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叙事和因诚向善的精神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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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意识到疾病不仅是一种医学事实，同时也是一种人文现象。围绕疾病的讲述所形成的疾病叙事建构了疾病在生理和医学层面之外的文化和话语层面。简言之，疾病不仅是一种生理现实，也是一种叙事现实。疾病如何进入语言体系，如何被叙述和分享，人们为疾病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是一个涉及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的重要问题。很多时候，人们不仅要面对疾病在生理学层面的重压，更要面对疾病在叙事层面的戕害。因此，建构一种更有人文性、更具生命共同体品格的疾病叙事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我看来，疾病叙事的第一层面是关于疾病的文学叙事，诸如《鼠疫》《失明症漫记》等关于疾病的经典作品，提供了人类面对疾病时所提炼的现实和象征层面的经验。疾病的文学叙事并非一种关于疾病的普遍叙事，而是关于疾病的个别叙事，它凝聚了人类最具文学和思想禀赋的大脑关于疾病与生命与社会的有益思考，往往给人以启迪，是建构普遍性疾病叙事的宝矿。疾病叙事的第二层面是指从历史和思想角度讲述疾病史并对疾病的文化机制做出的思想性论述。诸如《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逼近的瘟疫》《下一场人类大瘟疫》《瘟疫与人》《黑死病：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1348-1349）》《医疗与帝国》《疫苗的史诗：从天花之猖到疫苗之殇》《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等关于疾病的历史研究属于此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同样属于此类。不过，后者更像是关于疾病叙事的叙事，换言之，它们反思的是疾病叙事形成的文化和历史机制。由此就涉及疾病叙事的第三个层面：最广大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讲述疾病、想象疾病时所依附或赖以支撑的语言文化秩序。在每一场严重影响人类生活的疫情中，我们会发现，病毒戕害着数以万计的受感染者;同时，病毒进入语言叙事之后所产生的恐惧，同样压迫着数以亿计的人。本文仅以加缪的《鼠疫》为例，阐述疾病的文学叙事中最典型的瘟疫叙事及其所蕴含的精神哲学。伟大文学的疾病叙事，依然为我们今天建构普遍性的疾病叙事提供不竭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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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的《鼠疫》是作为哲理小说而存在（可与其相比的是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它不是用文学勘探瘟疫，而是以瘟疫为显影剂，揭示个体心灵及整个人类社会在极端条件下暴露出来的病灶。更重要的是，作为哲理小说，它們关切的不仅是现实和社会学层面，而是个体和整个人类如何面对和克服瘟疫的精神伦理问题。正因此，《鼠疫》和《失明症漫记》都因其哲理性和象征性而获得了意义的普遍性。

对于文学来说，以瘟疫为对象和以瘟疫为背景是不同的。大名鼎鼎如薄伽丘的《十日谈》和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以瘟疫为背景的代表，其价值在于其他方面而非它们为人类认识瘟疫、书写瘟疫提供了什么独特的经验。以瘟疫为对象的作品也有不同的立足点，对于小说而言，以文学为媒介而进行一番瘟疫的医学、卫生及心理等方面的科普并非没有意义，但这种意义却并非文学上的。所以，文学的瘟疫叙事考验着作家对于人性、社会在极端条件下有何裂变的想象力，更考验着作家对瘟疫的思想和伦理勘探。同样是以瘟疫为对象，毕淑敏的《花冠病毒》书写了一场花冠病毒传染病迅速传播带来的社会恐慌及导致的社会危机。不过，在2003年中国发生过SARS疫情之后，毕淑敏出版于2012年的《花冠病毒》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再现。同时，由于毕淑敏自觉采用了一种戏剧化的书写范式，这部小说的瘟疫叙事被导向了一种抗疫英雄战胜病毒的通俗冲突型叙事，其在再现现实和思想勘探方面并未提供新的创造。文学来源于现实，经历过一次瘟疫疫情，就会真实见证无数跌宕起伏、啼笑皆非、黑色幽默、方死方生、荒诞魔幻、百感交集的生活细节，再现性地写出这层真实固然非常考验笔力，但依然不是成就伟大作品的充分条件。相比之下，我之所以重读《鼠疫》和《失明症漫记》，正是因为它们不仅提供了关于瘟疫的预言性叙事，还提供了一种面对瘟疫的精神哲学。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广为人知，《鼠疫》也在其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鼠疫》以冷峻的笔调书写了1940年代一场大规模鼠疫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奥兰城的传播所催生的社会危机，小说对鼠疫时期的恐慌世相可谓穷形尽相。《鼠疫》主要通过里厄医生、志愿者塔鲁和帕纳卢神父对鼠疫的思辨而提供了一种面对“鼠疫”的精神哲学。仅肯定《鼠疫》对于人性和社会危机精微而卓越的预言性再现是不够的，《鼠疫》当然有现实针对性，如加缪自己所言，鼠疫在现实中指向的就是纳粹主义。但作品中“鼠疫”显然可以有更超越性的象征。事实上，当代的读者，在对纳粹历史并不了然的情况下读这部作品，依然有共鸣，正是因为《鼠疫》具有超时代的象征性。

有必要提到1955年罗兰·巴特和加缪就《鼠疫》发生的论辩。那一年，加缪42岁，巴特40岁。同为法国文学翘楚，加缪在两年后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蜚声国际;巴特则到1960年代才建立起广泛的声誉，1977年才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文学与符号学主席。巴特对《鼠疫》的批评包括三方面：一，认为《鼠疫》对抵抗运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不适当的移位，因为加缪用对并非人类的鼠疫病菌的抵抗替代了对人的抵抗。二，认为加缪还忽略了抵抗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没有提到由德国人处决无辜人质的习惯而引发的道德问题。抵抗运动所进行的破坏活动可能是以15到20条人命为直接代价的，这对抵抗者的良心是极大的谴责。三，认为《鼠疫》拒绝承认正在发生的历史团结性。进而，巴特认为“《鼠疫》为反历史的伦理和政治孤立的态度奠定了基础”。批评可谓严厉，加缪当然“无法同意”，“虽不希望破坏我们的友谊，但请允许我说，我感到有点失望”。加缪认为《鼠疫》明显包含了欧洲抵抗运动反抗纳粹主义的内容，但“对《鼠疫》的解读应该是多层次的”。

加缪与巴特论争的主要分歧在于：巴特认为《鼠疫》作为反纳粹主题的作品，必须秉持严格的“历史化”态度，不应由于文学化手段而导致对历史的误解。他的理由是，鼠疫跟纳粹之间不可类比。这不难理解，鼠疫作为传染病属于医学范畴，鼠疫之灾虽有人为因素，但跟以政治制度作为支撑的纳粹主义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种观点并非没有道理，它预设的前提是，既然是反纳粹书写，《鼠疫》必须有高度的现实和历史自觉，在文学修辞与历史真实之间，必须服从于后者。秉持这种历史化批评立场的人不在少数，事实上，日本著名学者小森阳一对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的批评就基于相似的“历史化”要求。因此，你可以理解，巴特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鼠疫》中奥兰城的人们在面对鼠疫过程中的恐惧、冷漠怎么可以用来类比欧洲人面对纳粹时的“不抵抗”？！他们的抵抗可能引致德军对更多无辜的滥杀，巴特显然认为，加缪太缺少理解之同情了。巴特对《鼠疫》的批评还有文学伦理层面的，他对《鼠疫》“确立英雄主义的次要地位”的冷峻立场不太有共鸣，当然会觉得《鼠疫》太孤冷了，崇尚主体自我的精神作战，看不到“历史团结性”的可能。

有必要为加缪辩护。加缪和巴特最大的区别在于，二人对于文学书写的重心何在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巴特认为重心应该放在被书写、被批判的对象上，因此文学修辞和想象服务于如何客观地认识和批判“纳粹主义”，任何逸出都可能导致对历史的误判（罗兰·巴特作为一个日后从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的文论家，其符号学研究后来影响极大，他对“文之悦”的倡导也开一时风气，但他对《鼠疫》的评论秉持的立场却更接近于历史现实主义）;而加缪显然将重心放在面对灾难的人身上，不管纳粹主義和鼠疫在属性上有何等差异，它们在人群中激发的精神连锁反应却是高度相同的。因此，加缪试图以鼠疫为媒介来创设一个极端语境，测试极端条件下人的反应，更重要的是由此反问灾难条件下成为人的可能。也许是因为《鼠疫》的出版（初版于1947年）跟二战离得太近了，人们刚刚从纳粹魔爪下摆脱，尚且惊魂未定，对于反纳粹题材的作品会提出非常苛刻的现实性要求，即使是思想睿智幽微如罗兰·巴特。应该说，基于历史化立场的书写和基于象征性立场的书写都应成立，前者不应成为取消后者的理由。事实上，《鼠疫》有自己更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它作为一部哲理小说，构建了人面对瘟疫的一种精神哲学。正因其超越性，即使纳粹主义已成历史，人们还会在种种瘟疫或灾难的情境来临时重新找到《鼠疫》，并从加缪所建构的精神哲学中一次次获得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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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鼠疫》所确立的精神哲学是什么？

翻译家李玉民认为，“归还英雄主义应有的次要地位”及“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是《鼠疫》的两大关目，此语得之。《鼠疫》的主要人物——医生里厄、志愿者塔鲁和神父帕纳卢的世界观并不相同，但他们抵抗鼠疫的过程中却重叠出一种以诚实为基础的精神价值。因此，以下这段话在《鼠疫》中至关重要：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确认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紧随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后，从来就没有超越过。同样，这也将赋予这部纪事体小说应有的特点，即叙述过程怀着真情实感，也就是说，不以一场演出的那种恶劣手法，既不恶意地大张挞伐也不极尽夸饰之能事。

人们很容易将加缪《鼠疫》里的哲学简单地理解为冷漠和反英雄主义，甚至于罗兰·巴特竟得出加缪否定“历史团结性”的可能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加缪《鼠疫》建立的精神哲学依然充满启示，我们有必要理解它的内在逻辑：一，以真为前提，英雄主义才有存在的意义，英雄主义才可能通向善。否则，英雄主义可能成为谎言社会捧杀精英、制造庸众的利器。二，英雄主义回归次要地位，让真理回归本来位置，不是否认英雄为社会献身的价值，而是认为每个个体都不该卸下自身的责任，都应该去承担起自身。潜台词是：鼠疫病毒在摧毁人，但每个个体有责任在认知上恢复自身成为人的条件。个体对自己生命责任的承担正是存在主义哲学非常重要的方面，虽然加缪一再否认自身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身份，但他被归于存在主义是有道理的。三，《鼠疫》的精神哲学里，还包含着一种“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式的态度。小说中，塔鲁和里厄有一段对话：

塔鲁：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不过如此。

里厄：这不成其为停止斗争的理由。

塔鲁：我不免想象，这场鼠疫对您可能意味的是什么。

里厄：意味连续不断的失败。

塔鲁：这一切，是谁教会您的，大夫？

里厄：是苦难。

这正是对向死而生、面向永恒的失败而进行抗争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绝佳诠释。存在主义的力量来源不在于预设胜利的目标，而是将生命理解为永恒的失败，但个体依然要面对此种失败去抗争。因此，不该将存在主义视为一种绝望颓废的人生观，这是一种洞察了生命悲剧但依然昂首前行的悲观的乐观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并非否认历史团结性及生命共同体的可能，而是呼唤建基于真的社会伦理，以及个体对自身生命负责、面向苦难永恒抵抗的生命伦理。时至今日，它对我们的启示犹存。

理解《鼠疫》，确要理解“归还英雄主义应有的次要地位”的意义。所谓“归还”和“次要”，意思是在抵抗鼠疫中，英雄主义并非需要打倒，但绝不应居核心地位，它应回归其原本的次要地位。既然英雄主义次要，那什么是最重要的？“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最重要，换言之，以真诚的态度面对现实和世界最重要。正如小说中这句著名的话——“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

为何要归还英雄主义应有的次要地位呢？因为英雄主义的实质是少数人可以拯救无数人，英雄主义一方面将少数人绑架在英雄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又赦免了大多数人抵抗的责任。在加缪看来，这甚至可能产生邪恶——“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扬。因为那样做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它寥若晨星，所以狠心和冷漠才是人类行为更正常的动力。”因此，单凭英雄主义是无法抵抗鼠疫这样可怕的瘟疫的。不难发现，加缪将求真的“诚实”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社会伦理，它甚至就是抵抗的起点，善的前提。因此《鼠疫》不断做出“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如果缺乏理解，好心能造成和恶意同样大的危害”这样的判断。这里包含着一种“善基于真”“因诚向善”的哲学立场，由此不难推出“真理归位”、英雄主义退居一旁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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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和阿尔贝·加缪虽有论辩，但他们的文学观其实各有其价值。强调文学想象严格重视于历史，其实也是基于一种求真的伦理，它把抵抗纳粹这段历史现实看得无比重要，因而警惕文学想象的逸出可能导致的对历史的误读。但加缪所求之真与巴特却有所不同，当他将求真伦理从历史对象而移诸个体心灵时，就产生了“诚实”的生命伦理，一种将“诚实”视为个体和社会最重要价值，可称为“以诚抗恶”“因诚向善”的精神哲学。它不仅是反纳粹主义的伦理，也可以成为人类抵抗瘟疫、反抗恶的伦理，正是这种哲学使《鼠疫》获得了超越性和普遍性。

事实表明，我们依然没有从《鼠疫》“因诚向善”的精神哲学中获得必要教诲。所谓“因诚向善”，意谓诚是一切善的前提和起点，抽空“诚实”而建立起来的“善”很可能是无效甚至有害的。“诚实”这一似乎是为人处世的基本伦理，何以在加缪的精神哲学中具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很多人把“诚实”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诚实”作为一种个体的日常伦理践行起来是非常艰难的，特别是当“诚实”被扩展为整个社会的精神伦理。

或许可以将加缪的“诚实”跟萨特的“自欺”观念结合起来看。萨特反对人的“自欺”状态，“自欺”是主体放弃成为自己而甘于成为平均数的蒙昧状态;与“自欺”相反，“自为”的主体勇于承担自由选择的责任，并在选择和承担中确认自我。相比之下，“自欺”地活着是更轻松的，因为自欺者的选择就是不选择，他不考究真假，只论多寡，跟着人群走，安全地活在最广泛的多数中。自欺的庸众是拜伦、克尔凯郭尔、鲁迅、萨特、加缪等不断批判的对象。加缪的“诚实”，其实正是反“自欺”。当谎言被体制授权时，选择“诚实”，意味着巨大的风险;选择“诚实”，意味着主体承担自为者的伦理责任。但正因此，“诚实”伦理才显示了它作为社会预警器的珍贵价值，我们也才可以理解索尔仁尼琴“有時候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更重”的含义。

加缪的“诚实”是面向个体发出的伦理召唤，但“诚实”如他，并非天真地以为“诚实”可以在社群中轻而易举地达成。相反，对于人性在“鼠疫”横行时代的怯懦、卑污甚至恶念，他是有充分“理解”的。他清楚地知道鼠疫会从人群身上带走爱情和友谊，在他笔下，鼠疫一步步逼出一个恶质横生的世界。或许因此，罗兰·巴特才以为他否认了“历史团结性”的可能。然而，巴特误解了加缪，承认“恶”在加缪不意味着放弃“善”，这只是“诚实”的一部分，是抵抗恶的起点。

选择“诚实”，就是抵抗恶，既抵抗邪恶之恶，也抵抗平庸之恶。邪恶之恶，通常肉眼可见，它引人憎恨，使人恐惧。要求每个人勇敢抗暴、殒身不顾，这是对人之为人的恐惧不够“诚实”;但真正的“诚实”，不仅承认和理解人的怯懦和恐惧，也意味着主体会守护“诚实”内部自为和承担的伦理。因此，“诚实”未必体现为英雄主义，却已然包含了对“邪恶”的抵抗，“诚实”才是抵抗邪恶的最基础伦理。

既然“诚实”意味着自为和承担，“诚实”便最大限度地祛除了平庸之恶。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这个概念，和加缪一样，是基于对纳粹的反思。平庸之恶何以产生，就因为主体卸下了选择和思考的责任重担，所谓有章可循无非是借体制之庞然大物来为自己免责。平庸之恶的可怕在于，每个人都觉得我不过是按章行事，我不过是遵循了“不得不做”的“正确的要求”，甚至于，我恪守了某种高度的专业性伦理。平庸之恶这个概念提醒人们，放弃了主体的判断和坚持，这种庸碌不仅可能成为恶的帮凶，同时就是恶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甘于庸碌者首先就是不够“诚实”者，拒绝了成为“诚实”者必须承担的责任。“诚实”意味着面对沸腾的现实，始终不肯让体制的律令来替代良知和专业发出的判断。有时候，“诚实”不难，但有时候，“诚实”却可能付出全部生命的代价。因此，“诚实”并非一种最低限度的伦理，“诚实”是真，是仁，也是勇者的伦理。以诚抗恶，因诚向善，是理解加缪精神哲学的重要通道，可能也是加缪为现代社会所提供的最宝贵精神资源。

最后，我还想说说加缪的文体跟其精神哲学之间的关联。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加缪小说文体上的坚硬干瘦，这不是一种多肉、多血、多情的文体，它不能让一般读者血脉喷张或涕泪横流，这种近于风干的文体包含了丝丝入扣的丰富思想纤维，它抽干了戏剧性的血肉，却准确地抵达了思想的筋骨。这种干瘦的文体，正是加缪“诚实”伦理的一部分。相比煽情，准确更“诚实”。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陈培浩，广东潮州人，1980年出生。文学博士，青年评论家，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八届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签约作家，广东省签约评论家，广东青年文化英才。已出版《迷舟摆渡》《阮章竞评传》《歌谣与中国新诗》《穿越词语的丛林》《互文与墨镜》等著作，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曾获2016年《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首届广东青年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