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创新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2004—2018年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

何 强 孔芳霞 文传浩

(1.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400067； 2.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91)

继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后，十九大报告作出了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这标志着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与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建设同等的高度。水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其建设程度直接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1)刘芳、苗旺:《水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要素的体系模型构建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5期,第117-122页。。此外，人口的增加、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使水资源逐渐成为一国或者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2)苏贤保、李勋贵、赵军峰:《水资源—水环境阈值耦合下的水资源系统承载力研究》,《资源科学》2018年第5期，第1016-1025页。。而水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克服水资源环境压力、缓解水生态环境恶化以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3)罗增良、左其亭、赵钟楠等:《水生态文明建设判别标准及差距分析》,《生态经济》2015年第12期，第159-163页。。绿色创新作为引领绿色发展的基础和第一动力，具有知识溢出和环保溢出的双重外部性(4)曾江洪、刘诗绮、李佳威:《多元驱动的绿色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工业技术经济》2020年第1期，第13-22页。，其对本地以及周边的水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怎样的效应，存在怎样的差异，其成因又是什么？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总结现阶段绿色创新对水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推动水生态文明建设。

一、文献回顾

(一)关于水生态文明建设内涵及内在逻辑的研究

谭文华(2017)以我国古代哲学为理论基础，从水灾害发生和水环境保护两方面，对水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把握水的运动规律、践行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明晰各自的职责和义务等启示(5)谭文华:《〈道德经〉中的水哲学及其对我国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以2016年全国大范围洪涝灾害为例》,《理论月刊》2017年第7期,第35-40页。。田鸣等(2019)以河(湖)长制作为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案例分析法提出水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路径的分析框架(6)田鸣、张阳、汪群等:《河(湖)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路径研究》,《中国环境管理》2019年第6期,第32-37页。。白永亮等(2019)从公众个体行为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从环境、制度、认知三个角度，划分公众对水生态文明建设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水生态环境状况和文明建设制度远不及公众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重要(7)白永亮、程奥星、成金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意愿——5个国家级试点城市的1379份问卷调查》,《资源科学》2019年第8期,第1427-1437页。。

(二)关于水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李云玲等(2017)从水量、水质和水生态三要素出发，构建水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短板法”来考虑各要素的评价结果，从而得到综合评价结果(8)李云玲、郭旭宁、郭东阳等:《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方法研究及应用》,《地理科学进展》2017年第3期,第342-349页。。方兰等(2018)认为，中国目前的水生态安全总体形势不容乐观，面临污染、资源匮乏和生物多样性受到挑战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提出利用节水技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完善水生态文明建设体系和治理体系(9)方兰、李军:《论我国水生态安全及治理》,《环境保护》2018年第Z1期,第30-34页。。向婧怡等(2018)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水生态文明的概念和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探讨，经过内容抽样、指标提取等量化过程，尝试性提出水生态文明指标的选择路径(10)向婧怡、张红举、陈力等:《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水生态文明概念及评价指标探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S1期,第169-175页。。邓宗兵等(2019)从水资源总量、水利用效率、水环境治理以及水制度管理四个维度，构建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得出我国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从东往西大体上呈现“高—低—高”的状态(11)邓宗兵、苏聪文、宗树伟等:《中国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测度与分析》,《中国软科学》2019年第9期,第82-92页。。夏海力等(2020)采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模型和Theil指数分解法，对创新系统进行效率测度，结果表明，我国水生态安全下创新系统效率呈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阶梯式分布(12)夏海力、叶爱山:《水生态安全下中国区域创新系统效率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年第2期，第75-86页。。

(三)关于水生态文明建设方法论的研究

仇蕾等(2017)在“新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指导下，借鉴国外水资源适应性管理经验，结合自然禀赋和人文底蕴，提出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思想及开展红线管控，摸索出一条符合当地特色的水生态文明建设道路(13)仇蕾、陈黎、汪志强等:《江苏省水生态文明适应性建设战略思考》,《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35-39页。。周海炜等(2018)通过将标杆管理方法引入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建立标杆管理方法，可提升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针对性和可效性(14)周海炜、李蓝汐:《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标杆管理方法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71-76页。。郑晓云(2019)认为，水生态文明作为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体系之一，要从根本上加以应对，即水生态文明建立起人与水和谐共生关系，建立友好型社会以应对水生态环境而不是仅仅改变水环境来适应人类(15)郑晓云:《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化解当代水危机——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理念和途径》,《社会科学家》2019年第8期,第9-13页。。

综上所述，现有的水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主要从哲学、环境保护和公众认知等角度展开，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和理论基础，但还存在两个不足：一是研究方向仅停留在水生态文明这一单独体系上，未关注到其他因素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二是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大多使用传统的计量方法，缺乏以空间的视角来考察内在的关系。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利用全国30个省域(16)因西藏和港澳台的相关数据缺失严重，分析时未被纳入。2004—2018年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15个指标，构建评价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并使用熵值法对省际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测度；第二，探讨绿色创新与水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采用空间计量的模型，探究绿色创新对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

二、研究假设

已有研究表明，绿色创新对经济发展质量在低、中、高等分工水平下作用力度不同，其中，低等分工水平下促进作用较高，中等分工水平下促进作用减弱，高等分工水平下促进作用最强(17)彭文斌、文泽宙:《绿色创新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江汉论坛》2019年第9期,第36-43页。。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8)孙秋鹏:《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当代经济管理》2019年第11期,第9-14页。。建设生态文明，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发展利用，水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19)左其亭:《水生态文明建设几个关键问题探讨》,《中国水利》2013年第4期,第1-3页。。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绿色创新对当地水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推动作用。

地理学的第一定律指出，任何地理现象之间的相关性是普遍存在的，一般而言，地理距离越近的事物之间相关性越强。相邻区域之间经济条件相似、文化状况趋同，资源、人口和要素流动等致使相邻区域之间存在空间相关特征明显(20)宋瑛、廖甍、王亚飞:《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13页。。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相关特征明显。

现有的文献将绿色创新和“可持续创新”“生态创新”“环境创新”近似地划分在一起(21)王惠、苗壮、王树乔:《空间溢出、产业集聚效应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中国科技论坛》2015年第12期,第33-38页。，学界对绿色创新还未形成统一的定义。绿色创新所产生的集聚态势不仅会带动本地区的资源、技术和要素等转移到水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还会明显地牵引周边地区的资源、技术和要素等向该地区转移，对周边地区形成明显的虹吸效应(22)刘晓红:《空间关联下绿色创新的雾霾污染效应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9年第10期,第48-57页。。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绿色创新对周边地区水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虹吸效应。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04—2018年全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所包含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水利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区)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为缩小数量级与解决异方差的问题，本研究对所有数据加权得分后均进行对数化处理。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借鉴已有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23)任俊霖、李浩、伍新木等:《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长江经济带省会城市水生态文明评价》,《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10期,第1537-1544页。(24)向婧怡、张红举、陈力等:《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水生态文明概念及评价指标探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S1期,第169-175页。(25)邓宗兵、苏聪文、宗树伟等:《中国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测度与分析》,《中国软科学》2019年第9期,第82-92页。，从水资源总量控制、水利用效率控制、水环境综合治理以及水管理制度实施四个维度来评估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见表1)。

表1 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注:GDP、工业增加值均经过平减处理。

2.核心解释变量：绿色创新水平。在参考已有绿色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26)肖黎明、李洄旭、肖沁霖等:《中国区域绿色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同及互动——基于耦合协调与PVAR模型的检验》,《科技管理研究》2019年第20期,第9-20页。(27)孙丽文、任相伟、李翼凡:《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动态环境规制下的交互和调节效应模型》,《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年第22期,第82-91页。(28)程鹤:《资源型城市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科技管理研究》2019年第19期,第90-97页。，从创新驱动和创新环境两个方面考虑构建绿色创新评价指标体系。

表2 绿色创新评价指标体系

注:GDP、工业增加值均经过平减处理。

使用熵值法对表1、表2中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绿色创新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赋权。熵值法是通过判断指标的离散程度对指标进行赋权，其度量的其实是一种不确定性。熵越大表明其所蕴含的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也就越小，反之亦然。熵值法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达到数据同质化的效果。消除因数据的量纲、数据级等原因对评价结果产生的影响。具体公式步骤如下：

正向指标：

(1)

负向指标：

(2)

i为样本区域，j为相关指标，各指标标准化计算方法如下：

(3)

第二，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样本值占该指标的比重：

(4)

第三，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5)

其中，k>0，k=1/ln(n)，ej≥0。

第四，计算信息熵冗余度(差异)：

dj=1-ej，j=1，2，…，m

(6)

第五，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7)

第六，计算各地区的综合得分：

(8)

其中，xij为标准化后的数据。

计算得到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绿色创新水平各项指标的权重列于表1、表2。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造林绿化水平、农村面源污染改善程度、每万人拥有公厕数和水电开发程度四个指标。

第一，造林绿化水平。植树造林是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面积的减少，能为水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提高综合治理水平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选取各省当年万人造林面积来表示造林绿化水平。

第二，农村面源污染改善程度。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工业污染和城市污染得到有效遏制。但是，由于农村面源污染具有面广、隐蔽、分散以及源头多等特点，对水资源环境的影响容易被忽略，进而成为水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上的“拦路虎”，其治理水平的提高对水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选取各省当年人均使用农药、地膜和化肥表示农村面源污染改善程度。

第三，每万人拥有公厕数。公厕作为公共基础设施之一，具有帮助处理生活污水的功能。一般而言，作为与污水处理厂相关联的设施，公厕数量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水源污染，进而提高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第四，水电开发程度。水电是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的主要支柱，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能。因此，水力发电量在水资源开发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对提高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选取各省当年人均水力发电量来表示水电开发程度。

四、空间计量分析

(一)空间相关性分析

根据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在进行空间计量模型回归估计之前，需要对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通过构建二进制的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并运用Stata 15.0软件对全国30个省区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Moran’s I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由表3可以看出，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在15年的时间跨度上均在1%水平上，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表明各省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不是完全随机的，表现出强烈的空间显著集聚特征。从整体来看，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Moran’s I指数在时间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这表明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在总体上是增强的。综上所述，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计量模型中更应引入空间因素，利用空间计量方法来估计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模型才更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这一点印证了H2。

表3 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为进一步分析各省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空间异质性，本研究进行了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并给出2007年和2015年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Moran’s I散点图(见图1、图2)。2007年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有上海、江苏和浙江等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有新疆、青海和甘肃等欠发达的西部省份。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的环境管理制度和技术水平呈现高度集聚特征，更容易吸引其他地区的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等要素汇聚到东部发达地区，具有明显的创新资源竞争优势。2015年，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较高的地区数量有所增加，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依然处于较高地位。西部一些地区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尽管与东部地区存在一定差距，但相较2007年已得到显著提升。

图1 2007年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Moran’s I散点图

图2 2015年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Moran’s I散点图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我国大部分省份与其相邻省份存在高度的空间稳定性，且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整体上有所提高，表现出明显的非平衡发展且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再一次印证了选用空间计量模型来估计各省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合理性。

(二)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和选取

1.模型的构建。本研究选择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以厘清绿色创新和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所具有的空间关联效应，构建模型如下：

lnyit=pWlnyit+δ1lnxit+δ2Xit+θ1Wlnxit+θ2WXit+ui+γt+εit

(9)

εit=λWεit+μit

(10)

其中，y表示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W为空间权重矩阵，反映各单位之间的空间关系，x为绿色创新水平，X为控制变量的集合；p和θ为空间自回归系数，反映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γ为时间固定效应，u为地区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λ为空间误差系数，反映随机扰动项中存在的空间关系。若λ和θ全都为0值，上述模型将变为空间滞后模型；若p和θ全部为0值，上述模型将变为空间误差模型；若λ为0值，上述模型将变成空间杜宾模型。

对于式(10)中的空间权重模型，本研究考虑到邻接权重矩阵无法反映地理上的相邻，但受不相关的单元之间的空间影响，对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参考侯新烁等(2013)(29)侯新烁、张宗益、周靖祥:《中国经济结构的增长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世界经济》2013年第5期,第88-111页。的方法，借鉴引力模型的思想，将空间权重定义为：

(11)

此外，运用Moran’s I指数及散点图分析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可描述研究领域内所有单元之间的整体空间关系。Moran’s I的定义为：

(12)

全局Moran’s I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数值在0到1之间，表明类似的属性汇聚在一起，Moran’s I指数越逼近于1，代表空间的正相关性越来越强；数值在-1到0之间时，表示不同的属性在一起，Moran’s I指数越逼近于-1，代表负相关性越来越强；Moran’s I指数越逼近于0值时，代表空间相关性越来越弱。

2.模型的选取。Moran’s I指数可以确定模型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但是无法判定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滞后模型(SLM)以及空间杜宾模型(SDM)。但在判断三种模型选取之前，需要先通过Hausman检验来判断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再通过LM和Robust LM检验来选取合适的空间模型。根据表4可以发现，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选取中，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Hausman统计量是46.48(P=0.0000)，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了原假设，表明水生态文明建设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在水生态文明建设模型中，LM-Lag和LM-Err检验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拒绝不存在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Robust LM-Lag和Robust LM-Err也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拒绝不存在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这表明可以引入空间杜宾模型。为进一步检验空间杜宾模型不会退化成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在空间杜宾模型条件下，使用Wald检验和LR检验表明，空间杜宾模型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即不能退化成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因此，模型设定为空间杜宾模型。通过LR检验进行固定效应的选择，在1%的水平上既拒绝了空间固定效应不显著的原假设，又拒绝了时间固定效应不显著的原假设，所以选择时间空间双固定效应模型。

综上所述，将水生态文明建设模型设定为时间空间双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

(三)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和分析

本研究选择邻接权重矩阵、经济权重矩阵、地理权重矩阵以及经济地理权重矩阵四种矩阵，并选择极大似然估计法对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表5显示，二进制邻接权重矩阵下空间杜宾模型的对数似然值(Log-l)和调整的可决系数(R2)依次大于地理权重矩阵、经济地理权重以及经济权重下空间杜宾模型的Log-l和R2。此外，核心解释变量绿色创新各项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在整体上均未发生变化，且大多数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合和显著性水平也保持一致，这表明表5中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4 Hausman检验、LM检验、Wald检验和LR检验

鉴于选择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作为主要矩阵，本研究将主要围绕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下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

1.绿色创新对本地区水生态文明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具有负向的溢出效应。绿色创新与水生态文明建设在1%的水平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时，绿色创新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显著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高0.337个百分点。这说明绿色创新水平能有效提高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这一点印证了H1。由于经济发达地区具有优于其他区域的科技、资源以及劳动力等要素，发达地区在绿色创新方面相较于其他欠发达地区具有一定的优势，从而对本地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更有推动作用。绿色创新水平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为-0.492，并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对本地区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对本地区水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一定的虹吸作用，不利于本地区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提高，这一点印证了H3。

表5 空间杜宾模型SDM估计结果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2.人均造林面积能显著提高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人均造林面积每提高1%，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平均上升0.04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人均造林面积越高，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将得到有效遏制，绿化面积的扩大推动水环境净化能力的增强。人均造林面积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为0.021，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周边地区的人均造林面积没有对本地区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带来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3.农村面源污染改善程度、每万人拥有公厕数与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不具有相关关系。农村面源污染改善程度和每万人拥有公厕数，都与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同时相应的滞后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由于农村面源污染相较于工业污染和城市污染而言所占比例相对较小。每万人拥有公厕数的增加能改善人居环境和推动城市发展，而对于水生态文明建设往往是通过间接效应来提高，因此两者可能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4.水电开发程度的提高能显著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提高。水电开发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能提高0.004个百分点，这表明水电能源的开发利用度越高，对化石能源的替代率越高，越能有效减少由化石能源开发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有效提高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水电开发程度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为0.001，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周边地区的水电开发程度未对本地区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带来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由表6可知，首先，绿色创新的直接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绿色创新对提升当地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绿色创新尤其绿色技术的创新，可提高水利用效率和水综合治理能力，使技术进步间接性地加快水生态文明建设步伐。此外，绿色创新的加快倒逼水管理制度的完善，促使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提高。其次，绿色创新的间接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绿色创新在推动本地区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高的同时，对周边区域产生了强烈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表6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分解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在控制变量的估计中，农村面源污染改善程度和每万人拥有公厕数在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中均不显著。而人均造林面积和水电开发程度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各省造林面积的增加和水电开发程度的加大，不仅会推进本地区水生态文明建设，还会相应提升周边地区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总体而言，相关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存在较大的差距和严重的不对称性，表明水生态文明建设存在地区性的技术和行政壁垒。一方面，不同地区不愿意在绿色创新方面进行协同合作；另一方面，本地区倾向于将环境污染成本转嫁给周边省份。

五、对策和建议

上述研究显示，绿色创新能显著加快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但由于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对本地区水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一定的虹吸作用，使绿色创新在提高本地区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同时，对周边区域产生了强烈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对此，提出以下三个建议。

(一)打破地区之间的技术和行政壁垒

绿色创新对水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促进作用，但由于地区之间存在恶性竞争的现象，再加上相邻区域产业同质化十分突出，逐渐形成各自为政、九龙治水的怪象，阻碍绿色创新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要打破这种现状，必须促进各省级单位之间形成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新局面，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各地区资源要素的流动和共享，还有利于加强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的地区向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低的地区进行正向的空间溢出。

(二)建立市场化和多元化的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

在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应以流域作为承载单位来考量绿色发展对其影响效应，从流域的上、中、下游出发，通过探究各流域之间的共性和差异以厘清三者的发展特性。对于上游流域而言，水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和实施力度要远远高于中下游地区，而中游和下游地区在享受上游地区高强度治理所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应以定时、定量以及定价等方式，补偿人力、技术和资本等要素给上游地区。

(三)建立以“三线一单”为核心的水生态环境管控体系

用“线”管住空间布局，即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逐步倒逼低、中污染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取缔高污染企业；用“单”规范发展行为，即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淘汰水环境“不友好型”产业，促使其绿色转型。推动水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和信息化，实施环境空间管控和强化源头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