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供给增长模型看疫情冲击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张海冰

从2010年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十年处于下行。2020年年初的疫情冲击更是让很多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产生了迷茫。究竟，中国四十年的经济增长奇迹是否蕴藏着可以为全球经济增长理论作出贡献的一般原理？这不仅是经济学要探索的问题，更关系到供给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笔者认为，近几年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分析工具，如“新供给增长模型”，对研究中国增长模式的本质和前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从过度关注总需求刺激到供给侧的增长原理

在2012年以前，中国学者在讨论经济增长时比较多地应用了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比较重视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的作用。然而，凯恩斯主义的上述总需求分析框架，主要是对短期经济波动比较有效，与长期增长的理论还是有区别。

亚当·斯密最早在经济学史上指出了分工对财富增长的促进作用，这实际上指出的是生产组织方式或者说制度变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当制作针扣的过程被分成若干环节，每一环节都成为专门职业时，分工将大大提升生产效率。两百年后的制度经济学也从制度和社会分工的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比如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提出的制度创新增长理论，将制度安排作为一个变量，而不是外生的常数，认为历史上一些经济增长现象，可以通过制度创新过程来加以解释，例如美国在金融制度、劳工制度、商业制度等方面的创新，降低了相关领域的风险、成本和要素供给不足的问题，制度创新成为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