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竞争与疫情交织背景下的中美舆论与沟通

王勇

当前中美关系处在更加关键的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中美全面竞争关系。疫情可以说是今年飞出的一只最大的“黑天鹅”，人们在年初展望2020年形势时是无论如何无法想象到的。

笔者认为，在观察当前中美关系形势与今后一个时期走向時仍需持谨慎观察的态度，主要是总体形势发展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可以看出未来形势发展的一些明显的趋向性。

一、中美全面竞争格局形成，走向“新冷战”趋势加快

第一，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

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过去以合作为主的关系格局，转向以冲突、竞争甚至战略竞争为主的关系模式。多年以来，笔者每年都有机会访问美国，就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问题进行专题调研，走访机构包括美国行政部门、国会、主要智库、产业界，也包括找机会与普通民众进行交流。①总的看法是，中美关系的性质确实正在发生根本变化。

美国发动贸易战，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之争，更重要的是争夺世界新科技制高点。②中美战略竞争表现出类似于美苏冷战时期的关系格局，而此次疫情加剧了中美全面竞争的格局，疫情期间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竞争的特色更加明显。

第二，美国推动中美全面竞争的对华新战略。

特朗普上台以后经过开始一段时间的混乱，对华政策的方向与决策的框架越来越清晰，即推动形成一个“全政府”“全社会”的应对中国的战略。所谓“全政府”指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加强两党对华政策上的协调；“全社会”指动员媒体、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③美国安全鹰派认为，中国这一可怕的对手恰恰具有“全政府-全社会”动员能力、决策能力与执行能力。尽管美国受到体制限制真正做到“全政府-全社会”并不容易，但是，一旦认定中国为敌人，它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就像当年对付前苏联一样。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实际上“冻结”了过去对付苏联的体制、工具、资源等冷战工具，在当前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美国的冷战体制正在复活，美政府正动员资源，加紧对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以及思想文化战、意识形态战。

第三，美国国内在对华问题上形成“新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气氛，中美关系处于“新冷战”前夜。

当前美国对华关系上出现了“三派”合流的局面。一是贸易鹰派，他们不满意中国市场开放程度，认为中国在进行“不公平”的贸易竞争；二是安全鹰派，他们完全把中国当成美国中长期最大的威胁，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通过打压中国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三是人权鹰派，他们利用香港、新疆问题指责中国政府压制人权，对外推行美国模式与美国价值观。安全鹰派主要由共和党右翼、极右翼组成，人权鹰派则主要来自民主党。在几乎所有国内问题上，左派和右派之间都存在巨大分歧，唯独在中国问题上，两派共识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奇特现象。

美国对华舆论环境的收紧体现在主流媒体、政治人物攻击中国大行其道，而实事求是发出不同声音的人越来越少。最近两年，在与美国朋友交流时，笔者发现，他们一些人认为美国对华政策上的“新麦卡锡主义”正在抬头，大家不敢说话。④其中一些长期主张对华“接触”的人对中国近些年的变化也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对党的十九大以来的政治变化感到不满意，这也是导致其中不少人不愿站出来为中美关系说话的原因。2019年5月，中美贸易战升级后美国100名前政要与重要学者发表联署信，被认为力图改变对华舆论简单划一的现况，试图冲破“白色恐怖”的舆论氛围。⑤

美国当前对华不利舆论氛围的形成，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背景，即来自美国跨国公司、华尔街的全球化精英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声音受到了民粹主义以及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的压制。全球化精英不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替中国说话，不敢公开“挺”中国，因为他们本身也成为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攻击的对象，因而在美国国内遭到“清算”与攻击，他们不愿意在中国问题上发声过多，从而引发特朗普的“铁粉”们将矛头指向他们。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势力认为，全球化分子是导致美国衰落的主要推手。在中美贸易战的紧张时刻，来自华尔街的全球化精英只能在幕后发挥作用，但是这也招致特朗普执政团队成员的尖锐批评。比如，2018年11月，就在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参加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见面之前，特朗普的贸易政策顾问纳瓦罗在公开讲话中直接批评华尔街投资机构负责人，指责他们是“充满铜臭、不请自来的说客”。⑥我们看到，华尔街在幕后做工作是能够起到一定缓和紧张关系作用的，当然他们的要求是中国扩大金融市场的开放。

二、疫情与选举加剧中美全面竞争关系

第一，中美疫情处理、应对方式与效果差异大，引发美国强硬派恐慌心理。

美国舆论与精英人士在思考一个问题，即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是最好的，科技实力最强，为什么疫情造成的灾难使得美国更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或如美国媒体所讲是一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的表现。⑦

应对疫情举措与结果加剧了中美间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竞争，美国对华鹰派将中国的国际抗疫援助与国际合作“政治化”“妖魔化”。与此同时，他们利用日本和欧洲的发达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与发展模式影响力扩大的担心，试图组建一个对华意识形态联盟。

第二，美国政府发动针对中国的信息战、宣传战，转嫁疫情责任。

为了掩盖疫情处置失当，同时也为了阻止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强硬派、特朗普本人大力宣扬“中国病毒论”“中国实验室泄露论”“中国疫情掩盖论”“中国赔偿论”“中共世界威胁论”等，这些论调经由美国媒体与其控制的国际媒体的宣传，传播至世界，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破坏了本应有的国际抗疫团结。可以说，美国对华鹰派动员起旧有的冷战体系与资源，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信息战、宣传战。

第三，大选与两党竞争使对华舆情进一步恶化。

美国大选、两党竞争在疫情下进一步恶化了对华舆情，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竞争。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所特有的两党竞争模式，加剧了对中国污名化，使得中美竞争更加复杂。美国国内政治社会严重分离，近年来政治“极化”严重恶化，左右两派势均力敌，民主、共和两党权力斗争加剧。

特朗普为了转嫁抗疫不力的责任，大打“中国责任”牌，极力“甩锅”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为了撇清与中国的关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现在正试图与中国拉开距离，甚至批评特朗普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不够强硬，表示当选之后将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两党竞争的结果是彼此争相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姿态，对涉华舆情、两国关系气氛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严重污名化中国致使对华关系的舆论与民意基础严重恶化，目前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的美国公众比例攀升至66%，达到相关调查历史最高点。⑧

受到竞选利益的推动与个人政治野心的影响，最近十年崛起的少壮派保守政客通过污名化中国，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共和党参议员柯顿（Tom Cotton）任参议员四年时间，第一任尚未做满，年纪轻，拥有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位与从军的经历，觊觎四年之后的美国总统大位。他在美国政客中最早炒作“武汉实验室病毒论”博取了很大名声，污名化中国助其成为少壮派右派野心政客的“领跑者”。⑨

美国强硬派在“甩锅”中国方面加强了对于美国舆论的操控。据2020年3月17日美国《野兽日报》（Daily Beast）的报道，特朗普、彭斯在今年2月底就已启动掩盖疫情失当的宣传战工作，副总统彭斯亲自为体制外的保守自媒体代表人物进行吹风，布置任务。在这个方面，特朗普前政治策略顾问班农主持的网络直播战新冠“战情室”，制造种种谣言，极力推动“武汉实验室泄漏论”“中共世界威胁论”等论调，同时借助保守媒体福克斯电视台发声，对毒化美国涉华舆论起了较大的负面影响。⑩加之媒体披露的共和党竞选宣传纲领指示嫁祸于中国，帮助掩盖共和党政府抗疫的无能等，都是特朗普政府与共和党相互配合，操纵美国舆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表现。

此外，美国政治中破坏中美关系成为一种生意。美国政治其实是一个“政治市场”，华盛顿的律师、学习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的从业者围绕着这些政客构成一个庞大的政治市场。

第四，疫情期间三股反华势力活动与议程有所调整出现分化。

贸易鹰派暂时“停歇”活动。他们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感到暂时满意，但是担心疫情使得中国无法履约，兑现采购美国货的金额。贸易鹰派代表人物是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很少看到其露面。对华温和派代表美国财政部部长因疫情问题受到安全鹰派的攻击。他们是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谈判牵头人，在幕后推动两国继续执行第一阶段协议。

温和派现在遭到安全强硬派的攻击，安全鹰派除了配合特朗普“甩锅”中国外，还要将抗疫不力的责任嫁祸于温和派，试图瓦解对华温和派对他们推行极端政策的抵制。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向美国媒体透露，他是白宫内部最早主张对中国采取停止与中国来往航班政策的人，而对华温和派则怀疑他的动机。

安全鹰派抓住疫情的机会推动中美“新冷战”。安全鹰派推动“新冷战”的图谋越来越明显，以国务卿蓬佩奥为代表的所谓“深层政府”（deep state），主要由美国情报部门、国防部门和军工复合体构成，他们主张利用疫情断绝与中国的全面往来，推动升级对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的出口管制，同时强化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推动建立美国主导的排除中国的“经济繁荣伙伴联盟”。

人权鹰派在过去炒作中国的人权问题，在抗疫期间将武汉封城称为违反人权，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抗疫中的运用，强化中国是所谓“监控国家”等形象。但是，他们的势头在疫情冲击之下大为减弱，同时对美国的体制反思增加。更重要的是，他们担心，在疫情问题上过于集中于中国，将帮助特朗普“甩锅”中国，从而不利于民主党的选举。

三、中美全面竞争形势下加强对美沟通工作的对策

疫情延续并加剧了中美全面竞争的局面，受到疫情、美国大选与安全鹰派的操弄，中美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局面，中美正加速滑向全面对抗的“新冷战”格局。面临这一形势，建议从以下方面做工作，争取改善中美沟通。

第一，面临中美“新冷战”以及“去全球化”的威胁，我们还是要高高举起开放发展、改革发展的大旗，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扩大对外交往。面临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要更自信，更勇敢地扩大交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号召力是很强的。

第二，推动中美两国再次确认双方的共同利益，防止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对宣传与社交媒体的影响。之所以需要再次确认双方的共同利益，是因为在当前高度竞争的情况下，两国更容易忘记诸多实际的共同利益。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实际上就是再次确认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中美可以合作的领域很多，比如中美可以共同应对国际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越来越严重的全球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根据相关研究，随着气候变化，类似于新冠肺炎的疫情可能会不断增多，全球威胁需要全球解决方案，中美作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必须合作。

第三，警惕美国安全鹰派继续强化推动中美“脱钩”特别是教育、人文交流的“脱钩”。经济“脱钩”是需要时间的，疫情后公共卫生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正推动药品、医疗与防护装备等相关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但这是需要时间的。教育和人文“脱钩”对中美特别是对中国损害最大。美国强力部门最近几年利用手中的權力，威胁恐吓与中国相关机构交流合作的专家，哈佛大学化学系系主任被起诉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应对美方的“脱钩”，我们的总原则应当是扩大深化交流渠道，“挂钩”“再挂钩”，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头脑发热加剧对立。

第四，改善与美国传统媒体、新媒体（网站、社交媒体平台）的关系，做到温和耐心，实事求是，讲好中国故事，帮助他们去除对华偏见。沟通交流总比不做工作好，要更好地、实事求是地全面介绍中国的情况。讲好中国的故事，减少对方的偏见与误解，需要我们提高沟通本领，拓宽新闻传播渠道，比如在发挥官媒主渠道的同时扩大市场化媒体运营的空间，信息获得的多样性有助于美国与西方公众对中方传播信息的接受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