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足文化的“兴”与“衰”

（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湖北武汉 430000）

缠足从我们认识之初就被当作中国古代的一种陋习，学者们抨击缠足残害女性身体和意识，视缠足为落后的象征，危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颜面，天津杨柳青齐健隆画店印制的一幅名为《女子自强》的年画，画中的旁白以白话文写道：“中国有家眷的男子，大半受累的多，诸位知道这毛病在哪里吗？并不是男子不能赚钱，一男子养着好几口，女子裹了两只小脚，主要不能用力，坐吃坐穿皆靠男子，男子怎会不受累呢？”总结道：“中国不强，大病在此。”[1]时代的发展迫使缠足逐渐失去了文化的尊荣与光环，但在过去的数百年里，缠足深受各阶级的喜爱与赞美，人们皆以裙下纤纤弓样为美。明代大同、宣府因女子的小脚出名被视为美人产地；清末益阳小镇桃花江美人之名远扬，以至被谱为歌词，也是因该地女子的小脚有名；旧日时又有所谓“天下美女出扬州”的说法，扬州美女之美不在容貌上也不在身材上，而是一双“黄鱼脚”的瘦削为时人弥道。

一、缠足的起源

缠足的兴起是古代审美观念下的产物，古代的女性美倾向“阴柔”的一面，即娇小，柔弱，娴静，要有糅合的曲线。自“小”而言，樱桃小嘴鹅蛋脸、楚腰纤细都是女性特有的美，至于脚也不例外。宋代以前缠足风俗虽未曾出现，但以女足纤小的为美的审美观念却是存在的。东汉民歌《孔雀东南飞》有“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之句，唐代诗人杜牧“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等都明确赞美女足的纤小。缠足兴起后，文人骚客更是以诗赋赞之，韩偓《屐子》云：“六寸肤圆光致致，白罗绣橾红托里。南朝天子欠风流，却重金莲轻绿齿”；六朝乐府《双行缠》云：“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

曹植洛神赋中有：“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目前已知最早记载“缠足”一词的是宋代学者张邦基，他在一篇简短的笔记中道：“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前世书传，皆无所自。”据张邦基的逻辑推理，古代的文献，不论是史册还是诗歌，如若都没有提到过缠足，那么，这项实践就并不存在与古代。张邦基对文献档案的依赖带动了后世学者对于缠足起源的争论。前人学者将缠足的起源大致归为三类：第一个是五代论，即缠足源于五代时期（907-960），五代论首先由13世纪学者周密提出，胡应麟继之，到了16世纪，五代论已发展为主流见解。支持该论点的主要是因为找不到能够显示缠足在唐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有力文献记载，在10世纪之前浩瀚繁复的诗歌辞藻和史著典籍里，几乎不曾提到足之“纤小”，或鞋之“弓纤”。南宋文人周密指出，五代时期南唐李后主李煜后宫有一位名为“窅娘”的舞伎，才是缠足的始作俑者：“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伊宝物组带璎珞，莲中作五色端云。”窅娘的传说虽无从证实，但还是常被引述来解释缠足的由来。还有学者认为六朝时期（222-589）就已有缠足，杨慎指出在唐代之前三个世纪就已存在缠足，杨慎对缠足起源的追考源于他的经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杨慎以《双行缠》这首争议颇高的乐府作为基础，来发展自己的理论，且引发了下个世纪的学者之间的论辩。而将缠足源头指向汉代的也是杨慎，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汉杂事秘辛》里有关梁女莹的描写。对于纷纷攘攘的缠足起源争论，做出最终仲裁的乃是清代史学家赵翼，他肯定的指出，数百年来缠足源于10世纪的理论最具有说服力。

二、金莲崇拜

缠足发展到明代进入兴盛时期，出现了“三寸金莲”，虽然早在宋词和元曲里，“金莲”这个词汇就已被用来美称女人的小脚，不过，一直要到高底时尚的出现，缠足和赏玩缠足的行为，才能够恰如其分地称作“金莲崇拜”。在16、17世纪，这种崇拜及其伴随而来的缠足情欲化，源自商业化的、竞争性的、且时尚意识强烈的江南文化。不论如何，追求极小化的缠裹方法，一旦建立了，便逐渐对帝国里成千上万的妇女形成一种规范性的压力，直到20世纪，此在缠足历史后期才出现的流行风尚，具有强大威力：高底不但成为想要之物，而且还是必要之物。尽管弓弯崇拜已造成流行，就其观念与实践而言，仍不是普遍性的。对于清初江南的流行趋势，上海土人叶梦珠拥有极敏锐的观察力；根据他的说法附加高底的新武弓鞋，起先还标识着社会地位的差异：“弓鞋之制以小为贵，由来尚矣。然予所见，惟世族之女或然。其他市井仆隶不数见其窄也。以故，履惟平底，但有金绣装珠，而无高底笋履。”高底有助于产生一种纤细感的视线幻觉。到了17世纪下半叶，这种鞋式开始跨越社会阶级，成为时尚主流。高底的发明，创造了一种花哨的、都会的时尚体质，即使当高底成为时尚服饰的必需品，旧有的缠裹方式压迫脚趾但并未弯折跖骨也从未完全消失。缠足区域之间的差异也尤为明显。南方缠足所追求的形状，乃是瘦直尖头的脚趾，以及看起略带弧度的脚背(笋芽)；而北方则过度讲求弓形，往往形成不周正隆起，堆叠在脚背之上。[2]北方女子讥笑南方女子隆起脚背。山西女子嘲笑南方小脚的“弓形”为“鹅头脚”。根据记述，缠足不应称女为“弓足”，因为北方小脚皆为平底。品味容或南北有别，成就一双完美小脚的终极目标，却同样不易实现。有关南北差异的相反描述，部分或许归因于之间超过一世纪的时间距离，不过，更重要的是，都表达了弓弯美学设下的超高门槛。隆起的脚背虽然“不足观”，却难以避免，因为不论怎么积极缠裹，终究只是挪动脚骨跟腱和肌肉。金莲崇拜愈是流行，丑脚背也无可避免地愈来愈多。整个缠足实践，也就免不了日趋“下品化”了。

南北方缠足的差异也造就了足服的多样性，明代初期的女性足服分为两种次型：其一，鞋式形状宛如皮划艇，鞋身窄滑、尖头微微朝下；其二，形状像是独木舟，鞋首高翘，由于脚尖上扬的特征，这类鞋子有时也被称作“凤头鞋”。前者的美学诉求，在于营造出一种优雅的纤直感；后者则透过鞋尖的曲线弧度，吸引目光焦点，其翘起的程度，有时甚至夸张地高达7厘米(2.8英寸)。虽然“弓鞋”只是一个总称，泛指各式配合缠足而穿的鞋子，不过，这个名词的源头，说不定与这种弯头鞋式有关。不论是哪一种鞋式,13—15世纪的足服，其长度范围为13-22厘米(5.2-8.8英寸)，就后世的标准来看，绝不算小。这两种鞋子的特色主要还在于鞋底：不管是窄身还是厚底，它们的鞋底都是平坦的。布质鞋底通常扮演软垫的角色，踩踏地面时较为舒适，鞋内加上一块鞋垫作为补强之用，其材质则为绒缎纤维。因此，尽管外观看来极为精巧，这些鞋子的制作，主要还是为了辅助双脚的走路功能。12世纪下半叶的学者张邦基将“弓弯”视为缠足的关键性指标。13、14世纪的学者在其起源论述里，也特别强调“弓纤”形状。不过，我们应该避免拘泥于字面意思，因为“弓足”只是个总称，其中包含了各种形状和弯曲弧度。最有可能的是，状似皮划艇的鞋子，以及状似独木舟的鞋子，之所以在形状上有所差异，乃是因为它们相应于两种不同的缠足方式。前者要求紧缩脚趾的伸展，其方式可能是将拇趾之外的四个脚趾向下弯折。“弓足”这个词是名不副实的，因为她们对于触目尽是以弓形木底掩饰丑脚的景象。

缠足在它的极盛时期里，乃是女人的成功阶梯。三寸金莲能够为女子和他的家庭赢得通往更光明前途的门票，它们被解读成“好命”或社会声望的象征。借由金莲崇拜，缠足在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信仰，也因此在18和19世纪的相关讨论里，愈来愈常出现“天意如此”或“得天独厚”之类的语汇。到了20世纪，早期的缠裹方式，再度大量出现，这是反缠足运动的项副产品，因为许多放足妇女虽然将弓弯放平了，但仍保留了脚趾部位的窄小。有些母亲也开始以这种方式为她们的小女儿缠足。不过那时已经太迟了。不管妇女的主观意愿为何，提升她们自我身体的各种式样，好高骛远型也好，平凡务实型也罢，都已无可奈何地沦为明日黄花。

三、缠足的消逝

20世纪最初十年中，帝制已进入弥留阶段，受到时代氛围感召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渴望在顷刻之间彻底翻修传统旧俗，因此，“解放”缠足在他们眼里，有关国族的生死存续。许多知识分子认为缠足造成中国妇女的孱弱，进而影响到整个民族及国家的发展，是中国落后的象征之一，因此反缠足运动逐渐兴起。此时，由外国人开办的耶稣教会发起天足运动，天足会认为缠足就是与上帝作对，因为大自然赋予女人的是完整的、天然的身体。缠足完全毁弃了大自然赋予女人的优美与对称。但当时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教会非常抵制，所以，天足会带来的影响不大。后来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大力倡导下，许多反缠足团体蜂蛹而起，它们的活动和目标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家父长之间的约定，亦即，反缠足团体成员立约不为女儿缠足，也不取小脚媳妇。他们认为，移风易俗，身为家长和社区领导他们责无旁贷。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反缠足运动把焦点扩展到他者导向的教育与宣传工作，此时，妇女无分老幼，都成为紧密宣传活动的目标群体。妇女缠足，要标定它在现代中国消失的时刻，乍看之下，似乎轻而易举。实则缠足是一个既普遍又繁复多样的现象，其消逝是一个冗长且反复的过程。从清朝到民国，继起的政权屡屡颁布禁令，既有名目，也有日期；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官方和民间发动的天足会风起云涌，反缠足作为社会运动，记录浩繁、班班可考。缠足的消逝意味着某种语言上和情绪上的混乱，有的情况是，缠足的道理虽然已经不合时宜，母亲还是继续给女儿缠脚。还有的情况则是，缠足这个古老的习俗就算已被法律定义为犯罪，人们还是固着于传统的思维，相信小脚才是值得追求的。缠足渗透的下的文化观念一时难以殆尽。[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