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语汉字音保留中古音特点的原因探析

摘要：古代韩语汉字音形成过程受到汉语的影响，形成了韩语汉字音且保留汉语中古音。从文化语言学的 角度来看，韩语汉字音保留中古汉语语音特点的原因：首先，历史上中韩两国外交关系的变化使两国的物质文化 交流自唐朝以后呈降温趋势，减少了促使韩语汉字音发生变化的物质条件;其次，朝鲜半岛制度文化对韩语汉字 音的保留中古音提供了条件;再次，朝鲜半岛对清朝少数民族政权的抵制和坚持“正统”的态度，促使他们人为 地保留中古音。

关键词：文化语言学;汉韩语音;韩语汉字音;中古音

中图分类号：H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9-0153-05

一、引言

从“韩语汉字音”这一名称中的“汉字音”三个字 可以看出，古代韩语汉字音在形成的过程中曾经受到过 汉语的影响。据史料记载，中国与朝鲜半岛的联系最早 可追溯到商朝末期①，大约公元 1 世纪前后，汉字传入朝 鲜半岛。当时的朝鲜半岛上，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足鼎 立，虽然他们之间语言相通，但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 传入朝鲜半岛的汉字被借用（吏读），成为记录书面语的 工具。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朝鲜 半岛的联系越来越多，儒学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也越来越 大。公元 373 年，高句丽在中国儒学文化的影响下设立了最高学府太学，目的是为了讲解儒家經典。公元 4 世 纪，百济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儒家思想教育制度。公元 676 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派遣留学生到唐朝学习先进文化。公元 788 年设立读书出身科，以儒家的五经

三史为考试范围。公元 918 年，高丽王朝政权建立，为了 强化道德规范，统治阶级崇信儒教，大力发展汉文教育。 公元 985 年（高丽王朝光宗九年），中国的科举制度被正 式引入朝鲜半岛。当时的高丽首都开城设立了国子监， 长期地、集中地对官宦子弟进行儒学教育。作为选拔国 家精英的重要制度，科举制度被严格执行至 1894 年。在 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韩语的汉字读音逐渐地规范化，汉语 对韩语语音特点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汉字的读音在与 韩语相对应的过程中形成了韩语汉字音（Sino-Korean）。

根据卢慧静老师（2014：18）在其论文《语言接触 与语言层次研究》中的总结，对于“韩语汉字音到底反 映了中国哪一个时代的语音”这一问题，学者们的看法 有如下 5 种：

马伯乐（1912）：5 世纪南方吴音说 高本汉（1926）：6-7 世纪隋唐长安音 朴炳采（1966、1977）：7-8 世纪切韵系中原音说 何野六郎（1964、1965）、李基文（1961、1988）：8-9世纪唐代长安音有阪秀世（1936）：10 世纪宋代开封音说虽然各位学者在具体年代上意见不同，但是根据王 力先生（1980）在《汉语史稿》中对汉语史的分期来看， 公元 4 世纪至 12 世纪都属于中古汉语时期，这一时期的 汉语具有相对一致的语言特征。上述学者所主张的年代， 在大范围上都能被归入中古汉语这一时期中，而且其中 有三种说法都认为韩语汉字音接近唐朝的语音。因此，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韩语汉字音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古汉 语语音特点，尤其是唐朝的语音特点。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变化过程中，汉语的语音经历了 上古、中古、近代三个阶段，演变出以北京话为基础的现 代汉语语音系统。中古汉语与近、现代汉语在语音上有 着较为明显的差异。然而，除了在韵母上发生了一些相 应变化之外，韩语汉字音仍然保留着中古汉语语音的大 部分特点。

对于韩语汉字音保留中古汉语语音特点，但是没有 继续跟随汉语语音变化而变化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 这是因为之后的语音变化不符合朝鲜语自身的语音特 点和规律，因此受到了朝鲜语语音系统的制约（安炳国 2009、宋兆祥 2007、马淑香 2017）。也有学者认为，受科 举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韩语汉字音在 10 世纪中叶形 成了较为稳定语音体系，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李德 春 2003）。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还有待发展完善。

第一种说法需要以韩语汉字音的发展变化情况为基础， 分析朝鲜语语音系统制约韩语汉字音的表现和原因;第 二种说法则需要进一步解释，韩语汉字音稳定下来的表现 和原因，而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重视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力。

本文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根据邢福义先生和邵敬 敏先生对“文化”的三个分层，在考察史实后，分析可能 导致韩语汉字音保留中古汉语语音的原因。

二、文化语言学的定义和研究方法

“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 罗常培先生（1950：2）在《语言与文化》中从六个方面

②对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究后提出：

语言是社会组织里的产物，是跟着社会发展的进程 而演变的…语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多方面联系的。

罗先生的《语言与文化》被邢福义先生（1990）誉 为“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是文化语言学的先导。

陈建民先生（1985）在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开设《文 化语言学》课程的时候使用了“文化语言学”这一名称， 并在 1987 年《文化语言学说略》一文中提出了对文化 语言学学科设置的一些设想。无独有偶，1986 年，游汝 杰先生、周振鹤先生合作发表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 书中也提出了“文化语言学”的概念。至此，“文化语 言学”作为一门学科被正式提出。

1990 年，邢福义先生（1990）出版《文化语言学》 一书，从理论上对文化语言学的定义、研究方法、研究成 果进行了说明。其中，邢先生（1990：1）在书中对「文 化语言学」的定义如下：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文化学研究的对象是文 化。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科学，因此同 语言学、文化学都有关系，是语言学和文化学的交叉学科。

1992 年，基于邢先生的理 论，邵敬敏先 生（1992：76）在论文《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反思》（语言文字 应用，1992 年第 2 期）中概括并进一步解释了“文化 语言学”：

文化语言学，介于文化学与语言学之间，它既不研究 语言本身，也不研究文化本身，而是着眼于两者的关系及 其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文化是 语言最重要的属性之一。…这里所指的语言，应作广义 理解，即包括语言系统与语言运用，因为只有这样理解， 才有可能正确认识语言与文化的复杂关系，至于文化，一 般理解有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心理文化。

文化语言学定义的提出和邢福义、邵敬敏两位先生 对“文化语言学”中“文化”一词的分层，都为我们研 究韩语汉字音保留中古汉语语音特点的原因指出了一个 新的方向。根据他们的理论，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可以理

解为：某一时期语言能够反映该时期的文化特点。反之， 文化的变迁也会促使语言发生某些变化。也就是说，我 们在考察某种语言现象产生的原因时，也应该将文化因 素列入考虑的范围中。本文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通过 考察历史事实的方式，重点分析韩语汉字音保留中古汉 语语音特点的文化原因。

三、韩语汉字音保留中古汉语语音特点的原因

（一）从物质文化层面看

在物质文化层面，唐朝以后中韩外交关系降温，物质 文化上的交流也不似唐朝频繁，语言变化缺少必要的物 質条件，这是韩语汉字音保留中古汉语语音特点的主要 原因。

邢福义先生（1990：9）认为：文化的物质层次是文 化系统不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所谓物质层次，指的是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 简单地说，文化的物质层次就是，新事物的出现迫使我们 为它创造一个名称，对它的特点进行描述，这就造成了语 言的发展和变化。邢福义先生在书中举了一些例子，比 如说，人们在新石器时代开始栽培农作物以后，《诗经》 中就产生了“禾”“谷”“稷”“黍”“麦”“麻”等指称 农作物品种的词语。随着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公元 6

世纪 30 年代贾思勰撰写的《齐民要术》中，农产品和农 业用语大量增加，并且对之前的农作物的名称进行了再 分类。这可以说明，物质文化是语言得以发展变化的条 件之一。

邢福义先生（1990：123）提到的关于中国茶文化传 播的例子，则说明了物质文化的传播对别国语言的发展， 也会产生影响。

种茶、饮茶在汉族中蔚为风气以后，很快流传到国内 许多少数民族中间，并且在那里风行起来。“茶”这个词 语满语读作 tsai、蒙语读  t?zz、哈萨克斯坦语称为 xay，吉尔吉斯语称为 tsay、早期维吾尔语叫做 t?ai。显然，这些 民族语言中指称茶的名词的语音形式都是借自古代汉 语，都是饮茶习惯传播开来的重要证据。

中国文化在唐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再加 上唐王朝推行积极开放的外交政策，与当时统一韩半岛 的新罗王朝联系日益紧密。双方政府间的文化交流直接 促进了新罗对汉文化的大量吸收。一方面，唐王朝向前 来朝贡的新罗使者赠送了大量的书籍，以开放的心态传 播中国文化。《旧唐书 · 新罗传》记载了当时唐朝向新 罗赠书的一些情况。贞观二十二年（公元 648 年），新罗 真德工派遣使臣金春秋赴唐，“春秋清诣国学观释奠及 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 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  686 年），（新罗王）政明遣使来朝，因上表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 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棺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 勒成五十卷以赐之。”

开元十六年（公元 728 年），新罗又“上表请令人就 中国学问经教，上许之。”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 737 年）唐朝使者邢踌出使新 罗，把《道德经》等书赠与新罗孝咸王。

另一方面，新罗王朝积极借鉴唐朝政治、经济、教育 体制，派遣留学生和僧人到中国求学，借此引进先进的中 国文化和最新的佛教经典。新罗王朝还积极学习中国的 天文、历法、阴阳术数之学，并在科技、乐舞、艺术、工艺、 建筑设计等多方面同唐朝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此外，灿 烂的唐代诗歌也对深受汉文熏陶的新罗学者产生了深刻 影响。公元 788 年，新罗仿照唐朝科举制实行读书出身 科，将《春秋》《左传》《论语》《礼记》《孝经》等经典 儒家著作作为考试范围③。

以书籍和技术为主的物质文化在新罗的传播也促进 了语言的发展，以当时汉语发音为语音基础的韩语汉字 词在这一时期大量产生。安炳国先生（2009：34）在《韩 语语音史》中提到的一段话可以证明：

新罗统一后，756 年，景德王将原来的地名全部改 为中国式的词语，接着连官职名也都按中国体制逐一改 变，如将“大舍”改为“郎中”，“舍知”改为“执事员 外郎”等，汉字词语在韩语中站稳了脚跟。

然而，到了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各地群雄割据。公元 907 年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到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 断。受战乱影响，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一去不复返。几 乎与此同时，朝鲜半岛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公 元 935 年，新罗王朝最终走向灭亡。公元 10 世纪前后，契丹族势力的兴起。公元 916 年，耶律阿保机改国号为“契丹”。公元 947 年又改国号为辽，使得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公元 960 年北宋政权建立， 但由于凶猛的契丹军队占领了燕云十六州（辽的版图大 约相当于今东北、蒙古、河北及山西北部一带），从陆路上 隔断了中原与朝鲜半岛，北宋与高丽之间的往来也随之 中断，导致高丽王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直到公元 1073 年，高丽再次派遣使节来宋，两国之间官方使节的往 来才日渐频繁起来，并一直维持到公元十二世纪三十年代。

据《高丽史》初步统计，高丽使节在公元 1071 年至 1136 年间使宋共 26 次（其中一次是中途回国的），宋朝使节去高丽 22 次（其中由中央派出的 15 次，由明州等地派出的 7 次）。根据拜根兴先生（2008）的统计，仅仅在九世纪，新罗入唐使者近 40 次，唐派往新罗使者有 19 次之多。此外，根据蔡建老师（2004）对《三国史记》的整理，从公元 618 年唐朝建立到公元 907 年灭亡的 289 年间，新罗朝贡、献方物等有 126 次，唐朝使臣赴朝鲜有 34 次。由此可见，两国在唐宋时期互派使节次数 有着明显的区别。

虽然我们目前无法统计当时两国民间交流的具体情 况，但是这样的官方数据也透露出，北宋与高丽的外交关 系并不像唐与新罗那样亲密。而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于北 宋、辽、高丽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造成的。

到了南宋时期，政府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当时 高丽与金国接壤，两国在陆地上仍旧处于隔绝状态。公 元 1146 年，高丽使臣来朝，而南宋却“惧其为间”，不敢 接待，至此，高丽使贡“使命遂绝”。

与唐朝大方地与新罗分享当时先进的文化相比，宋 朝显得比较保守。因为书籍能够传播的信息太多，在国 防安全上对当时政局动荡的宋王朝造成了威胁。北宋天 圣五年（公元 1027 年），宋仁宗颁布诏令，限制书籍出境。 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这样的政策也得到了当时文人的 支持。公元 1073 年，苏轼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 中讨论了向高丽输出群籍的利害关系，他认为“文书积 于高丽，而流于北房，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 患至大。”

在这样的政策和思想的影响下，宋王朝向高丽赠送 的书籍，不是高丽早就拥有的《大藏经》《九经》，就是《文苑英华》这样的前朝文章总集。两宋时期新发展形 成的文化成果并没有像唐朝广泛传播。这一点我们也可 以通过朝鲜半岛文人的诗词作品数量来证明。柳己洙先 生（1988）《历代韩国词总集》中整理了高丽、朝鲜时代 171 人共 1250 首词。韩国汉诗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歌总 集《箕雅》中一共收入自新罗诗人崔致远至朝鲜肃宗时 代诗人金锡胄 800 年间共计 490 位诗人的 2252 首优秀 汉诗作品。可见，诗词在数量上有比较明显的差距。此外， 历来韩国学者对唐朝诗歌和诗人的研究也比宋词或宋代 词人更多，这也是证明。

元与高丽在朝贡关系上，与辽金一样，多是采取强制 措施，甚至是索贡、逼贡。所派使节不按前朝惯例，“时， 两国使节往来无定限，或一岁而四五焉。蒙使之来，一行 至数十百人，赠遣供亿不可胜记”。蒙古使臣贪欲无止， 傲慢不逊，苛敛诛求，类同强盗。此外，蒙古又经常要求 高丽国王或世子入朝，把他们当成人质。在与日本发生 争夺时，元朝不仅要高丽出动军队进攻日本，还要求提供 兵员和军需，并在高丽铸造兵器、建造船只，两国关系自 然剑拔弩张，在文化上自然也不会有平等交流的条件。

元末的动乱使两国之间的外交再度中断。十五世纪 初，明王朝和当时的朝鲜王朝才恢复了稳定的外交关系。 虽然后来两国的外交关系日益亲密，但由于朝鲜世宗大 王公元 1446 年颁布了《训民正音》，创造了适合标记韩语语音的文字体系谚文，并通过政府之力在国内推广，汉 字的地位渐渐被削弱并最终被取代。

到了清朝，由于清王朝的侵略和朝鲜王朝对明王朝 的追随，两国关系再次恶化，而明清时期实行的闭关锁国 政策，也限制了两国的文化交流。

由此看来，中韩文化交流活动在唐朝达到巅峰以后 渐渐降温，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也在唐朝以后开 始走下坡路。根据邢福义先生（1990）提出的物质文化 为语言变化奠定基础的理论，韩语汉字音中保留大量的 中古汉语语音特点这一现象正好能与中韩文化交流的轨 迹重合。

此外，根据史书记载，从元朝开始，从中国移民到朝 鲜半岛的人數量锐减，这可能减弱了汉语语音变化信息 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我们如果从移民史的角度去考察， 应该也会有所收获。

（二）从制度文化层面看

在制度文化层面，新罗王朝、高丽王朝的教育政策和 朝鲜世宗大王推行的语言政策，是韩语汉字音保留中古 汉语语音特点的两个制度文化原因。

首先，新罗王朝在统一了朝鲜半岛以后参照唐朝建 立了中书省作为最高行政机构，仿照唐朝的均田制建立 起丁田制，这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制度推动了汉字音的发 展。而仿照唐朝建立起来的教育制度，使韩语汉字音在 该时期得到发展并逐渐标准化和稳定化。

公元 682 年，新罗仿照唐朝设立了讲授中国“五经三史”的国学。公元 747 年，改国学为太学监，并设博士 助教，讲授儒学。儒学以《论语》《孝经》为必修科目，《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文选》 为选修科目，规定学生必须在九年内完成对上述书籍的 学习。公元 788 年，新罗仿唐朝科举制设立了读书出身 科，将以前由武功选拔官吏的制度，改为以博通中国文化 来选拔官吏。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新罗儒学教育的发 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进步，也为汉字音标准音的形成和 传播提供了必要。因为学者们如果没有掌握标准的汉字 读音，在参加选拔时是很不利的。公元 918 年高丽王朝 建立以后，各地讲授儒学的私塾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世代推崇儒学的高丽王朝统治者开始仿照宋朝举行科举 考试，应试的需要使汉字音的规范化进一步加强。因此， 在中古汉语语音特点基础上发展起来韩语汉字音也通过 这种规范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读法。

随着时间的流逝，韩国汉字音和中国汉字音的差异 越来越大。朝鲜世宗大王在公元 1446 年颁布了《训民 正音》，两年后又颁布了标准汉字音词典，第一部韵书《东 国正韵》，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谚文，整理规范韩语汉 字音。从那个时候开始，韩语有了自己的字母，理论上不再需要依靠汉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虽然用谚文取代汉 字的方法遭到朝鲜文人和贵族的抵制，并没有马上获得 成功，但是《东国正韵》中对韩语汉字音的“复古”规定， 对保留韩语汉字音里的中古汉语语音提供了一些说明。

韩语汉字音中入声的保留很有可能得益于《东国正 韵》的颁布。《东国正韵》是世宗大王命申叔舟等人以《洪武正韵》为框架整理后，以校正朝鲜汉字音为目的的 韵书。在《洪武正韵》中，明政府意图祛除元朝时汉语 语音的变化，人为恢复了早在《中原音韵》中就已经消 失了的全浊音和入声。《东国正韵》也追随了这种规定。 这里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当时的韩语汉字音中全浊和入 声可能正在消失，但是由于《东国正韵》使它们得以保留。

（三）从心理文化层面看

在心理文化层面，朝鲜半岛的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政 权的不认可，可能使他们在心理上坚持保持正统，人为地 保留了中古语音。

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朝鲜半岛的统治者 对“正统”非常看重。刚刚提到的《训民正音》和《东 国正韵》的颁布也是世宗大王“尊儒重道”的成果。到 世宗时期，汉字音出现的“俗音”和“误读”都是坚持 正统的世宗大王所不能容忍的。对于这点，申叔舟在《东 国正韵 · 序》里这样说道：“若不一大正之，则愈久愈盛， 将有不可救之弊也。”可见，当时朝鲜王朝统治阶级认为 语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弊端。与明王朝一样， 在“蛮夷（蒙古）”统治下造成的语音变化是他们更不 能容忍的逆鳞。因此，统治阶级利用权力人为地保留中 古时期的汉语语音特点，也是很有可能的。

为了考察这个设想，我们根据王力先生（1980）和 蒋绍愚先生（2001）对汉语语音在各个时期发展变化情 况的讨论，总结了汉语语音从中古时期到近现代时期的 变化情况，并结合《东国正韵》及现代韩语汉字词发音 的实际情况，将汉语语音从中古音到近现代音的变化与 韩语汉字音发音的对应情况总结如下表：

上面的表格为我们之前的设想提供了证明，虽然汉 语语音在元、明、清三个朝代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韩 语汉字音只和明朝时期发生的变化有所对应。与元、清 两代相比，发生在明朝的语音变化其实并不多也不明显， 而韩语汉字音却能跟着发生变化。再结合世宗大王颁布《东国正韵》的原因，我们也可以将韩语汉字音保留中古 汉语语音的原因与统治阶级“坚持正统”联系起来。

此外，朝鲜李氏王朝对清政府的态度也可以证明，他 们完全有理由人为地拒绝接受汉语语音的变化。明朝灭 亡以后，朝鲜王朝政府将清朝视为「犬羊夷狄」，称清帝 为“胡皇”、清使为“虏使”。除了在寄给清政府的公文 中用清帝年号，内部公文包括国王、陵墓、太庙、文庙祭享 祝文等，仍用崇祯年号。《仁祖大王实录》在降清后仍用 崇祯年号，明亡后只书干支和国王在位年号，不用顺治年 号。以后的实录则有附注清帝年号者，有只书国王在位 年次者，至于私人著述，直至清末大多仍用崇祯年号。朝 鲜王朝统治阶级连清朝的年号都不接受，甚至连清朝时 去中国的访问记录都以《燕行录》命名，与明朝的《朝 天录》区别，并保留明朝时的服饰装束。这些行为都能 说明朝鲜王朝政府对清政府抱有较强的抵制态度。

四、结语

我们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结合历史，分析了韩语汉 字音保留中古汉语语音特点的原因。虽然我们列出了一 些史实，对上述三点原因进行了论证，但是这还远远不 够。当今无论是汉语语音史还是韩语语音史，都还存在 很多尚未解决的谜题和争议。例如，汉语语音某一种语 音变化发生的具体时期，韩语与汉语的对应情况，韩语汉 字音到底保留了哪个时期的汉语语音特征，等等。这些 问题都是本文的研究基础。因此，如果这些问题得到了 明确的解答，本文的观点才能更有说服力。

注   释：

①据班固《汉书》记载，商朝末期，商纣王的叔叔箕子因政见 不合，带领 5000 余人出走，成为了继微子启后的一大反对 派势力，其势力范围在现在的长白山一带。武王伐纣成功 后，曾经去寻找箕子，后来在武王劝说下，箕子同意归附周 王室。诸侯分封时，箕子被封为诸侯，其封国就在现在的朝 鲜境内，向西与燕国接壤。史书上把它叫做「箕氏朝鲜」。 此后的八百年里，箕氏朝鲜一直是以周朝的诸侯国存在的。

②罗常培先生提到的 6 个方面是指，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可以从 以下 6 个方面去考察：1. 从词语的语源和演变推溯过去文

化的遗迹;2. 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3. 从借字看文 化的接触;4. 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5. 从姓氏和别号看 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6. 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

③《三国史记》卷十记载：「春，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考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 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者超擢 用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

④《训民正音》创制之初規定了四声的具体使用细则，然而由 于声调的使用并不符合朝鲜语的发展情况和语用习惯，所 以到了《训蒙字会》时期四声就完全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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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一畅（1993—），女，汉族，四川成都人，韩国 延世大学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学、 中文中语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