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代民俗对铜镜的影响

（驻马店市博物馆,河南驻马店 463000）

民俗即为生活中的民情风俗，是民众在长时间的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形成，既可以相互传承又比较稳定的某种行为模式。民俗文化是不断发展的，它在各个时代都会发生变化，每当社会变革时刻，百姓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会随之改变，这种变革就表现在民俗文化的变化上。民俗有一部分被文字记录了下来，还有一部分有幸穿越历史以器物为载体留存下来被后人所认知。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辉煌灿烂的时代，唐代的民俗生活丰富多彩，这种影响深刻地反映在了铜镜的形制纹饰上。

民俗根据人们的生活形态为依据，可以分为物质生产生活类、社会组织生活类、精神生活类三个类型，下面就从这三个类型对唐代铜镜的影响进行分析。

1.从物质生产生活民俗方面来看，唐代统治中国的二百多年间，手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唐代铜镜造型有了创造性的突破和改变，纹饰除保留了传统的瑞兽、鸟兽、铭文外，新的因素和新的镜类陆续出现。与前代相比，唐代兴起了一股爱花赏花的风俗，这种风俗观念的转变，促使植物花卉纹在唐代的流行，这其中又以葡萄类、莲花类、牡丹类、菊花类、月桂类为代表。唐代铜镜这种装饰纹饰的改变，与当时物质生产生活的改变是分不开的。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是最基本的社会生活，铜镜作为一种生活日用品人们在使用的同时，也在欣赏它和现实生活的和谐的艺术美，这些花卉被赋予美好的含义，牡丹象征富贵美好，莲花代表清净纯洁、菊花蕴含淡泊清逸、月桂寓意吉祥长生。在唐代花卉本身的植物属性被扩展到人们的精神属性，符合当时人们的心理需求，制作铜镜的工匠们也迎合了人们的喜好，在铜镜上加以装饰，使我们感受到唐代雍容华贵、开放包容的气象。

唐代是一个对外交流十分频繁的朝代，与外国交通商贸往来不断，不仅许多物品向外输出，外来的物品也随之传入大唐，这其中很具有代表性的当属葡萄，唐人不仅学会了种植葡萄，还能酿造葡萄酒。大唐不仅经贸繁盛，文化也具有强大生命力，不仅能对外来文化同化和包容，还能不拒绝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内容的方面。在这种开放的社会风俗下，葡萄成为唐代铜镜的一个标志性题材，葡萄镜应运而生[1]。驻马店市博物馆的唐海兽葡萄镜，镜背纹饰系高浮雕，主题图案以葡萄和海兽组成，以葡萄纹将镜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为五只海兽相互追逐嬉戏，海兽之间为蔓枝葡萄的叶子和果实，外区为飞禽葡萄蔓枝叶实。大唐工匠将西方传入的海兽和葡萄纹饰巧妙结合，创造出了高浮雕的海兽葡萄纹镜，彰显了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风格。

在唐代之前，动物类纹饰已被运用到铜镜之中，唐代铜镜上的动物纹饰更加贴近自然，也因为当时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动物纹被寄予丰富的吉祥含义和神职功能。除了传统的四神纹，十二生肖纹在初唐开始盛行，龙鸾、凤鸟纹更加生动舒展，运动感变强，从物质生产生活的风俗上看，人们通过这些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的美丽图案来装饰铜镜，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驻马店市博物馆馆藏的唐云龙纹铜镜，呈八瓣菱花形，一龙作盘曲状，矫健飞腾，三肢着力似蓄势前行，一肢向上迈，尾搭绕于扬起的右后肢上形成收敛之态，姿态顽皮生动。龙回首向钮，状如吞珠，四周配以流动的祥云，气势飞扬。镜缘装饰有小花。云龙纹镜又称“盘龙纹镜”，在唐代宫廷贵族和平常百姓都很喜爱的一种镜子，唐诗人李白曾在《代美人愁镜二首》中写道“美人赠此盘龙之宝镜，烛我金缕之罗衣”，孟浩然在《同张明府清镜叹》中也有“妾有盘龙镜，清光常昼发”的句子，反映了云龙纹镜使用之普遍。

2.社会组织生活民俗方面，打马球在唐代是一项流行的体育运动，受到皇室成员的喜爱，唐玄宗更是个中高手，后来马球普及到民间，打马球的活动十分活跃，这一体育活动自然成为唐铜镜题材。狩猎活动也是唐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墓道出土的出行狩猎图证明唐统治阶级对狩猎的喜爱，这种习惯也反映在了铜镜上，被工匠铸为狩猎纹铜镜。在唐代还出现了大量以节日民俗为创造内容的铜镜。唐开元十七年，唐玄宗把自己的生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每逢千秋节，百官向玄宗献贺镜，玄宗也向四品以上的大臣赐镜，后来就形成了唐代千秋节献镜、赐镜、相互赠镜的民俗，这就促使各种带有“千秋”万岁铭文的铜镜的产生[2]。

唐代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寻常百姓都对生命充满敬畏和渴望，不止在于期盼子孙繁衍，还在于子孙能顺利成长，祈祷人们寿命长久，这在镜的纹饰铭文中都有体现。唐代求子相关纹饰的铜镜样式非常多样，驻马店市博物馆馆藏的一枚莲生贵子镜，钮上方为两片荷叶，中间夹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钮下方是一片荷叶，两侧有开放莲花，花蕊上方分别站一男童，童子手持莲花，莲花多子，借喻多子多福，谐音寓意“连生贵子”，这种反映生命的历程的主题，是唐代铜镜纹饰一个重要方面[3]。

3.精神生活民俗方面，包括诸神崇拜、传说、故事等为代表的民间精神世界。在李唐起兵夺天下之际，为抬高门第，尊老子为自己的祖先，以争取贵族和舆论的支持。唐高祖李渊称帝之后颁布《先老后释诏》，规定“先老、次孔、末后释宗”，道教被尊为三教之首。为迎合这种政治需要，道教受到上层统治者的狂热追求和大力推崇，唐代社会道教的繁荣发展，道教的核心思想就是“求仙问道”，所以当时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思想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均有表现，晚年的唐太宗李世民也热衷于长生之术。这种宗教信仰强调法器，而铜镜正被道教寄予了一种独特的神异性，因此这种受道教影响的传说故事就被作为题材铸造在铜镜上，驻马店市博物馆馆藏唐八卦双鸾镜就是一个例子，此镜镜钮两侧各一只鸾鸟，钮上方铸圆形八卦纹饰，中间有一“镇”字。钮下方为四方形，框内四周为海水纹，正中有一连山字纹以示五岳。八卦是道教的宗教符号，八种图案代表了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山岳河海也是道教所信奉的神祗，鸾鸟俱是道教尊崇的瑞鸟。上圆下方、八卦、山岳河海、鸾鸟这种布局和纹饰其祈福辟邪的含义不言而喻，道教思想深刻地反映其中。

王子乔吹笙引凤镜同样也是一个富有道教色彩的神仙故事的镜子，据西汉刘向的《列仙传》记载，王子乔是周灵王的太子，他能够用笙吹出凤凰的鸣叫声。周灵王去世后，王子乔的弟弟周景王继位，后来王子乔随道士浮丘公上嵩高山，三十年后得道乘鹤成仙。王子乔吹笙引凤镜是典型的道教传说故事镜，仅见于唐代。飞仙镜是另一种流行的神话故事类镜种，仙人飞升是道教里非常重要的主题，道教修炼的最终归宿就是得道成仙，满足人们对长生不老的渴望。道教修仙长生思想在唐代深入人心，因此飞仙镜非常流行，它不仅出土的数量多，而且纹饰也很多样丰富，最常见两种形式，一种仙人骑坐骑，坐骑或鹤或兽；另一种为飞天，仙人衣袂飘飘踏云而去，极具浪漫色彩，这种仙人形象与汉代半人半兽的羽人形象已截然不同，更加贴近现实的人类形象，这种变化也反映了唐代民俗中对仙人认知和审美的改变。驻马店市博物馆收藏的唐仙人骑鹤镜，纹饰为四位神仙头束高髻佩戴高冠，骑跨在鸾鸟、仙鹤、神鹿和麒麟上飞翔，身旁流云飞动，四仙裙带飞舞，镜缘八瓣葵花内点缀花卉纹和蜂蝶纹，表达了唐代人们对于神仙 “身骑白鹤游青天”的美妙想象。铜镜作为一种生活日用品，同时也是古人艺术创作的一种载体，这种遨游天地、自由逍遥的思想渗透其上，呈现出唐代民俗文化中最为浪漫的色彩。随着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的流行，唐代月宫故事镜纹饰也更加丰富，各种桂树、玉兔、蟾蜍、嫦娥等艺术也形象纷纷出现。

除了道教，佛教在唐代社会十分兴盛，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肃宗等统治者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有了他们的支持，佛教的发展进入了极盛，武则天更是下令把佛教尊于众教之上。唐代社会信佛、崇佛的风气，也随之渗透在唐代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铜镜的纹饰中具有代表的有“卍”字纹、宝相纹、莲花纹纹饰就是受到这种佛教文化影响的产物。“卍”字是佛教中一种吉祥的符号，代表“吉祥万德之所集”，置于佛胸前。宝相花是一种抽象的花朵，混合了莲花、牡丹、菊花的特征，具有吉祥、美满的象征意义。驻马店市博物馆收藏唐宝相花铜镜，镜背开有七朵盛开的花，一朵居中，六朵分布于周围，此类纹饰是从佛教艺术中的莲花纹基础上加以美化而产生的。

故事类民间精神世界可以从唐代丰富的人物故事镜中有所体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三乐镜和高士镜。三乐镜表现的是《列子·天瑞》的记载的：“荣启奇问曰答孔夫子”的故事，孔子游泰山时，在郊外遇见了荣启奇，荣启奇穿着鹿皮大衣，鼓琴，唱歌，于是孔子问他为什么高兴？他回答说我高兴的事很多，天生万物，以人为贵，我既是人，是一乐；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我是男人，是第二乐；我年已90岁，是第三乐。三乐镜反映儒家以人为本，男尊女卑，敬老乐天之思想，表达出当时人们顺乎自然、知足常乐的人生心态。高士镜是另一种注重写实的故事镜，比较著名的有高士弈棋镜、高士行乐镜、竹林七贤镜。中晚唐之际，唐王朝发生了一个对王朝政局影响很大的事件，历时数十年的“牛李党争”，朝臣之间争权夺利，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知识分子对仕途多有厌恶之感，逃避官场社会和现实生活成了一种风气，高士镜背纹饰的高士隐逸故事就反映了这一时代背景。这些主题的铜镜布局自由，画面优美流畅，描绘出士族知识分子的闲情雅致和他们放浪形骸、不拘于朝堂、追求自由的思想状态。

总之，唐代民俗对铜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是当时世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丰饶的物质生活奠定铜镜发展的基础，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水平和精神需求，唐代社会内外交流频繁，铸就了民俗文化既自信又包容的特点，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道教、佛教等宗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对唐代铜镜的形制、纹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