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适应能力和生命力

胡云

【摘 要】十八大以来，学界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一系列基本共识，为我们正确和深入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对深化这一制度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理论积累。查阅十八大以来公开发表的主要文章，发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从多个维度出发，但具体的研究范式有待丰富。学界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主要从历史渊源、发展历程、内涵特征、功能与优越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发展完善等方面展开，重点说明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中国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的中国智慧和方案。这一系列的文章較多，也各有侧重点，但是有相应分析范式的文章较少，目前看到的有从政党中心主义、政治共同体视野和国家治理角度分析的文章，其余的很少看到，这可能导致一些研究较为空乏，相似度较高，深度解析不足。

从政党、国家二元对立的结构化视角出发，已经不能有效解释当代中国独特的政党与国家社会关系。这是因为很多人至今仍然秉持着西方传统的仅仅代表社会部分利益的政党观念，依然沿用着西方社会科学中普遍流行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范式。传统政治学中对政治现代化历史经验的建构大致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主张个人权利的社会中心主义;另一种是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国家中心主义。这两种分析范式虽然长期主导社会科学的研究，但是都忽略了政党作为一种跨越了国家与社会的整合性力量的重要作用，更未能对政党作为一种治理主体的地位具有充分的认识，所以不能解释众多的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历史，也不能充分理解当今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各种政治困局。基于中国共产党建构民族国家、重塑社会规范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已经成功创造出了“国家—政党—社会”的新范式。

本文拟采用这一范式，阐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力和制度优越性，重点突出政党在国家社会中显现的关键核心作用。从国家—政党—社会这一分析框架出发，文章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出发，通过国民党和共产党发展历程的比较，追踪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起点，说明我国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主导、各民主党派参与的协商建国模式;其次从国家治理出发，通过中西政党制度比较，阐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适应性能力，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而说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力。

一、政党主导中国国家建构

不同于早发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家自主性丧失而导致国家总体性危机以后国家秩序重建。也就是说，当国家失败以后，重建国家的任务自然地落在竞相争取民众支持的新生政治力量即政党的身上。因此，同样地不同于早发国家，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政党不是宪政体制下的产物，而是国家危机的产物;不是国家秩序产生了政党，而是政党建构了国家秩序，政党创建了军队，并建立了新的国家秩序，由此产生了国家秩序内的议会、政府和社会团体等。这种完全不同于早发国家的制度变迁路径，意味着用宪政主义来诠释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有一定的障碍。

毛泽东说，“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所以，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孙中山所要建立的共和国一样，都应该是民主共和的现代国家。而如何实现民主共和，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深受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首先想到的就是先建立有自己主张的政党，以政党为媒介争取自身利益，壮大政党组织再获得政治权力。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带到中国，马列主义的路径首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存在。

在新中国成立前，为何国民党作为当时的执政党会丢失执政权呢？国民党一直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始终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谋利益。无论是北伐战争还是抗日战争，国民党都进行的很不彻底，一党专制，左右摇摆，枉顾人民意愿。相反，共产党一直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使命型政党，自成立之初就肩负着两大使命，实现共产主义的阶级使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就使得共产党一直具有人民性，始终将人民放在第一位，也就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也正是因为这一根本特质，中国的国家建构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协商建国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过程中，认识到结束一党专政的最好的政治形式，就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各革命力量，以各党派的协商合作为基础建立联合政府。正是在这种联合建国思想的指导下，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通过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共同协商，顺利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的成立和新政权的运行提供了合法性。可见，新中国的成立正是各个革命力量民主协商的产物，由此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

二、政党主导中国社会治理

尽管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承认政党主导国家秩序重建的必要性和强大的政党制度的必要性，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强大政党组织起来的国家开始转型，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尼专业集团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等强大政党都失去了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地位，苏联甚至在转型中解体，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则依然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中变得更加强大。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相同性质的政党具有如此不同的命运？其中一个重要根源是党是否有与时俱进的适应性和适应能力。在上面所述国家和地区中，作为主导国家重建的政党都是一种革命性政党因此需要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适应性转型。而这种转型必须符合国家的基本情况。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很多发展中国家超越自己的国情，模仿甚至照搬西方的政党制度，不是进行政治改良，而是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最终导致国家政治乱象，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甚至整个国家的稳定。要知道，在这些发展中国家，政党是国家制度变迁的主导者，政党的强弱至关重要，一旦失去了强有力政党的领导，各种团体组织就很容易分割国家，也很难获得合法性。而中国共产党的变革中所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观念与时俱进的转变，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渐变，因而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避免了大多数强大政党所组织的强大国家最终崩溃的命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烽火淬炼，成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进程，丰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在发展历程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确保国家治理正确的方向，把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全面领导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各种政治力量，使参政党和执政党同心同德，在国家治理中团结一致发挥合力作用。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都是我国政治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力量，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强有力的政治资源整合，为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提供了实践路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主导了中国国家建构，又主导了中国国家治理，可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必将在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

（作者单位：扬州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