人的蔑视”。直到17世纪末，法国的这种道德观念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西方农业文化与中国农业文化在价值观方面的相同之处不止限于上述几个方面，在古罗马，元老院元老的人选和元老院的组成都听凭皇帝任意安排，各种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皇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妻子是丈夫的私有财产，妻子对丈夫只有服从，没有权利可言，不似现代西方妻子不仅拥有平等的人权还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儿子必须服从于父亲，无论儿子官做多大，地位多显赫，仍然必须听命于父亲，且不得拥有私有财产。这三点与中国的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何其相似！中国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说，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哲学家”是治人者，农民、手工业是治于人者;东方人主张安贫乐道，“不要高粱不要稻，只要凉风好睡觉”;西方民谚则说“不要吃得好，只要睡得好”;中国文化主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严惩男女越轨行为，美国1648年颁布的刑法还规定同有夫之妇通奸应治死罪。因此从纵向比较，可得出如下结论：在国人大谈中西方文化差异性的时候，看到的仅仅是横向比较的结果，从纵向比较看，中西方文化在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农业经济阶段，无论是价值观方面，还是社会结构方面，或者是人们的行为方式，其相似程度都是相當高的。

三、在扬弃中建设发展中国先进文化

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由此可知，中西方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不是简单的引进或扬弃过程，其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内在关联，实质上是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文化的包容、理解、共存和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建设中国先进文化时，应该在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包容的态度，积极学习吸收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在比较中扬弃、在扬弃中发展。

（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带动文化转型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以三种社会经济形态为基础的三种文化形态前后相承，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经的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因此，要加速文化转型，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中国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乃至后工业经济的迅速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国人迸发出了极大的建设热情，国民经济建设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国经济已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洪流中，经济的全面接轨正在平稳进行中，与此相适应，我国的文化建设也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成就，我国文化摒弃了对西方文化的排斥态度，提高了对西方文化优秀成果认同和吸收的自觉性，推动了国人观念的更新和文化的转型。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要建设中国先进文化，就必须以发展经济为根本，加快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的转型。

（二）坚持以客观标准审视传统文化，在扬弃中推动中国文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都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大力弘扬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封建性的糟粕和与现代社会发展阶段不相融的落后观念，因此建设中国先进文化，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变革和创新，比如重新审视传统的思维方式，提高国人学习科学、运用科学的积极性;重新审视传统的价值观念，提高国人积极进取、参与竞争的主动性;重新审视传统的伦理道德，提高国人勇于展示自我、重视个体发展的能动性;重新审视传统的行为习惯，提高国人学法懂法、依法办事的自觉性。

（三）以开放的态度吸纳西方文化，在接轨中建设中国先进文化

在建设发展中国先进文化中有两个核心问题：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独特地位及深远影响。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在某一历史阶段具有指导意义的学说，而是一个既具空间开放性，又具有历史开放性的思想理论体系，其精神内核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与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二者的相融、互补、互动、和谐发展，体现了中西方文化融合的最高境界，这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典范。（2）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奋起抗争、保家卫国，以血肉之躯筑起了中华民族不屈的“长城”，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形成了国人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不畏强敌、舍己为国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国得以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根本，也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必须传承的精髓。繁荣中华民族文化，建设中国先进文化所主张的中西方文化融合，是在坚持中国优秀文化基础上的融合，是使中国的民族文化更具时代性、先进性的融合，为此须实现五个结合：在思辨方式上，把思维的整体性和实践的感悟性与分析综合的立体性及逻辑性结合起来;在价值取向上，把重视个体发展与实现团队优势互补结合起来;在道德伦理上，把重视人伦血缘亲情与倡导个体独立地位结合起来;在行为规范上，把以法治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在社会关系上，把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紀律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祝捷，李素荣.跨文化交际的启示[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2]符风春.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理性思考[J].理论前沿，2002（10）.

[3]顾乃忠.东西方文化比较及文化形态学的方法论──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之四[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

[4]周文莲.无意识理论的澄明与回归——论拉康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5]孔祥慧.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育人理念及其强化[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