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三不朽”者王阳明
——读杨东标《此心光明：王阳明传》

⊙［绍兴文理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王阳明是明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军事家，他不仅是心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是明朝历史上功勋卓著的一代名臣。几百年来，无数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或对其传奇人生进行历史追溯，或对其传奇人生进行文学想象。自然，他们眼中的王阳明形象各不相同。作家杨东标的《此心光明：王阳明传》（后简称《王阳明传》）以历史人物王阳明为故事原型，以史实为依据，以追求艺术真实为目标，塑造了一个“真三不朽”的圣贤形象，被评论者称为“一部厚重而灵动的文学著作”。

一、从姚剧《王阳明》到《王阳明传》

杨东标是当代浙江籍作家，他与王阳明的结缘是从创作姚剧剧本《王阳明》开始的。2005 年春节前夕，杨东标受余姚市艺术剧院院长的邀请，以王阳明为题材创作一个剧本。当时的杨东标对王阳明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他一开始对这个邀请是有抵触的。让他逐渐改变抗拒心理的是座谈会上的老先生们对王阳明饱含深情的追忆与叙述：曲折坎坷却始终刚正不阿的一生，苟延残喘不辱使命奔赴战场所创下的功绩，“园中格竹”“龙场悟道”“天泉证道”不懈追求心学真理的漫长道路……这样一位伟人却被时境排挤为时人误解，杨东标对王阳明逐渐产生了兴趣。相隔几百年的两个人物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历经三载七稿修改的姚剧《王阳明》，一经上演便颇受好评，每次演出都是座无虚席。这样的成功不禁让杨东标思考，“是剧团的成功演出感动了观众，还是王阳明的品格震撼了他们？抑或两者兼有？”演员的精彩演出固然为剧本添光溢彩，但更根本的则是王阳明的价值追求和思想精神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因此，当再次受邀进行王阳明传记的创作时，杨东标义无反顾地接受了。

如果说，戏剧是为观众呈现的听觉与视觉上的盛宴，那么以文字为载体的传记则是作者、人物与读者间的一次灵魂对话。除去舞美营造的舞台效果，想要达到灵魂间的有效对话，就只能在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上下功夫，虚实结合，将历史真实转变为艺术真实，使文本化的人物传记在不脱离历史的轨迹下具有戏剧化的故事张力，并通过创造性的语言与手法使人物艺术化地再现于读者的眼前。杨东标由虚构的戏剧转入非虚构的传记，积累了不少创作经验，对人物的纵横面和艺术真实的创作手法有了一定的掌握，这些都为《王阳明传》的成功创作奠定了基础。

二、“真三不朽”者的形象塑造

有人说中国历史上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只有两个半——孔子，王阳明，加半个曾国藩。王阳明的一生就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一生，杨东标以此为三个维度，塑造了王阳明的“真三不朽”形象。

对于父亲，战场上的丰功伟绩从未减弱王阳明对他的挂念，一次次试图辞官归乡是最好的证明，父亲死后守丧三年也毫无怨言。对于国家，无论是深受肺疾折磨的时候，还是不舍妻儿的时候，尽管他有过拒绝，但为保一方安宁，他还是选择了出发。对于百姓，王阳明本可以借着顺利捉拿宁王的机会谋一笔私利，但他首先想到的是万千百姓，“几万兵马南下，要吃要喝，要加重地方多少负担？受害的还不是百姓？”于是，他将名利甚至生命抛于脑后，以一人抗一旨，为生民立命。

王阳明所立下的功绩是不可忽视的，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升任为南赣巡抚，奔赴江西以平定数十年的民变祸乱。面对方圆数千里的穷山恶水和盘踞其中的惯匪巨寇，王阳明对地形、敌我双方进行了严密的调查与分析，有条不紊地展开民兵选练，“十家牌法”的施行和军饷筹备的战前准备。首战漳南，二战乐昌、龙川，三战平三浰，王阳明在“知行合一”中总结经验，恩威并施，取得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胜利，平息了江西为患数十年的匪害。三年后，王阳明再一次临危受命，在鄱阳湖中仿效赤壁之战，成功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但他却没能见上祖母的最后一面。又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被授命平定西南部的思恩、田州土瑶叛乱和断藤峡盗贼，尽管已是一副病体，但王阳明仍用自己仅存的气力与热血抒写了一腔报国雄志，以一命换万命，为百姓换来了安宁。

“立言”主要是指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王阳明的心学体系由“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心即理”是开端和起因，强调理在心中和人的本体作用；“知行合一”是认知过程，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要求人们从源头上断绝恶的一面；“致良知”是根本目的，也是最为核心的部分。三者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启迪着人们不断追求更完满的自我，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永恒的智慧光芒。

然而，“心学”的求索过程是漫长而又曲折的。王阳明与“心学”，从对圣人的追问开始，朱熹说“格物致知”，于是年轻的王阳明有了“格竹”的经历，可是七天下来，除了失望困惑怀疑，他什么也没“格”到。及至贬谪龙场，三天三夜的石棺悟道让他终于找到了答案，“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大道就在人心。“龙场悟道”揭开了王阳明心学的新篇章，而后“知行合一”的理念也在贵阳书院的创办中形成。不久之后，王阳明在对平藩经历的总结中又提出了“致良知”。正是在对“良知”的不懈追求中，王阳明才能在滔天风浪袭来时，稳操舟船，逢凶化吉。至此，王阳明大彻大悟，他的心学思想也臻于成熟。

三、《王阳明传》书写的艺术特色

文学传记区别于小说最显著的特征是纪实性，它根据各种形式的文献资料进一步编写创作而成。历史真实固然重要，但艺术真实是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关键所在。著者杨东标的《王阳明传》在创作上最显著的特点正是艺术真实。

首先，杨东标多次引用了神话似的传说来进行虚实结合，使人物命运“有一种前定、预设的宿命感”，引用的手法主要是通过梦境与现实的巧合来实现的，比如在写王阳明的出生时，杨东标先写其母做的胎梦：“满天祥光，彩云缭绕。鼓乐声中，一群仙女，穿红披绿，环佩叮当，自天而降。”。而在受命督造王越的坟墓收到其宝剑之前，王阳明就曾梦见王越赠他一把精良宝剑。这些巧合在增加伟人的光环的同时，也加强了文本的神秘色彩。

其次，杨东标也经常揣摩人物的心理活动以达到与王阳明心灵上的接通。初到龙场，偶遇妇人，听完妇人与己相似的悲惨经历，王阳明的眼眶也跟着湿润起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同情妇人，更感叹自己的失落与悲凉。又如在平定江西土匪的最后一战中，王阳明的计策是先让池仲容放松警惕，后趁着为其设宴辞行山中无老虎之际一举将土匪拿下。但在面对几百条生命时，王阳明犹豫了：杀，背一个奸诈的罪名换百姓的安宁，不杀，虽保其性命，却等同于放虎归山。最后在“风雨之舟摇摆不定”间，他战胜了自己。即便将剑指向的是万恶之人，但这也是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人性使然的犹豫与矛盾，正是杨东标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

另外，为达到艺术真实，杨东标在叙事时也十分注意对环境气氛的渲染铺垫。如在“千里设祭，万民痛哭”这一篇中，杨东标对百姓为王阳明吊唁的场面，做了反复的描写，“万民恸哭，感天动地”，“跪着，哭着，令人感动、令人心碎”，“人山人海，哀声遍地”，“每日不断，哭声不绝”，纵横面的交叉，视听的结合，使得万民哭丧的景象既具有立体感，也具有真实感。王阳明对百姓的仁爱之心在百姓的一言一行中得以生动展现。同时，杨东标在展现王阳明的命运起伏时，创新性地大量运用了王阳明亲自撰写的文字，“初上九华山”时“掬水洗双眼，披云看九华”的恬淡闲适，受人追杀“亡命天涯”时“百年臣子悲何极，日夜潮声泣子胥”的悲凉哀叹，痛失徐爱时“吾言之，而孰听之？吾倡之，而孰和之？”的无限感慨，都是这些文字所附带的王阳明历史人物的真切情感。

作为一部传记，《王阳明传》不可避免地要谈到王阳明的“心学”。杨东标在处理这些偏向哲学化的“心学”理论时，其态度是较为保守的。这不仅与他作家的身份有关，也是因为他对文学传记和读者立场的思考。《王阳明传》不只是对王阳明“心学”发展历程的展现，更是对王阳明一生的记录与总结，读者所需要的是生动的故事情节和鲜活的人物形象，而非抽象的“心学”理论阐述。因此，《王阳明传》的语言是极富感染力而循循善诱的，叙事时常常运用具有口语色彩的熟语和语气词，而在涉及“心学”时又常常借用王阳明与其学生间的对话，以言外之意传达“心学”的要旨。

四、结语

相对于历史文本与哲学文本中王阳明的平面化与抽象化，作家杨东标笔下的王阳明是一个更为真实丰满的圣人形象，这与文学传记的创作手法是分不开的，历史人物只有在“哲学与文学、真实与虚构、历史与现实有机融合”中，与文本产生合理的二次反应，才能达到艺术真实，从而成为读者眼前真实的鲜活的人物形象。

①⑭ 孙研：《〈此心光明：王阳明传〉研讨会举行》，《宁波日报》2015年3月18日。

②③④⑥⑦⑧⑨⑩⑪⑫ 杨东标：《此心光明：王阳明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第197页，第85页，第14页，第90页，第150页，第309页，第46页，第70页，第160页。

⑤⑬ 谢志强：《从心灵接通王阳明——读杨东标长篇传记文学〈此心光明：王阳明传〉》，《文艺报》2015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