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尼斯比》“青年英格兰”之社会拯救观*

（南通大学,江苏南通 226019）

英国的济贫法律始于都铎王朝时代，一直延续到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建立。本文探讨的是1832年议会改革背景下英国的社会拯救观。在功利主义横行的时代，迪斯雷利引领的、由英国进步贵族青年组成“青年英格兰”团体应运而生。他试图用精英主义和贵族精神来拯救社会，认为“青年英格兰”是民族天才的解放，信仰个人塑造历史的价值。当选议员后，迪斯雷利写下三部曲：《康尼斯比》《西比尔》和《坦克雷德》。书中他塑造了许多基于现实人物的角色，比如他自己便化身犹太人先知西多尼亚。影射政坛的人物角色以及频繁出现的政治口号，让三部曲成了他积极推行的“青年英格兰”的政治宣言。希拉·史密斯说迪斯雷利用“青年英格兰”三部曲作为政治宣言来回应皮尔的塔姆沃思宣言。[1]迪斯雷利自己也称写三部曲是“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本时代影响思想的最好的方式”。[2]《康尼斯比》作为三部曲的第一部，书中内容时跨1832年至1844年，现实中迪斯雷利1841年开始领导“青年英格兰”，本书正代表了社会拯救观觉醒的过程。

一、虚假慈善下的英国社会

政治上，辉格党下台，托利党看到曙光，党派斗争十分激烈；法律上，1834年新济贫法颁布，对各阶级人民都产生了极大影响，阶级对立愈发严重；经济上，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入，激发了巨大的社会能量。总的来说，英国正处于历史巨变时期，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让拯救社会的呼声愈发强烈。然而，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如此激烈，功利主义成为政坛的主题，这让社会拯救观的觉醒困难重重。

1834年的新济贫法迎合了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利益，这类似巴士底狱一样残酷的救济制度颁布实施后立即遭到来自工人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反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抨击该制度，认为这是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极大妨碍，是英格兰劳动价格极不平等的原因，是对天赋自由的公然违反，也是英格兰最大的乱政。[3]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现状》说“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提到了雇佣工贼、利用济贫法压榨穷人、攫取私利的伊毕岑，和将抨击济贫法的奥斯特勒送进债务监狱的辉格党人桑希尔[4]，因此恩格斯鼓励“宪章运动”，呼吁工人们争取自身权益。《康尼斯比》对资产阶级虚假慈善的描写也十分讽刺：浮华夸张的慈善酒会上，贵族们在钻石、红酒、披肩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珠宝包围下讨论能拿出多少钱来做慈善；政客们则为了官爵和一千二百英镑的利禄字斟句酌想着竞选口号[2]。斯雷利形容首相领导着一个“庸才组成的内阁”，他谴责政府没有任何原则，他们“为自己的董事采取了权宜之计”[2]，康尼斯比说“政党已经不再具有各自的原则，因此实际上只是派系”[2]，在《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中也强调了保持政党独立性对公众人物形象及议会本身权力的影响[5]。此时迪斯雷利将社会拯救寄希望于“新一代”，希望新一代将原则带回托利党的政治，这也是《康宁斯比》的另一个主题——《新的一代》。书中康尼斯比毕业多年后，和奥斯瓦德·米尔班克回忆起在伊顿读书时，才发现他们从小就被灌输着相反的政治偏见，他们终于幡然醒悟：“功利主义制度已经死了”“要对新一代充满信心”[2]。

迪斯雷利称英国是一个贫穷就是犯罪的国家，资产阶级的伪善和工人阶级的苦难形成鲜明对比，靠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小恩小惠的虚假慈善来拯救社会注定是不现实的。

二、社会拯救意识的觉醒

迪斯雷利的思想从他父亲的图书馆里萌芽，他大量阅读、不断思考，小说中在伊顿学习的康尼斯比也是如此，他觉得自己的思想是关于未来的，为自己的学识感到骄傲。康宁斯比在伊顿结交了一群朋友，他们的家庭来自不同的政治派别。莱尔、米尔班克和西多尼亚分别代表土地，制造业和资本。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对当代政治抱有不满。政治上天真的康宁斯比曾一度认为要弄清这个国家是由辉格贵族还是保守党贵族统治。直到他发现社会上还存在其他群体和阶级，这一想法才开始摇动。摆脱了校园教育限制的政治理念之后，康尼斯比开始摸索自己的政治信仰。从青年时代起，迪斯雷利就被他父亲所说的“天才的概念”[6]以及历史上的伟人所吸引。因此他内心一直有这样的欲望——成为领袖，也坚信精英主义和“纯粹贵族”的理念。大学里康尼斯比充当着领袖的角色，他鼓舞人心的头脑引导着朋友们的想法，形成了他们的品位，指引着他们生活和思想的方向。他幻想着自己出人头地，将来成为名人，甚至可能长盛不衰。他认为自己是公众舆论的教育者，而不是追随者[5]，他的领导欲望催生了西多尼亚这样一位引领人们的思想的先知。

康尼斯比曾经拥有的怀疑精神是不够彻底的，他不敢想象“站在公众舆论对立面的个人”[2]是怎样的存在，西多尼亚便解释何为“公众”；他诉说自己对经验的渴求时，西多尼亚便说经验对有创造力的头脑来说什么都不是，几乎所有伟大的事情都是年轻人做的；他怀疑“个人的精神并不是时代的精神”时，西多尼亚说“时代的精神正是伟人改变的东西”[2]。康尼斯比完全被他的智慧折服，称他的语言是神谕，对所有的问题都有自己的观点，他用一句话解决了人们思考了多年的某个深奥的问题。这些新观念让康尼斯比为之一振——废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三、社会拯救思想的践行

从伊顿毕业，是康尼斯比第一次离开身边的大环境，他渴望的解放和新奇终于来临，然而他接受教育、结交朋友、追寻智者所得出的政治理念，在他参与社会时，再一次受到冲击。1836年康尼斯比第一次前往曼彻斯特时，他被奇异的景象所震撼，感受到了工业机器带来的巨大能量，就在他觉得这就是最现代的城市时，却被告知曼彻斯特已经落伍了，现在要看就该去米尔班克。与曼彻斯特到处是“超自然的奴隶”的机器、“黑暗得像地狱的入口”的平原和“黑蒸汽缭绕煤气刺鼻”的环境不同的是，米尔班克在兰开斯特的一个绿色山谷里，有“清澈而有力的溪流”“广阔的草地”而且“阳光普照且风景如画”[2]。祖父蒙茅斯伯爵和制造商米尔班克代表社会上的新旧财富，康尼斯比与二位的初次见面描写对比十分强烈，一位是“臃肿而讲究”，另一位则是“满脸活力与决心”。截然不同的形象促使康尼斯比不断反思与思考，他自由主义政治观点越来越明确。

迪斯雷利认为时代所需要的才智孕育于一个尚未在大学里受到尊崇的知识阶层，这些人很可能得出与主流偏见相矛盾的结论。他把自己看作是现代英国的梅特涅或伯克，打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5]。迪斯雷利认为英国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宗教、财产和纯粹贵族，希望用自己的智慧与人类众多的愚蠢较量，以便为子孙后代重新注入最高贵的“传统的”英国价值观[7]。

然而，“新一代”更确切来说是指“新一代贵族”。纯粹贵族信仰让迪斯雷利对新崛起的工业力量抱有怀疑，即使目睹了不曾有过的生产力，他还是觉得这一阶级是“可恶的制造商”[2]，本质上是粗俗的、没有想象力的、具有破坏性的、不能担当大任的。因此，在践行“青年英格兰”以拯救社会的过程中，绝对的精英主义和纯粹贵族理念让它常被认作是过于理想的浪漫主义，是源于对封建社会的怀旧、对中世纪骑士精神的过度追求。1845年8月在《伦敦晨报》上以《年轻的英格兰哲学》为标题，连载了七篇未署名的文章。作者写道:“迪斯雷利先生对犹太人怀有一些奇怪的看法，对他们纯洁的血液，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天才，以及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巨大影响。”[8]在西多尼亚的影响下，康尼斯比也将英国民众被掠夺、政治上遭排斥、商业上受限制归咎于那些“人为贵族”。他认为这些人愚昧无知、挥霍无度、穷凶极恶，玷污了圣公会的宝座，亵渎了圣坛，他高调宣称“这不是一个人为的贵族统治的时代”[2]。简而言之，康宁斯比倡导的所谓“新一代”政治意识形态完全取决于英雄的完整性或纯正性。

四、结语

重重矛盾的激烈斗争后，本书社会拯救的结局并没有以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结束。拥有一半平民血统的贵族康尼斯比后来破产，试图学习法律无果后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女儿伊迪丝·米尔班克结婚，并且最终参与议员的竞选。这象征着土地财富从颓废的摄政贵族更迭到一个年轻严肃、有改革意识的新一代青年手中，标志着新兴制造业阶级与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的合并。

迪斯雷利试图在万物不忠的时代寻找原则，认清了贵族、政客、工业资产阶级等现有阶级均不能拯救社会的事实后，他写下《康尼斯比》作为“青年英格兰”的宣言，号召青年贵族用自己新一代的力量拯救社会。这样鼓舞人心的理想却因对纯粹贵族的追求而变的不够现实，这样的进步青年该如何扛起社会拯救的大旗，虽然前路未知，却是征程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