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距离因素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

胡查平，胡琴芳，吴惠蓉

（1.贵州民族大学 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湖南工业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3.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1 引言

由于市场需求逐渐向多样化、个性化转变，依靠企业自身创新能力难以满足目前的市场需求，面对这样的挑战，企业纷纷选择与其供应链伙伴进行合作创新以继续维持竞争优势，市场竞争也逐渐由企业间的竞争转变为供应链间的竞争。例如：小米手机正是因为与上游供应商紧密的研发合作，短短几年成长为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制造商。然而，供应链企业间的合作创新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因此，对一系列可能促进合作创新结果影响因素的探究成为当务之急，对此研究者们对合作创新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经济地理学家发现距离因素在合作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3]。具有代表性的是Shaw和Gilly（2000）[4]，他们指出距离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在此基础之上，Boschma（2005）[5]通过进一步研究提出了距离的五个维度，即地理距离、制度距离、组织距离、认知距离和社会距离，不同的距离维度在解释积极的外部性，尤其是创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尚未系统性地对五个距离维度与合作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大多仅分析了其中一个或两个维度对企业间合作创新的影响。例如，Geldes等（2017）[6]认为，供应商与制造商间地理距离的存在不利于交流互动，阻碍了正式以及非正式社交网络的形成，进而会影响企业间对于新技术、市场机遇和威胁等信息的交流，导致合作创新活动无法顺利展开。Molinamorales等（2014）[7]基于224家西班牙鞋类公司的样本，分析了地理距离与认知距离对合作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Fitjar等（2016）[8]通过对挪威的512家企业进行调查后发现，制度距离有助于“New-to-firm”与“New-to-market”两类产品的开发。Carbonara和Giannoccaro（2011）[9]认为组织距离与社会距离的存在不利于提高工业行业中的企业绩效。同时，从现有研究来看，不同距离维度并不是平行存在的，它们彼此间会互相影响，尤其是地理距离与其它四个距离维度之间联系紧密。Broekel和Boschma（2011）[10]认为在合作创新背景下，地理距离能够影响组织网络中其它距离维度。例如，Molina-Morales等（2010）[11]指出企业间较短的地理距离能够提供频繁的、反复的非正式交流，这促进了个体关系与网络联系的紧密度，缩短了企业间的社会距离，进而会对二者间的合作创新产生影响。但是，目前的研究尚未对地理距离与其它四个距离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地理距离在其它距离维度与合作创新绩效间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基于供应商与制造商合作创新的特定背景，系统性分析地理距离、制度距离，组织距离、认知距离和社会距离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剖析地理距离在其它距离维度与合作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距离

经济地理学派提出了距离的概念，以解释工业区域内网络和创新集群的形成。研究者认为距离意味着行动者或组织之间的差异性，包括地理维度以及其它非地理维度，并且不同的距离维度能够解释一些积极的外部性，例如知识的创造、转移和创新[5]。Knoben等（2006）[12]指出距离的概念在文献中以多种不同的形式被使用，包括不同的测量方法与定义。其中Boschma（2005）[5]提出的五个距离维度得到了广泛认可，即地理距离、制度距离、组织距离、认知距离和社会距离。其中地理距离是指空间中行动者之间的物理距离。制度距离是指正式的制度（如法律和规范）以及非正式的制度之间的差异（如文化规范和习惯）[13]。组织距离是指在企业层面上组织间在外部关系、组织结构或组织安排上的差异性[14]。认知距离是指组织间在知识积累与技能储备等方面的差距[15]。社会距离是指参与企业中的边界人员的关系紧密度[16]。

2.2 距离与合作创新绩效

2.2.1 地理距离与合作创新绩效。地理距离是指合作创新项目参与者之间的物理距离。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地理距离的存在限制了彼此间的深入互动，阻碍了正式以及非正式社交网络的形成，会限制供应商与制造商交流与合作创新相关的关键信息，例如新技术发展、市场机遇或威胁[6]，进而影响到合作创新的效果。此外，地理距离的存在也会阻碍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的相互监督，不利于信任关系的建立与维持，最终影响到彼此间的想法交流与合作开展[17-19]。从相反的角度分析，Asheim 等（2002）[20]认为，在地理上接近的企业基于“know-how”和“know-why”知识，通过本地化互动能够形成特定领域的知识，即正式知识和非正式知识相结合的产物，促进企业间的合作创新。与此同时，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较短的地理距离可以帮助实现更顺畅与简单的互动[21]，影响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知识交换的可能性[22]，进而对二者间的合作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合作创新过程中，供应商与制造商间地理距离对合作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

2.2.2 制度距离与合作创新绩效。制度距离主要表现为正式制度（例如：法律和规范）以及非正式制度（例如：文化规范和行为习惯）[13]的差异。由于体制问题，国营企业拥有健全的规章制度而民营企业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二者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Kirat等（1999）[23]指出在研发合作过程中，正式以及非正式制度能够影响组织间的合作协调。Capello（1999）[24]认为，供应商与制造商间一定制度距离的存在，通过促进边界人员间的知识转移与集体学习，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积极影响二者间的合作创新绩效。与此同时，Boschma（2005）[5]也指出，制度距离的存在通过克服制度锁定（妨碍对新可能性的认识）以及避免制度惯性（妨碍必要的制度调整）为新想法及创新成功实施所需要的制度调整提供了空间。因此，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一定程度的制度距离被视为集体学习与合作创新的催化剂。但是，若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制度距离过大则会产生新的困境：显著不同的文化习惯、法律制度将无法为组织协调与集体学习提供必要的基础，降低合作创新的效果。因为，受双方共同信任的文化规范往往被视为支持学习与创新的重要因素，并且信息与知识也更容易在文化与制度接近的情况下传播[25]。换句话说，由于正式制度的差异以及社会凝聚力与共同价值观的缺乏，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过大的制度距离将不利于集体学习与合作创新。综上所述，供应商与制造商间适当的制度距离有助于打破制度锁定与避免制度惯性获取新颖知识，但过大的制度距离往往会导致二者间缺乏集体学习与组织协调的基础，可能会抑制合作创新效果。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合作创新过程中，供应商与制造商间制度距离对合作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

2.2.3 组织距离与合作创新绩效。组织距离是指在企业层面上组织间在外部关系、组织结构或组织安排上的差异性[14]。尽管企业间低水平的组织距离能够降低新知识创造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机会主义，但同时也面临被锁定在特定交换关系中从而不利于学习与创新的风险[5]。供应商与制造商在外部关系中的差异，意味着二者分别与多个不同的组织进行互动以及知识交换，从而帮助供应商与制造商形成不同的知识结构[26]，这些异质性知识的融合将会显著影响二者的合作创新绩效。供应商与制造商内部组织结构或组织安排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其目的在于影响正在进行的决策制定，并确保整个工作流程的稳定以实现最好的绩效，例如团结规范和激励措施。非正式的团结规范能够在交换条款不完整的情况下促进合作，正式的激励措施由于与未来的利润紧密联系会提高利益相关者行动的积极性，二者具有不同的运行逻辑但都有利于绩效的提升[27]。在合作创新过程中，供应商与制造商间不同的治理机制可能互为补充，明确阐述的激励措施的存在以及灵活的团结规范能够激发供应商与制造商进行合作的信心，进而实现更好的合作创新效果[28]。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合作创新过程中，供应商与制造商间组织距离对合作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2.2.4 认知距离与合作创新绩效。认知距离是指组织间在知识积累与技能储备等方面的差异[15]。对供应商而言，产品的创新本质上是知识的创新，新颖的创造性观点以及创意的产生需要融合不同类型的知识[29]。在关于异质性的文献中，研究者们也强调了多样化、异质性的知识对于创新的重要性[30]，因此，多样化和新颖的知识对供应商的产品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而其与制造商之间认知距离的存在正好保证了知识与信息来源的新颖性，为知识创新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异质性与多样化知识的融合，极大地激发了新的想法和创新的产生[31]，同时，通过从制造商处获取这些异质性知识，供应商也能够掌握到更加充分的信息，这将会提高其识别创新的能力[32]。此外，当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认知距离增加时，供应商的学习会受到积极影响，为多样化以及异质性资源的融合提供更多的机会，产品的创新性将会得到显著提高[15]，最终提高供应商的创新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合作创新过程中，供应商与制造商间认知距离对合作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2.2.5 社会距离与合作创新绩效。社会距离是指在个体层面上企业边界人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嵌入程度[16]。根据 Boschma（2005）[5]的观点，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嵌入在一定社会背景中的，反过来，供应商与制造商间的社会关系或联系将会影响到它们之间合作创新的结果。一方面，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较大的社会距离有利于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分享，因为相对宽松的社会关系能够活跃它们的创新思维[33]。同时，这种宽松的社会联系也有利于它们快速地转换合作对象，尤其是当新的合作伙伴带着新的知识出现时，从而极大地促进供应商创新能力发展[34-35]。另一方面，Boschma（2005）[5]从反面的角度分析了社会距离对创新的影响，认为由于初创企业家和拥有新颖想法的外来者可能会被封闭的社会网络拒绝接纳，导致网络锁定不利于企业把握创新机遇。因此，供应商与制造商间紧密社会关系的存在可能会伤害二者的创新能力，进而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合作创新过程中，供应商与制造商间社会距离对合作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2.3 地理距离的调节作用

过去经济地理学家一直强调地理距离对合作创新的积极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制度、组织、认知和社会等非地理维度的影响，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地理距离既不是合作创新产生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其产生的必要条件，更多的是通过与其它四个距离维度融合对合作创新产生影响[5,36]。例如，Howells（2002）[1]也指出地理距离可能在影响组织、制度、认知和社会距离作用方面发挥着间接且微妙的作用。因此，根据现有研究并考虑到供应商与制造商的跨区域特点，本文将考虑地理距离的调节效果。

现有研究表明不同地理区域中，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随着供应商与制造商间地理距离的增加，二者间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也越大[5]，显著不同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将不利于合作创新过程中的信息与知识传递[25]。且地理距离的存在限制了供应商与制造商间的面对面交流，放大了二者间文化规范和行为习惯的差异，进而会对集体学习与合作创新产生消极影响[37]。

合作创新作为一个联合解决问题的过程，供应商与制造商间的互动交流不可或缺。而供应商与制造商间地理距离的存在，限制了面对面的交流，导致信息互动缺失[4]，增加了供应商与制造商将各自不同的知识应用于合作创新的难度。同时，地理距离的存在导致高水平互动的缺失，也会增加供应商与制造商在不同治理机制间的转换成本，造成更大的绩效损失，削弱了合作创新的效果。从相反的角度分析，当供应商与制造商在地理位置上接近时，通过建立宽松的合作系统，一方面能够保证组织柔性，为合作创新过程中的问题解决提供多种思路，另一方面也能够加强组织控制，降低合作创新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不确定性,最终实现更好的合作创新绩效[5]。

创新与异质性知识的融合直接相关。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认知距离的存在，满足了合作创新对异质性知识的需求，但异质性知识的吸收、理解与应用依赖于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21]，而地理距离的存在因为阻碍了供应商与制造商间的互动，将会削弱供应商的吸收能力，导致知识溢出效应减弱，进而影响合作创新效果[40]。换句话说，位于同一区域的供应商与制造商，二者间的学习与互动将会更加简单易行[21]，从而有利于将异质性知识应用于合作创新。而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一方面会导致供应商吸收理解能力的弱化，另一方面也会阻碍供应商与制造商间的良好互动，从而导致知识溢出效应减弱，最终削弱合作创新效果。

供应商与制造商间社会距离的存在意味着二者处于一个弱关系网络中，这种相对宽松的社会关系能够活跃它们的创新思维，进而促进合作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分享[33]。但是，地理距离增加会导致面对面交流机会的减少，进而影响知识分享效果。因为，在知识分享过程中，隐性知识由于所具有的难以被编码的特点往往需要通过个人面对面的接触进行传递[41]。而在工业背景下，非编码知识通常包括熟练技术人员的具体技术，这对于合作开发新产品是必不可少的[42]。进一步地，供应商与制造商间社会距离的存在本身潜藏着一定程度的信任问题，二者间地理距离存在所导致的深度交流与互动的缺失可能引发信任危机，影响合作创新绩效，甚至会导致二者间合作关系的破裂。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a：合作创新过程中，供应商与制造商间地理距离在制度距离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H6b：合作创新过程中，供应商与制造商间地理距离在组织距离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H6c：合作创新过程中，供应商与制造商间地理距离在认知距离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H6d：合作创新过程中，供应商与制造商间地理距离在社会距离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以湖南省一家大型制造商的零部件供应商为研究对象。该制造商在国内拥有上千家零部件供应商，选择该制造商的零部件供应商作为研究对象，能够较好地契合本文的理论研究情境。问卷的设计以国内外现有相关文献中的成熟量表为基础，并且根据受访者所属行业特征与语言习惯，在表述上进行了微调，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所用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本问卷于2017年11月完成问卷设计，并在问卷星网站上形成问卷链接地址。在问卷链接地址发放之前，通过该制造商的供应商管理部门对其供应商的参与意愿进行调查，最终316家供应商表现出参与意愿。随后，2017年12月，该制造商的供应商管理部们通过微信、QQ、邮件等方式将问卷链接地址发送给316家供应商的负责人或部门经理（项目经理、营销经理或销售经理），并承诺研究完成之后将研究结论免费提供给供应商，当月回收84份问卷，2018年1月上旬再次通过微信、QQ、邮件等方式提醒供应商完成问卷填写，截至1月底增加问卷57份。通过两拨采样工作，共获得141份问卷，去除无效问卷8份后，共计回收有效问卷13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42.1%。

表1 有效样本信息

3.2 变量测量

问卷调查的主要变量包括地理距离、制度距离、组织距离、认知距离、社会距离、合作创新绩效、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所有制性质、IT信息技术使用。其中，除了地理距离、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所有制性质之外，其它变量的测量均使用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计分。

（1）地理距离。通过GPS技术确定每家零部件供应商的空间位置，计算出其与该制造商间的物理距离并取其自然对数作为二者间的地理距离。

（2）制度距离。该变量的测量是在Geldes等（2015）[14]开发的量表基础上修改而成，共包含4个条目，从法律规范、文化规范、社会价值观和风俗习惯四个方面进行测量。

（3）组织距离。该变量的测量是在Geldes等（2015）[14]开发的量表基础上修改而成，共包含4个条目，从组织文化、组织架构、组织间关系和社交网络等四个方面进行测量。

（4）认知距离。该变量的测量是在Geldes等（2015）[14]开发的量表基础上修改而成，共包含5个条目，从专业知识水平、工作经验、整体技术水平、整体受教育水平和整体文化素质水平五个方面进行测量。

（5）社会距离。该变量的测量是在Geldes等（2015）[14]开发的量表基础上修改而成，共包含5个条目，从友谊关系、信任程度、了解程度、共事经历和市场声誉（反）五个方面进行测量。

（6）合作创新绩效。该变量的测量是在王永贵等（2011）[43]开发的量表基础上修改而成，共包含3个条目，从产品的创新性、解决实际问题和产品的实用性三个方面进行测量。

（7）控制变量。现有研究发现，企业年龄[44]、企业规模[45]、企业所有制性质[46]和IT信息技术使用[41]等因素会对企业间合作创新行为产生影响。据此，将这些因素都作为本文模型的控制变量。企业年龄用自企业成立至目前的经营时间来表示。企业规模用企业总资产的数量来进行区分。企业所有制性质按照企业性质进行分类。IT信息技术采用Soonhee等（2006）[46]的量表进行测量，条目包括“双方工作人员经常使用互联网、E-mail和电子布告板进行联系”、“双方工作人员经常使用专用的数据库和电子数据管理系统”、“双方工作人员经常使用专用的知识管理系统”和“双方工作人员经常使用内部专用网络”。

4 数据分析

4.1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使用spss24.0对变量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首先使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进行信度检验，结果见表2对角线上粗体数字：制度距离、组织距离、认知距离、社会距离、创新绩效和IT信息技术使用的Cronbach's Alpha值分别为0.880、0.888、0.965、0.899、0.908和0.852，均大于0.70，说明各变量的测量指标内部一致性程度高，具有较好的信度水平。其次，进行效度检验。在聚合效度上，由于各变量的测量题项的因子负荷都十分显著（p＜0.001），且CR和AVE达到标准水平，说明各变量的聚合效度较好。在区分效度上，采用卡方差异检验法进行变量的两两比较，结果显示变量之间的卡方值差异量都显著超过3.84的标准，说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4.2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见表2，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地理距离与创新绩效之间显著负相关（r=-0.189，p＜0.05）；制度距离、组织距离、认知距离、社会距离与创新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r=0.461，p＜0.01；r=0.482，p＜0.01；r=0.706，p＜0.01；r=0.808，p＜0.01）。可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与前文假设均基本保持一致，表明本研究思路可行。

4.3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问卷上所有题目的信息都由供应商提供，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对此，首先对数据收集过程进行严格控制，力求被调查者提供信息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然后，在数据收集后使用标记变量法进行检验，即选择被调查者的职务作为标记变量（Mark Variable）对所有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中右上方的数据。与左下方的零阶相关系数相比，发现地理距离、制度距离、组织距离、认知距离、社会距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未产生显著变化，说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对本研究的影响较小。

表2 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5 假设检验

5.1 距离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检验

本文使用spss24.0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地理距离对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β=-0.051（p＜0.05），说明地理距离对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H1得到验证；制度距离对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β=0.605（p＜0.001），制度距离（二次项）对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β=-0.056（p＜0.01），说明制度距离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倒U型影响，H2得到验证；组织距离对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β=0.431（p＜0.001），说明组织距离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3得到验证；认知距离对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β=0.668（p＜0.001），说明认知距离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4得到验证；社会距离对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β=0.819（p＜0.001），说明社会距离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5得到验证。

5.2 地理距离调节作用检验

由表4可知，地理距离对认知距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调节效应显著（β=0.060，p＜0.05），但对制度距离、组织距离、社会距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调节效应不显著，因此H6c得到验证，H6a、H6b、H6d均不成立。

6 结语

表3 距离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4 地理距离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以湖南省一家大型制造商的零部件供应商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供应链企业间地理距离、制度距离、组织距离、认知距离和社会距离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显性的地理距离在隐性距离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在合作创新过程中，供应商与制造商间地理距离对合作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供应商与制造商间制度距离对合作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供应商与制造商间组织距离、认知距离和社会距离分别对合作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2）在合作创新过程中，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的地理距离仅对认知距离与合作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对其它距离维度与合作创新绩效间的关系不存在影响。地理距离对认知距离与合作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处于不同地理区域中的供应商与制造商各自拥有更多差异化的地域特定知识，使得二者间在知识储备与技能积累方面存在更大的差异，在合作创新过程中，通过将这些异质性知识与信息进行整合，有利于开发更具创新性的产品，从而显著提高合作创新绩效。而地理距离对于其它距离维度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其原因可能各不相同，制度本身具有的地域性特征不会轻易地因为二者间地理距离的远近而发生改变，更多地与当地文化习惯和政策制定者相关；与之相似，供应商与制造商间组织距离更多取决于组织结构或组织安排上的差异，而这些内部组织结构同样不会因为二者间地理位置的远近而发生改变；此外，由于通讯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伙伴以及个人关系的建立不需要建立在临近的基础之上，通过多种电子渠道就能够保持供应商与制造商间社会网络的维系与发展，促进合作创新。这些原因可能导致地理距离对于制度距离、组织距离、社会距离与合作创新之间的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

在相关领域，目前有关地理距离、制度距离、组织距离、认知距离与社会距离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的研究较为零散，且多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本文通过对供应链企业间合作创新活动的研究，系统性地分析了在中国情境下五个距离维度对合作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对合作创新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本文实证分析了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地理距离对制度距离、组织距离、认知距离、社会距离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调节的影响，发现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的地理距离仅对认知距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因此，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此外，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与供应链企业间的合作创新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于供应商而言，在复杂且动态的市场环境中，创新是提高其竞争力的不二之选。然而，由于企业规模受限，缺乏技术人才以及较高的资源投入，迫使他们不得不选择与制造商合作开发以确保新产品的成功开发，但并不是所有的合作都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针对这一现状，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首先，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地理距离不再是制约供应商与制造商合作的因素，但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地理距离的存在将不利于沟通互动，这仍然会对合作创新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其次，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制度距离的存在是一把双刃剑，一定程度上制度距离的存在通过打破制度惯性与制度锁定能够为合作创新创造合适的制度环境，而显著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则会导致组织协调与集体学习受挫，影响合作创新的效果，因此，在选择合作创新伙伴时，供应商需要考虑彼此间的制度距离以实现最佳的合作创新绩效。同时，供应商也要重视组织距离、认知距离与社会距离对合作创新的积极影响，充分利用这些距离因素，帮助企业接触到更为广泛的信息来源，获取异型性知识，进而获得更好的合作创新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地理距离对于认知距离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因此供应商在挑选合作伙伴时，一方面要关注地理距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需要平衡地理距离对二者的调节影响，以获得最佳的合作创新绩效。

本文仍存在一些局限性，有待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完善。第一，由于本文是以湖南省一家大型制造商的零部件供应商为研究对象而展开的，尽管样本包含了不同的新产品开发活动，但都局限于制造业中，因此，本文的结果在其它行业中的普适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第二，本文所取得的数据均来自于单一的受访者，即零部件供应商，这种来源单一的测量数据可能具有一定的偏差。因此，未来的研究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宜选用配对数据进行分析，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第三，本文仅分析了地理距离对于制度距离、组织距离、认知距离和社会距离的调节作用，没有考虑到制度距离、组织距离、认知距离与社会距离之间的交互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这四个距离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