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社会功用的不同体认

摘要：《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摩罗诗力说》均表现出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但通过对比可发现，梁启超从国家立场出发，强调文学在新民与群治中的重要作用，而鲁迅则更重视文学特有的审美属性，并期待摩罗诗人的出现，立足独立个体加以启蒙，以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世俗的反抗。

关键词：鲁迅;梁启超;文学功能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反映出维新失败后，梁启超对小说与国民政治关系更深一层的认识。而自称受到梁启超影响的鲁迅在日留学期间写的《摩罗诗力说》表现出与梁启超不同的对文学的认识。本文试从新民与立人、制度与文化、致用与审美三个层面对比分析《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摩罗诗力说》中所反映的梁启超与鲁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不同体认，并借以管窥两个历史阶段对文艺功能的认识流变。

一

结合梁启超在《爱国论》中“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的评价可以看出，其新民的立足点是群体。梁启超推行群体观念，“要求民众个体对集体的服从，国民对国家的尽责”，试图通过群体力量的动员与整合实现民族的振兴。

相较于梁启超对群治的强调，民众这一群体概念在《摩罗诗力说》中带有了负面色彩，“死守真理，以拒腐愚，终获群敌之谥”“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庸众对天才的绞杀，使得鲁迅对群体抱有警惕，并号召摩罗诗人对庸众反叛。不论是对摩罗诗人“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特点的表述，还是对“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的概念界定，都表现出鲁迅克服了梁启超以群体性阻碍个体性的劣势，把具有独立个性的新人放在主导位置，“任个人而排众数”，强调个人的独立意志和自由思想。

梁启超“新民说”与鲁迅“立人”这两种异质性的表述的背后“隐含着救世主与诊病者这两种不同主体身份意识的抵牾。”梁启超从文学与群治的关系出发， 利用文学新民，“是重在个人对国家的义务”，从上至下对国民的政治能力提出要求，对“不可不牺牲个人以利社会”的行为加以肯定;鲁迅把国家和个人的关系颠倒过来，“强调文学作用于国民的重点在于个性的张扬，塑造自由独立的人格，从而将梁氏的新民上升到新人，将个体人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恢复人的本来面目”。

二

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把“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名节大防扫地以尽”“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等社会乱象归因于小说后，发出“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馀！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的感慨。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在强调小说新民时，“从未走到可以承认广大人民群众可以离开圣君贤相自己去实现自己的独立社会要求和思想要求的地步”。而《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显而更加强调文学“撄人心”即干预人的灵魂的独特作用， “从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性解放的高度审视文学”，他希望通过奴性的疗救，自由精神的发扬，世俗伦常的反抗，使“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实现“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的目标。

《新中国未来记》作为政治小说的代表，贯彻了梁启超对“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的认识，而孔觉民“孔子旁系后代”的角色定位，也表现出他对传统儒学的认同。正如王富仁评价的那样，梁启超公开抵制的是保守守旧的陋儒假儒，“而对于站在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社会利益之上并建立了维系全社会公共秩序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古圣先贤”却是认同的，这也使得梁启超对文學功用的看法建立在了传统“文以载道”“诗无邪”等观念上。但面对“诗无邪”之说，鲁迅指责这一说法限制了情感的自由表达，成为封建统治的帮凶，“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此外，以《狂人日记》为例，狂人对“吃人”的封建礼教文化的反叛，“救救孩子”的呐喊，表明鲁迅相较于梁启超对世俗道德的认同，更希望摩罗诗人“争天拒俗”。鲁迅否定的不仅是陋儒假儒，而是儒学自身，“是从它就的至圣先师开始建立的整套学说，它的忠孝节义的本质内容，它的仁义道德的基本内涵，它的与封建等级制度拥抱在一起的封建等级观念。”

“铁屋子没有砸碎，培养出来的新民不过是更加合格的奴隶”，鲁迅纠正了梁启超政治启蒙中忽视封建文化对个人戕害的弊端，借文学之力，提高了启蒙的深度。

三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小说的四力“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之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而小说“文学之最上乘也”地位的确认，也是缘于“此四力所最易寄”，将小说与立教门、组政党类比，体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而《新中国未来记》中，孔觉民的演说俨然成为小说的主体内容，小说成为政治的宣言书。这一创作缺陷也反映出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认知，“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幻想。”梁启超借《新中国未来记》发表政治主张，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寓意而淡化了审美要求。

《摩罗诗力说》通过对比文学与格言、历史书册、科学等的不同，“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进一步明确了文学的审美特质，其对文学不用之用的认知，“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减少了作家将文学直接变成改造政治的工具的可能，而更强调其艺术表现力，能“使之触之，则虽不言质力二性，而冰之为物，昭然在前，将直解无所疑沮人。”由此可见，“文章之用不是直接作用于知识（益智） 、道德（诫人） 和实利（致富功名） 等具体效用”，文章“涵养人之神思”的作用比上述各种具体效用更为根本。

总之，通过对比《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摩罗诗力说》，得以管窥两个时期的启蒙先驱对文学社会功用认识的流变过程。鲁迅对梁启超轻个人而重集体、轻文化而重制度、轻审美而重致用的文艺思想进一步地修补和发扬，体现了他超越性的眼光。而梁启超源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对文学功用的强调，也使得近代文学更多地承担了历史的血与泪，具有了超越游戏文章的忧患色彩。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作者简介：

毛琳琳（1998-），女，河南安阳人，河南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