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物志》看传统文化在物化审美上的秩序性建构*

王冠,孔庆茂

(南京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明代中晚期,手工业水平的大幅提高,经济的空前繁荣,商业的蓬勃发展使得物的地位在晚明社会生活中日益凸显,“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1],也因为此,世俗化的物欲生活渐成主流,类似“逍遥余岁,以终天年……受用清福”[2]的生活目标成为晚明时人生活写照,当是时,奢靡之风遍及南北,“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奢靡相高”[3]1,不仅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重道轻器”,认为道德追求、精神修养高于物质利益的心与器的主次秩序,也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壁垒井然的生活秩序,晚明时期,富商巨贾以财富为阶梯,进入官场,而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读书人亦广泛进入商贾行列,传统社会阶层的礼法、道德、伦理秩序均在物的影响和冲击下有了不同程度的瓦解。“俗尚日奢”[3]2,这种一味追逐物奢华精巧的审美方式让传统审美的标准变得混乱。这种传统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审美风尚、社会秩序的动摇引起了相当一部分士人阶层的警觉,其中身为士绅阶层代表的文震亨在其著作《长物志》中,从室庐、花木、水石、书画、器具、衣饰等十二个生活场景中以评定器物雅俗的方式试图重建晚明士人在物的审美上的文化秩序,在其书原序中,文震亨表示自己编写此书的目的正是为了“闲事长物,将来有滥觞而不可知者,聊以是编堤防之”[4]1,全书随处可见文震亨以其士人身份在当时物化审美语境中,凭借传统文化资源区分雅俗、厘定正统的秩序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