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蜜蜂遗存在考古学中的可行性研究方向

王 博，胡福良

（1.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1905 班，浙江 杭州 310058；2.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1 蜜蜂与生境

经过很长时间的科学研究，我们得出“蜜蜂是与被子植物同步进化”的基本事实，因此蜜蜂遗存与被子植物化石、花粉化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正是因为近几千万年的漫长协同进化，蜜蜂的形态结构、活动习性与植物的形态结构、生理生化特性等方面都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如长满绒毛、便于黏附花粉粒的身体，不断长长以便于吮吸花冠底部花蜜的喙等。基于以上科学认知，通过研究对比考古遗址挖掘的蜜蜂化石或琥珀中蜜蜂遗存的生理结构，并结合蜜蜂历史演变数据库，将有力帮助考古工作者完成测年断代。除此之外，蜜蜂遗存所展现出来的差异化形态结构，也将有助于研究当地不同时期的植被形态和特性的演变情况。再者，某地不同时期蜜蜂遗存的数量差异，也是推测当地植被覆盖率变化情况的有力根据，总体将呈正方向变化。

蜜蜂遗存研究与植物考古学方法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研究历史时期的植被情况，而且可以反映地球气候的变化和地形的变迁。蜜蜂对气候的适应性很强，在全球各地都有一定的分布，因此蜜蜂遗存对于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整体特征以及气候变化下各地区的微小差异具有其他生物不可比拟的独特作用。同时，因为蜜蜂不易因环境微弱变化而影响生存，所以蜜蜂化石对于判定重大气候突变事件的发生年代具有更加准确的依据性参考。另外，通过研究蜜蜂遗存与被子植物化石的出现和消失，对于揭示某地区地形的变迁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如根据已有的考古学资料，在早白垩纪后晚期，我国华北古陆已发掘了大量的被子植物化石，出现了一些蜜蜂遗存，而我国西南地区则没有任何收获，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我国西南地区并不是如今的山地高原地形，而是淹没在浩瀚的大海中，此后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地形变迁，才有了如今的模样[1]。

更重要的是，因为蜜蜂是某地水源状况、空气质量的指示器，更是良好生态环境的塑造者，所以蜜蜂遗存的大量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代表着某地当时生态环境良好、具有较高的生物多样性，这对于研究某地区生态环境的发展演变以及生态规律的总结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以反映出不同时期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程度，进而对今天的生态建设提供宝贵建议。

总之，蜜蜂遗存结合被子植物化石、花粉化石研究可以直观具体的反映出地球漫长发展历史中不同时期植被、气候、地形、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差异情况，对于考古学者构建历史生境特征具有重要的牵动、启迪意义。但这一方法的局限性在于蜜蜂化石数量少、不易保存，可能在环境的变化过程中出现过大量损失却不为当下的我们所知，所以研究产生的数据可能会有较大误差，需要结合其他研究方法，达成尽可能准确的结论。

2 蜜蜂与古代产业

蜜蜂的历史起源十分悠久，距今2 000 万年前，我国东部温暖湿润的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原始蜜蜂。而据已有的考古材料，如西班牙的一处山崖上发现的距今7 000 多年的人类取蜜壁画、殷商甲骨文中对“蜜”字的阐述，我们可以得知，人类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对蜜蜂的认识，并且懂得取食蜂蜜，这或许跟距今1 万年因新仙女木事件而引发的“广谱革命——人类普遍被迫转向开拓以前很少利用的小型资源”[2]有一定关联，又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但无论如何，利用蜜蜂遗存研究人类食蜜的起源无疑是一个关键课题。这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古中国青铜时代人们的饮食结构，除此之外，食蜜是否是少数贵族的特权呢？还是早已经普及至平民百姓？食蜜是否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这些都是研究殷商时代蜜蜂化石所可能解开的谜题，我们很有可能透过小小的蜜蜂化石更加透彻地展示出殷商时代的社会生活画卷。

从人类懂得食蜜到懂得驯养蜜蜂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人工驯养蜜蜂也经历了从野生到家养的历史演变。公元前30 年《山海经·中次六经》 中“平逢之山……名曰骄虫，是为螯虫，实惟蜂蜜之庐”[3]，目前被普遍认为是人工驯蜂的萌芽阶段。而蜜蜂的人工驯养阶段应该正式开启于东汉,当时我国出现了第一位养蜂专家——姜歧，并且根据古书，养蜂在当时已开始形成一定规模。但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蜜蜂产业仍属于半野生化，即使根据一些古文的记录，已经陆续出现了木质和石质蜂窝、专业蜂场，但人们养殖蜜蜂的地点仍多数位于大山或森林深处，处于半野生化状态。而根据历史文献，在隋唐时期，在深山野林中养蜂的情况出现很大程度的改变，似乎完成了质的飞跃，然而我认为这仍需要结合人类生活遗址中出土的蜜蜂化石情况来加以印证。并且值得探讨的是这种褪野生化的巨大进步由于什么？是环境气候的突变导致的食物结构、家庭生产结构改变？是战争导致社会动荡，长距离交通受阻导致养蜂人无法保持规律的进山育蜂行为？还是古人认知水平的快速提高、家庭养蜂技术的进步？而导致古人技术水平在隋唐时期出现飞跃的关键原因又是什么？这将是蜜蜂化石考古研究中的重点突破方向。另外，根据目前的考古材料，一直持续到明代以前，仍然是野生蜜蜂多而家养蜜蜂少，说明即使家养蜜蜂业曾在隋唐以后有迅猛发展，但野生养蜂业仍占据牢固地位。

除了蜜蜂养殖业从野生到半野生再到家养的养殖形式研究，蜜蜂养殖业具体内容的发展也同样值得考古工作者关注。

2.1 养蜂工具和方法的进步

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人往往以桶聚蜂,每年一取。…其法以木为器，或十斛、五斛,开小孔令才容蜂出入,以蜜蜡涂器内外令遍,安檐前或庭下,春月此蜂将作窠生育”[4]。说明当时人们通过改造木桶进行简单的蜜蜂养殖，在木桶上钻一个仅有蜜蜂可以通过的小孔，并以此引诱蜜蜂在桶内筑巢产蜜。而发展到北宋时期，古人对于蜂王形态、王台、控制分蜂、割蜜数量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在王禹偁《小畜集·记蜂》 中可见一斑。后来又出现了石垒蜂箱、草编蜂箱等。然而以上的记录都出自历史文献，而历史考古学的重要任务恰恰便是“证经补史”，这些文献中的养蜂工具是否真实存在过，又有哪些独特的工具是未曾被记录的，这些都需要考古工作者们的进一步发掘和实物研究。除了证伪，这些不断发展的养蜂工具和方法也有利于考古工作者进一步明晰古代人类认知水平的发展和技术能力的提高，从而更好地构建人类脑容量开发程度的发展线，实现对人类更清楚的认知。另外，养蜂技术的进步是否与文化交流相关，是否曾有哪位外国游者来到中国，传递给当地农民以外国特有的养蜂技术，这也是考古研究中值得探讨的一点。

2.2 蜂产品的利用

我国蜜蜂人工养殖自东汉就已开始，并受到人们的重视，逐渐根据实践经验形成了完善的管理办法。联系到考古学的3 大任务之——“重建古代人类生活方式”的重点便是研究古人类的生产模式和结构，因此研究蜜蜂化石及蜂产品遗存在当时的利用情况，无疑将会更清晰地洞察古代人类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乃至服务贸易行业的发展演变情况。陶弘景《名医别录》 中记：“蜂子酒演傅面，令人悦白”[5]。葛洪《西京杂记》 ：“南越王献高帝石蜜五解、蜜蜡二百枚。”又，“寒食禁火日,赐侯家蜡烛”[6]。不仅限于以上文献，我们在众多古书中可以了解到，在古代，蜂蜜除了食用之外，蜜蜂其他产品也已得到广泛应用。另外，在古代长白山区，“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蜂产品从原始的蜜蜡型贡物品种，发展为多种多类的天然型和加工型贡物品种”[7]，蜂贡品文化逐渐形成。但不难发现大部分有关蜂产品利用情况的历史记录普遍集中于皇室贵族，那么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对蜂产品的使用情况、家庭养蜂业比例发展情况、进行蜂产品交易的市场行为发展情况等又是怎么样的呢？与宫廷用蜂产品情况进行对比，平民百姓是否受到了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出现过只产蜂产品而不得用蜂产品的情况？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考古工作者对平民生活遗址进行进一步的挖掘、调查和分析。

2.3 宏观产业的发展

透过蜜蜂遗存以及古代蜂产品作坊、手工工场遗址的挖掘研究，考古工作者将获取到更完整直观的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发展状况，以及当时的统治者对待农业和手工业的政策变化情况，甚至可能使现有的历史知识完成更新。更直观地来看，分析古代蜂产品加工，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古代养蜂技术和蜂产品加工技术的发展水平；通过分析作坊内部产业链条的情况，当时是否出现了人员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生产也可以清楚呈现出来。

3 蜜蜂与早期信仰

蜜蜂由来已久，而古代人类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对蜜蜂的生态结构和采蜜行为也逐渐形成了较为清楚的认识，逐渐认识到蜜蜂的勤劳与勇敢。而正因如此，在中外不同文化体系下古代人类的早期信仰中，蜜蜂都象征着吉祥如意、甘甜奉献，在各类考古遗址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蜜蜂在古器物表面、壁画乃至古文字、石雕、古建筑物等其他遗存中出现，研究以上特殊的“蜜蜂遗存”是洞悉不同文化体系下古人类早期信仰的重要途径，可以直观地认识到古人类的世界观和“天命观”。

在古埃及，蜂蜜被当做古代宗教的圣物，无论是埃及法老还是玛雅人都把蜂蜜作为奇物。木乃伊是古埃及法老死亡后，经过特殊处理而保存下来、千年不腐的产物，而在考古发掘中，学者们发现使木乃伊不腐的特殊材料正是蜂蜜；除此之外，考古工作者们也发现，蜂蜜在古埃及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已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用在治疗伤口方面。在古埃及遗址出土的壁画中，通过研究得出，玛雅人视蜜蜂为神赐予的宠物，并用蜂蜜酿造成酒在宗教仪式中饮用，认为通过蜜蜂可以与上帝之神进行交流。而在欧洲的凯尔特文化和日耳曼文化中，蜂蜜则被视为长生不老汤，蜜蜂被作为长生长存的象征。在基督教的绘画中，圣者安弗罗西、圣金口约翰都手拿蜂巢，蜜蜂被视为圣人的使者[8]。

辽代古墓中出土的“海青对鸣”壁画反映出辽代古人已经把蜜蜂和蝴蝶、鸟类并列，共同视作吉祥如意的象征，并懂得在富豪的墓葬中绘制蜜蜂图案，以示对先人的怀念和尊敬。金代女真人经常把六角蜂房结构仿制图案用于雕刻、刺绣、绘画工艺中，象征甘甜与吉祥。清代福陵华表和十王影壁上雕刻的“封侯挂印”图反映出当时人民把蜜蜂与猿猴放在一起，取“封侯”之意，象征着权力和地位，频繁用于官方和民间的贺庆和祝福的场景之中[9]。

4 蜜蜂与大时空背景

以上3 个角度揭示了蜜蜂遗存在完成考古学前2 大任务——研究文化历史、重建人类的生活方式中的可能作用，本部分将着重分析蜜蜂遗存对于完成考古学的终极任务——阐明人类社会演化规律的可行性研究方向。

首先，同时期内进行横向数据对比，通过蜜蜂种类、形态展现出来的差异情况研究不同地区间气候、地形、植被等生境方面的差异及演化历程。值得注意的是，若在距离较远的2个甚至多个考古遗址中发现了相同或相似种类的蜜蜂化石、蜂产品等，我们需要考虑是否在该时期在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文化交流或物种迁移的空间跨越现象。

其次，同一空间内进行纵向数据对比，利用类型学等其他考古学方法揭示蜜蜂种群的演变发展规律，但更值得考古工作者注意的是——研究各时期人类行为对蜜蜂种群数量的影响情况。根据美国学者玛丽亚·思皮娃的研究，自二战以来美国集体蜂群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而这与我们肆意破坏环境、大规模种植单一作物的行为无法脱钩。我们需要回溯过去、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和经验，利用考古工作获取的规律，为当下蜜蜂保护事业的推进提供有力根据，或许这能够敲醒如今疯狂的人们。

5 结语

蜜蜂浑身都是财富，具有其他昆虫、动物所没有的独特作用，无论是本身的行为，还是蜜蜂制造出来的系列产品，都对古代和当代人类的生产生活起着特殊的影响，因此我认为蜜蜂也完全可以被当做考古学研究中的“模型生物”。本文也正是立意于此，作为一名考古与文博系的学生，渴望架构起蜜蜂与考古学研究的桥梁。

在过去和现在的考古工作中，我了解到的蜜蜂化石确实十分有限、数量很少，蜜蜂遗存也没有得到十足的重视，但随着科技考古方法的不断突破和进步，例如筛选法、水洗法在植物考古学中的广泛应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蜜蜂化石考古也能够取得重要的突破，为考古工作者研究文化历史、重建古代人类生活方式、阐明人类社会演变规律提供新的有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