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汇丰深陷信任危机

王安国

香港汇丰银行总部大厦。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眼下的汇丰，那也许就是“危机”。自1865年成立以来，它屡经沉浮，又多次转危为机，从一家地方银行发展为全球金融集团——汇丰控股。如今，汇丰又面临困局。汇丰控股CEO祈耀年日前宣布重启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推迟的裁员3.5万人计划。虽然收缩的重点是业绩不佳的欧美业务，外界却传言汇丰将“关闭在华业务”。“汇丰中国”公众号发布澄清声明，强调中国“是汇丰集团重要的战略性市场”。

办了件损人不利己的事

汇丰在全球有23.5万员工，大裁员意味着每七个员工就得走一个。去年全球有50多家银行宣布裁员计划，总计裁了7.7万人，是2015年以来最多的。相比而言，汇丰这次裁员凸显了其经营困境，格外引人关注。

去年，汇丰全球税前利润为133亿美元，比前年的近200亿美元大大降低，这主要是由于其在欧洲的投资和商业银行业务损失严重所致。汇丰在去年10月就宣布重组计划，重点在欧洲和美国，将合并私人银行和理财业务，减缩欧洲股票业务，并缩小在美国的零售网，目标是节约45亿美元成本。

祈耀年在向汇丰员工发送的备忘录中坦言，“我们不能无限期地暂停裁员”。裁员最初计划在今年2月进行，虽然此后汇丰已推进了一部分转型计划，“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着眼于长远”。今年第一季度，汇丰税前利润下降48%至32亿美元，“几乎所有的经济预测都表明（汇丰）未来将面临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利率下降、新冠肺炎疫情、英国脱欧等。

祈耀年安慰员工：“每个离开的人都将在求职、申请工作和准备面试方面得到支持。”但目前诸多国际金融机构都在裁员，被裁的汇丰员工要找到新职位绝非易事。汇丰唯一的亮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业务仍然抢眼，去年亚洲为汇丰贡献了186亿美元税前利润，同比增长近140%。而亚洲业务的利润中，超过八成来自香港和中国内地。

在商言商，汇丰在中国挣了钱，理应照顾好中国客户的利益。然而如今，汇丰又因为损害了一家重要的中国客户利益而面临舆论压力。

据路透社等英国媒体报道，早在2012年，汇丰就因涉嫌为墨西哥毒枭洗钱等问题而被美司法部调查。汇丰缴纳了19亿美元罚款，并接受美司法部派出的监控人员，以换取暂缓起诉。在此前后，有媒体报道了中国一家高科技公司（也是汇丰的重要客户）涉伊朗业务的“新闻”。该公司高管在2013年与汇丰高管进行沟通，表示公司的做法并无不合规之处，还提供了一份PPT文件进行说明。2017年，当汇丰因自身涉嫌违法问题面临美司法部起诉时，就交出了这份PPT文件，并结束了与这家高科技公司近20年的合作。这份文件后来被美方用作指控该公司在涉伊朗业务上“欺骗汇丰”的“证据”，并导致了该公司高管在加拿大被捕。但该公司负责人表示，汇丰对有关情况始终是清楚的，不存在什么“欺诈”。

对汇丰的做法，有人说是在美国司法部压力下的无奈之举。有报道称，汇丰高层私下也曾以此理由向中方人士解释。但也有法律专家表示，即便按照美国法律，汇丰对不受美国保管、控制的数据或信息，并无绝对义务向美方提供。如果汇丰真的有强烈意愿，完全有可能找到合法手段，拒绝美方进行“长臂管辖”。

事实上，汇丰在保护客户秘密方面近年来屡屡出问题。2008年，汇丰银行瑞士支行的一名雇员离職时，带走了包含超过10万个账户详细信息的5个磁盘，并向外国政府兜售，这被媒体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银行泄密案”。2014年，《华尔街日报》报道汇丰雇员涉嫌向一基金泄露客户机密信息而遭调查。

撇开法律问题不论，此事对汇丰的商誉无疑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熟悉汇丰历史的人都知道，百多年前汇丰在香港起家时，就打出了“为客户绝对保密”的口号，吸引了不少中国豪客。1904年，庆亲王奕劻被弹劾在汇丰秘密存款120万两白银，清廷派户部调查，但汇丰拒绝答复相关查询，更不同意查账，事情不了了之。这虽是个反面教材，却不啻为汇丰做了个大广告。晚清不少达官贵人宁可低息甚至倒贴保管费也要把钱存入汇丰，以求保险。清廷军机大臣那桐在日记中记载，仅1901年他就在汇丰存了两万两白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死后，留在汇丰的存款本息高达150万两白银。有些中国豪客的秘密存款因无人知晓，死后甚至白送给了银行。

如今的汇丰还可靠吗？这是不少人心头的疑问。

汇丰控股现任CEO祈耀年。

曾在晚清时呼风唤雨

在历史上，汇丰确实是家“可靠”的银行。这个江湖地位说来话长。

汇丰创始人托马斯·苏石兰1834年生于苏格兰，童年丧父，由做渔业生意的外祖父扶养长大。从阿伯丁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大英轮船公司当职员，后被派往香港负责亚洲业务。1863年，香港湾仔建成第一座现代化码头，并成立香港黄埔船坞公司，苏石兰当上首任主席。当时的香港，已是西方尤其是英国对华贸易的基地，却只有总行在英国或印度的几家银行，十分不便。据苏石兰自述，有一次他坐船从香港到汕头，在船上读到有关银行业务的杂志文章，顿生开办银行的兴趣。当他后来偶然间获悉印度孟买有人已成立“中国皇家银行”准备进军香港时，立刻决定发起成立银行。靠着他的商界地位，事情进展顺利，1865年3月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在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开业，成为第一个向港英政府注册登记的英资银行。1个月后，上海分行也开始营业。

左上图：最左边建筑为第一代香港汇丰银行大厦。 左下图：第二代香港汇丰银行大厦。 右图：第三代香港汇丰银行大厦（1935年启用）。

位于香港汇丰银行大厦前的汇丰银行创始人托马斯·苏石兰雕像。

苏石兰给汇丰注入了大亨基因。出任汇丰临时委员会主席的是英商宝顺洋行的孔莱。这家洋行在林则徐禁烟时，被查禁的鸦片仅次于怡和洋行。但它除了走私鸦片，也做航运、保险、银行业务。委员会成员、沙逊洋行的阿瑟·沙逊，当年控制了印度输往中国的鸦片源头，后来成立新沙逊洋行，将经营重心从印度转往中国。苏石兰本人除担任汇丰副主席，还继续在大英轮船公司工作，1884年当上大英轮船公司主席。后来他转入政坛，当选英国议会议员，1922年去世。

很长时间里，汇丰是唯一将总行设在香港的英资银行。1866年，英国发生金融危机，伦敦一年内倒闭17家银行，孟买倒闭12家，沪港两地只剩下5家“活着”。当时汇丰还遭遇了发起人之一宝顺洋行破产的冲击。但汇丰利用总行在香港的优势，在商业票据贴放等市场反应灵活，获利颇多。同时，汇丰与港督的关系很好，成立之初就获得了发钞权，1872年还获得了小额钞票发行权。到1874年，在当时四大发钞银行（另三家为丽如、麦加利和有利）中，汇丰的钞票发行量占了半数以上。

但1874年也是汇丰的危机之年，汇丰的第一任总经理（俗称大班）、瑞士人克雷梭风格过于冒险，从事了不少投机活动，最终在1870年因放款坏账而被董事会勒令离职。他留下的烂摊子还牵连了继任者格雷格，如糖厂项目成为吸金无底洞，伦敦分行经理还背着总行做西班牙公债和南美铁路投机，损失惨重。到1874年，汇丰股价跌破面值。

幸好，这一年格雷格做了项新业务——对清政府贷款。当时，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办理台湾海防，要借款200万两白银。汇丰以灵活的债券发行条件独揽了这笔生意。这笔借款以英镑为计算单位，银价下跌的风险全部由借款者承担。而且，借款以关税为担保，要英国人赫德把持的税务司同意才能兑银，这又扩大了英国人对中国债款的控制权。

两年后，托马斯·杰克逊接替辞职的格雷格，出任汇丰第三任总经理。他执掌汇丰20多年，汇丰成为晚清呼风唤雨的“领袖银行”，秘密之一就是掌控了清政府的外债发行。清代名将左宗棠西征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时，三次向汇丰借款。汇丰从清政府拉到业务后，转手在市场上公开配售，清政府支付的利息与汇丰实际发行的利息相差很大，连赫德都羡慕汇丰的贷款“油水很大”。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借新债还旧债，越来越离不开汇丰。据统计，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所借的26笔、4136万两白银外债中，汇丰包揽了70%。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战事后清政府的巨额赔款，都由汇丰等外国银行给予高息贷款。

清朝灭亡后，汇丰这套手法仍然管用。民国政局变化迅速，汇丰的办法是谁当政就和谁搞好关系。段祺瑞执政时，汇丰大班去拜访他，段祺瑞亲自送到门外。国民党当权时，汇丰在外汇操作上帮了国民政府的忙，蒋介石送给汇丰大班勋章和金表以示感谢。1935年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法币、收回银元。汇丰对此予以支持，国民政府将收回的银元存放于汇丰香港金库，出售后作为法币发行的准备金。抗战爆发后，汇丰还曾为蒋介石政府运金银，筹集铁路和工业项目资金等。香港沦陷后，62岁的时任汇丰总经理祁礼宾被日军关进监狱，因病去世，他的副手后来也因营养不良死在狱中。这是汇丰与中国“共命运”的特殊例子。

“帝国还乡战”之后

新中国成立后，汇丰与其他英资企业一样，感觉自己在中国内地的经营前景越来越暗淡。1955年，汇丰关闭所有在内地的分行，只在上海象征性地留了一家营业机构。此前，太古、怡和等英资企业都已撤走，汇丰是最后一个走的。但即便在“文革”期间，汇丰也还有少量人员留在内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迅速发展，汇丰在香港的生意也越做越大。1965年，汇丰利用恒生银行发生挤提风波的机会，吞并了这家香港最大的华资银行，一举垄断香港银行零售业。而汇豐对包玉刚、李嘉诚等华人富豪的支持，更巩固了它的地位。1971年，包玉刚加入汇丰董事局，成为其首位华人董事。1979年，汇丰将持有的和记黄埔股份出售给李嘉诚，后者由此赢得“超人”外号。当时有人说，汇丰大班沈弼看出李嘉诚“10年内必成香港最重要人物”。

沈弼于1977年执掌汇丰。美国媒体称，统治香港的是马会、怡和、汇丰和港督。沈弼既是汇丰大班，也是马会主席，还是香港行政局、立法局议员，港英政府的首席金融顾问。他上台两年，就投资50亿港元兴建汇丰总部新大厦，称此举“显示了汇丰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但与此同时，沈弼又力推汇丰的全球化。一方面，当时汇丰业务已占了香港半壁江山，发展余地不大;另一方面，当时香港回归问题已经浮现，汇丰要分散投资，两头下注。沈弼主持收购了美国海丰银行，又创办加拿大汇丰银行，在北美取得立足点。随后，他又布局欧洲，尝试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打造“汇丰在欧洲的旗舰”。但因为苏格兰当局不愿其最大结算行被一家在香港注册的银行收购，此举没有成功。

1984年，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进入回归过渡期。一些英资企业担忧失去特权后的前景，纷纷迁移注册地。1988年，沈弼的继任者浦伟士访问北京，受到中国领导人接见，并被告知香港回归后汇丰仍可享有发钞权。但浦伟士依旧推动了迁册步伐。

1991年，汇丰宣布进行结构重组，设立了在英国注册的汇丰控股公司，将汇丰银行股份转至汇丰控股名下，并在伦敦和香港两地上市，汇丰银行成为汇丰控股负责香港业务的子公司，以此低调地完成了迁册。此时，正值中英就香港新机场等问题发生争执，汇丰此举得到港英当局支持，而中国外交部委婉地表态，称相信汇丰采取新措施“会注意如何使其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1992年，浦伟士完成了对英国四大结算行之一的米特兰银行的收购。此战布局5年，被认为是汇丰的“帝国还乡战”。汇丰总部迁往伦敦。

1998年，彭约翰接掌了汇丰。他在美国大举扩张，以103亿美元收购利宝银行，与美国汇丰银行分行合并后在纽约证交所上市，又收购了法国商业信贷银行，在巴黎证交所上市。同时，在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之际，他在中国内地也开始了“大进军”。2000年，汇丰将中国业务总部从香港迁到上海，并买下浦东一座大厦的命名权，冠名汇丰大厦。彭约翰说，汇丰的中国策略重在长期投资。

汇丰在内地发展迅速，2007年成立外资法人银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如今已是在内地投资最多的外资银行之一，在内地50多个城市设立了约170个服务网点，是内地网点最多、地域覆盖最广的外资银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汇丰近来的一些做法却引来中国广大客户的不满。

不久前，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公开批评汇丰迟迟未就国安法表态，提醒它“万万不能一边赚中国的钱，一边跟着西方国家做损害中国主权、尊严和人民感情的事”。随后，汇丰发布了其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到“撑国安立法”街站签名的照片。但此举又招来英国政要批评，称汇丰“更亲华而非亲英国”。有英国媒体发表评论称，汇丰“必须决定自己是英国银行还是香港银行”。想清楚这一点，也许是解开汇丰困境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