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理念、机制：当前中美传播话语体系的几点思考

周庆安 吴珅

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信息战、舆论战、外交战加剧，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全面暴发之后，美国一些政治势力伙同其盟友，在多个话题上持续对中国施压，恶化了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处境。

“话语即权力”，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设，一直是我国外交工作和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是中央全会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对外话语体系任务。在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中，对美传播话语体系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对美传播话语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基调。由于历史、文化以及实践层面的原因，对美传播话语体系目前还没有取得与我国国家实力和预期相称的效果，在当前国际秩序、舆论格局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从状态、理念和机制三个维度，重新思考和调整对美传播话语体系的建设。

话语冲突升级：对美传播的新状态

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和全球传播体系的逐步重构，中美话语冲突在烈度和频率上都在升级。2020年2月4日，《华尔街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评论文章，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进行诋毁，并拒绝对此进行道歉；2月19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网上记者会上宣布，将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3月4日、13日，美国政府又先后做出驱逐60名在美中国记者、限制四家主要中国媒体驻美人数的决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相关言论，称这是“对等原则”；此后，中美雙方外交官员在新闻发布会、社交媒体上就该话题进行了持续多轮的交锋，引发了广泛关注。

话语冲突虽然在中美交往中不乏先例，但一段时间以来，话语冲突涉及到的领域、发生的频率、言辞的针对性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探究其背后的原因，美方部分政客提出对中美关系开始启动结构化“脱钩”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点，而意识形态和观念上的脱钩在这个过程中就成为了美方的“先手棋”，相比于经贸、安全等硬实力领域，意识形态和观念等软实力领域的脱钩在成本上更低，收益却一点都不少。

美国的这种结构性“脱钩”，使得我国对美传播和公共外交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和任务。首先，国际传播在大国治理和中美关系中仍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相对于武装冲突、秘密外交、利益输送等其他手段，依旧是一种相对低成本的治理方式，鉴于美国所谓脱钩政策是从意识形态和观念领域首先展开，对美传播和公共外交也面临着在意识形态和观念领域积极开展的出发点。其次，对美传播的话语体系应当与我国对美总体战略保持高度的一致，应当更加准确地传递战略意图、服务国家利益。在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需要，我国的国际传播必定会通过多种渠道对结构化“脱钩”进行回应。最后，这种结构性“脱钩”，以及由此带来的话语冲突升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成为常态，我国国际传播和对外话语体系，在对美传播和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应当有清醒的底线思维，对可能发生的中美交流话语体系失效保持警惕，并针对性地做好舆论引导和舆情回应的准备。

话语统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新维度

对美传播的话语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随着媒介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传统的内宣外宣分工、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分工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统筹考虑、协调推动对美传播，应当成为话语体系建设的新理念。

在全球治理层面，对美传播不仅要考虑美方高层的判断与反馈，还要关注相关信息对美国民间的影响。各国的政治集团利益、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并不一致，其话语信息也不对称。①长期以来，对美政府外交一直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也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成就。相比之下，对美公共外交事业在近十年才开始得到大规模的投入和推进。在美国媒体和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民间话语就常常为政治话语所操纵。

新冠肺炎疫情全面暴发后，美国一些政客为了推卸自身防控不力的责任，并在大选中获得更多的支持，在新闻发布会、社交媒体等多个渠道对中国进行污名化，使用“中国病毒”和“武汉肺炎”等带有歧视性、指向性的字眼，并宣称“向中国索赔”“疫情来自中国”进行“甩锅”。这些颠倒黑白、罔顾事实的言论经过某些西方媒体的放大和渲染，一定程度上绑架了美国民众的意见。据皮尤研究中心4月21日发布的调查结果，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已达到历史最高点，不同年龄、党派、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阶层中，对中国抱有恶感的都超过了一半并继续恶化。②

因此，中美之间的传播活动，既是全球治理的组成部分，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说，在当前的国际舆论场上，中美之间的话语往来，本身也见证两国全球治理理念的话语落地。如今年3月以来，各国媒体高度关注中美之间的话语冲突，并将其理解为在疫情期间两个大国的一种战略博弈。这说明在全球、全媒、全民的舆论场中，中美彼此之间的话语构建，也昭示着两国的外交政策，而对于中美以外的全球受众来说，有高度的示范意义。

而在国家治理层面对美传播也是我国舆论对于外交政策的一种深度认识，一方面，在内宣外宣不分家的大背景下，对外话语体系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家治理的一个镜鉴，起到稳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要警惕某些议题在国内社会的过度发酵，或者被商业化和极端民族主义所消费，产生传播上不必要的溢出效应。

当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的数字化、智能化进程进一步加速，为全球和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契机和挑战：一方面，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特征，让我国的抗疫成就和治理经验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有效传播，从而改善美国民众对我国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数字化社交媒体本身也成为了“信息疫情”肆虐的领域，部分议题甚至进一步发酵，导致国家间的话语冲突，给危机解决制造了新的麻烦。③

警惕中美之间政治话语的失效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当选之初，曾经以自己的推特作为主要政策看法的发布地，这也在较长时间引发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他大胆出位的言论和不计后果的表态，既给国际主流媒体提供了充足的谈资，也给学界和政界提供了足够的研究素材。但是政界和学界很快就发现，从他的政治话语，难以观察和分析他的外交战略。这之后的美国主要领导人的政治传播，往往并不直接与行为挂钩，甚至前后相左。这也很快使得舆论界认定，推特只是他外交策略，搞威慑或者释放试探气球的一个工具。久而久之，政策话语的影响力和威慑力都在逐渐地减小。舆论场对中美关系抱着“听其言、观其行”的心态。

尤其是在此次疫情中，特朗普本人的对华言论前后矛盾，而美国政界高层对华的政策话语中充斥了大量的偏见、误读甚至是污蔑攻击。这种话语的转变和舆论斗争的升级，固然有其“甩锅”等国内政治的考量，另一方面也的确显示了中美彼此之间在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差异。值得警惕的是，在这种差异格局下，如果政治话语失效，实际上会严重影响政策的可预见性，使得政界、学界甚至公众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发生误判。毕竟在中美关系中，政策话语是重要的基础环节。

一方面，政治话语代表了两国对彼此政策的认定。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大国外交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观念和看法，并对其进行了定义。这些政治话语的背后，客观上存在着两国告知其政策走向的目的。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预警机制，政策话语也帮助政界理解对方的政策意图，是两国关系管控的一种缓冲机制。

同时，双方公众对彼此的认知，也是建立在政治话语的基础上的。中美关系能否形成良好的民意基础，政策话语的认同非常重要。一旦对政策话语出现误读，往往会引发公众舆论的反弹。同样的道理，美国对华的大量认知，也是建立在对中国对外传播话语的认识上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话语体系，在我国公众的对美认知甚至是决策机制中产生的参考作用越来越小。媒体普遍将特朗普的言论理解为讹诈，或者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话语策略。当然，中国的政策话语，也缺少灵活性和针对性。在贸易争端的报道过程中，中美双方的政策话语往往都还不能看到抵达受众并且产生政策效果的可能性。而一旦政治话语失效，或者充满陈词滥调，那么两国就不得不通过其他渠道去判断和分析政策走向。缺少了一个值得依赖的信息渠道，也就缺少了双方在沟通时的信任保障，在政策发生变化的时候，也缺少一套有效的预警机制。中美双方因此更容易发生直接的碰撞。

构建多重话语平台：推动共识的持续努力

在美国话语体系相对强势的背景下，对美传播要想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就应当做好话语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平台建设。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对外传播话语，是话语体系设计的当务之急。作为技术层面的对外传播，目前仍然出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还未能形成一整套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支撑。④

另一方面，在话语体系设计的过程中，要为话语体系搭建多重化、互补化的平台，也是做好中美之间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方向。在平台主体方面，应当推进战略化平台与政策化平台的协同发展。中美关系不仅关联着两国重大的战略利益，还涉及到双方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个领域，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对美传播的过程中，既需要统一的、权威的声音，也要有细分的政策化平台，除了外事机构和部门之外，其他类型的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也应当结合自身特点与职能，针对性地研判对美传播的内容、渠道和受众，汇聚起协同发声的强大合力。具体来看，智库在对美传播的过程中既可以提供思想和理论支撑，又可以通过组织论坛、发布报告搭建传播平台、进行议程设置，⑤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战略化平台的重要选项。

首先是战略化表达平台，传递的是中国对于世界的世界话语，也就是对于未来全球议题，关系到人类福祉问题的态度和看法。今天的对外传播，既有主体性又有普适性，其中最为普适和直接的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战略性的话语，应当以全球性问题为出发点，提供中国的态度和看法。这种清晰的战略话语，对于构建更大范围内的共识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因素。以中美双方为例，其实有识之士都能夠意识到彼此对抗和脱钩是会加剧恶化的，对全球发展没有裨益，因此战略上有可能能形成相应的共识，或者延缓矛盾的激化和短期爆发，提供更多的战略缓冲期和缓冲地带。

其次是构建具体政策化的平台。在疫情背景下，经济、社会、民生乃至疾控会如何变化，中国的努力应该从哪些层面进行解读，需要更加充分的政策解读平台。而在这样的平台上，不仅主流媒体和机构需要发声，更多的公众和政策参与者、受益者，甚至是争议者都需要参与。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一个国家的政策往往直接或者间接与他国相关，更无论中美彼此双方。

再次是探索对外传播议题专门化的平台。在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对公共议题的讨论需求增加，尤其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种族平等、基层治理等领域专业化对话需求增加，我国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很多积极的探索，但总体与国际同行尤其是美国同行的交流偏少。在专门化议题的平台上，能够更大程度地构建相应的共识，有助于化解专业化领域的焦虑和冲突。

总体上看，多重话语平台的构建，目的是为了持续从多个层面构建共识。在对美传播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目的导向还是效果导向，是首先考虑“我想说”，还是考虑“你想听”。共识恰恰在于，中美需要更多地重视对方的焦虑和困惑，通过构建共识回应热点，而不回避彼此的差异。在后疫情时代，这种构建共识的努力，应当得到更多的传播活动和传播主体的支持。

「注释」

①陈汝东：《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修辞视角》，《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②Pew Research Center， U.S. Views of China Increasingly Negative Amid Coronavirus Outbreak.

③史安斌、童桐：《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数字公共外交：挑战与创新》，《对外传播》2020年第5期。

④王眉：《郑永年谈中国的对外传播：把中国模式解释好》，《对外传播》2011年第1期。

⑤王眉：《智库国际传播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