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草书先于正书*

骆冬青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草书先于正书,这一命题,可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它将艺术的自由创造置于一切既定秩序之前,将造字原则置于“正字”“正体”原则之前,既为汉字造字探本,又为书法艺术立法,更指向了美学的超越之境。这一命题,郭绍虞先生曾在1961年从书体、字体以及书法史角度提出:“我们既认为草先于楷,那么也应当承认行先于楷。”[1]1972年,晚年郭沫若从另一更为根本的角度,即造字角度,将此命题的意蕴提到新的层面。应当指出,郭沫若似未曾注意到郭绍虞的论述。①这位曾经狂飙突进的创造社诗人,始终“心有天游”,即使晚年,犹在其意中生出漫天疯长的野草、春草——草书,正是那种自由的象征、创造的表现!

郭绍虞和郭沫若两位先生的命题,其意蕴如今需继续深化。我以为,两位先生所采取的文字学、书法学视角,仍然是最重要的。不过,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新发现、新成果,为重新论证这一命题提供了契机。更重要的是,哲学、美学上的新进展,为我们思索这一命题贡献了更多的向量。

郭沫若说:“在我看来,彩陶和黑陶上的刻划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创造它们的是劳动人民,形式是草率急就的。从这种观点出发,我认为广义的草书先于广义的正书。南宋的张栻(号南轩,与朱熹同时)曾经说过:‘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虽出以意必,是卓有见地的。”[2]又曰:“指事先于象形,也就是随意刻划先于图画;从书法观点来说,也就是草书先于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