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摆件

章念驰

年近八旬，如老树斜阳，不觉产生对生命的无限流连。宅在家里，看看四周摆饰，感到无限舒适，这倒不是有多么贵重，而是无比亲切，每一物件都是一段珍贵记忆，陪伴我走到如今，串起了我的人生，构成了我的记忆，让我无限眷恋，不舍得与它们告别，更担心它们未来的命运。

在我三室一厅的住宅中，只住着我们老两口，十五个书橱摆满了各种书籍，书架的空余之处摆放了琳琅满目的各式各样的小摆件，还有大小博古架，放著稀奇古怪的物件，它们来自四面八方，但都有自己的出身与经历，静静地陪伴了我这么多岁月。如今，室内放置小摆饰或工艺品，已不是富人的身份与专利，今日中国多数人家，哪怕“低保”家庭，也都会有一点自己的摆饰。人们的情趣已大大提升，已不是只追求吃饱而已，更不是作为“小资情调”，与无产阶级身份格格不入的“玩物丧志”的标志。

我知道这些小摆件的前世今生。

银唱机

几个书橱中，有一个全部摆放着我的专著、编著及发表在各处的书报杂志，就放在我卧室的床边。这是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橱，连小摆件也都与我及亲人有关。

我第一个要介绍的小摆件是一件小小的“银唱机”，小得只有手掌大小，装在一个陈旧的小匣中，前面是一块小玻璃，里面放置一个银制的唱机，与当时流行的唱机一模一样，一个大喇叭、唱盘、唱针、摇杆……一样不缺，唱机四周雕着“梅、兰、竹、菊”四色花样，只是袖珍而已。一看就知是民国初年前后的小摆件。它是我祖母的玩物，是她给我留下的纪念品。

祖母汤国黎，字志莹，号影观（1883—1980），浙江吴兴人，后归湖州。她幼年随父汤其澄去武汉经商，因为他有个亲戚在武汉怡和洋行任买办，人称“汤百万”。但她七岁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了他们姊弟三人回到老家，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全靠“汤百万”接济。在这种接济下，1903年祖母到上海务本女校读书，1907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是中国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女子，她的同学中，许多人都成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领袖，如张敬庄、张默君、舒惠珍、谈社英、沈仪宾、余庆裳、崔正华等等，她们一起参加“保路运动”、“女子北伐队”，创办神州女学、《神州日报》、“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她任编辑部长，宋庆龄为名誉会长，活跃在“妇运”之中，担任过吴兴女校校长、博文女校教务长、章氏国学讲习会教务长、太炎文学院院长……是中国近代第一代知识妇女，非常自敬自立，也是一位受尊敬的诗词大家。她1913年才与我祖父太炎先生结婚，是孙中山做的媒，这时祖母已过三十岁了，是标准大龄女子。

这件银唱机，应该是她婚前之物，也应该是“汤百万”送给她的，是对她努力的奖励。因为祖父婚后不足一月，就去参加“二次革命”，随即被袁世凯囚禁三年，解禁后立即去南洋争取外援，旋即南下广州参加“护法革命”，夫妻聚少离多，应该没有闲情去买这样贵重的玩物送我祖母。祖母也从来没有告诉我这玩物的来历，只说是她早年的纪念物，特送我留作纪念。

祖母特别喜欢我，她说是她救了我这条小生命。是的，我一出生就多病，请了一个日本医生诊治，他给我注射一种不知名的针，致我奄奄一息。祖母正好也病卧在床，嘱将我抱去给她看看，她一看断然拒绝给我再注射，让我睡在她身边，照顾我多天后，让我一点点康复过来。祖母对我一生的影响是最大的，她直到我四十来岁时去世，曾写了一百多封信给我，足见她对我的重视。我也最听她的教诲，后来参加了《章太炎全集》整理、出版与研究，也与此相关。她解放后虽任省市人大、政协、妇联、文史馆、民革一些职务，可没有发挥她更大的作用。

两只象牙水果

小唱机旁我放了两只象牙水果，一只逼真的小苹果与一只逼真的小石榴，这两只袖珍的象牙制品，是极其贵重可爱的小摆件，这是我父亲幼年的玩物，是我祖父送他极少的玩具之一。

祖父太炎先生一生既要治学，涉猎众多学术领域，又要参加国家各种政治活动，几乎没有正常人家的天伦之乐，与我父亲很少互动。父亲说，这两个小玩意，大概是祖父送给他唯一的玩具。父亲又留给了我。这大概也是父亲送我的唯一玩具。

父亲章导是祖父长子，属老来得子，当时祖父已五十多岁了。父亲出生时，家庭很富沃，他具备了富家子弟一切坏习性，一解放他就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实际关押改造时间更长。他“假释”后与祖母居住在苏州，我与他见面时间很有限，他从来没有看我做过功课，更没有父子推心置腹很好交流，在我们家又很讲究父道尊严，以至他有一次偶然发现我好绘画，感动得不知所措，最后匆匆塞了五块钱给我，算是父亲的心意。

父亲虽有荒唐的一面，也有受家庭家教而优秀的一面。他做事非常认真，认真得忘了他是“假释”、“被改造”的人，尤其他在单位搞建筑，他以自己土木工程师的专长，认真顶真得一塌糊涂。他最后的工作，是苏州政协专职副秘书长，虽然是被解放的人，毕竟是党外人士，但他比党员还积极认真，弄得大家面面相觑。他拿出了几万元钱支持单位创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而他匆匆逝世后，打开他的办公桌，竟一无所有，最后就像他一生的许多事，不了了之了。他一回家必先去母亲房间请安，祖母去世，他守孝三年，一块黑纱戴了整整三年，不论春夏秋冬，在当世大概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

父亲去世后，我经常梦到他，近年犹甚，大概是我与他生前太少交流，积了许许多多想讲的话吧！

一对茶壶

我喜欢茶壶，甚至买了一个装饰橱专门收藏我的壶，但这一对茶壶不属于此列，而是放在我卧室的书橱中，与银唱机、象牙水果放在一起，因为这是我母亲与父亲生前用过的两把对壶，这是两把精致的粉红珐琅彩绘吉祥花纹的瓷质对壶，是民国仿清乾隆的作品，是我父母的遗物。

母亲彭望淦，后祖父将其名改为彭雪亚，1918年生，1935年嫁入章家。当时她在苏州振华女中读书，寒暑假去“章氏国学讲习会”旁听我祖父讲学，与我父亲相识相爱了。母亲出身苏州豪门，系苏州四大望族之一，葑门彭家，即著名“尚书第”，共出了十三个状元。她父亲是最后一个举人，生有“五朵金花”，她从小活泼美丽，人称“三小姐”。她生了我们兄妹四人后，就走向工作岗位，在中国银行工作。解放后因成分原因，她一再遭排斥，最后“下放”到“老松盛饭店”当“公方副经理”，实际与服务员没有一点差别，还经常要下农村改造。所以她忙得没有一点空看我做作业，也没有空闲带我们出游。她仅有的一点精力还要照顾我们四兄妹，还有我们的下一代，被我们吸干了所有精力。

我与母亲一起生活时间最长，受她照顾最多，也是受她宠爱最深的一个，我的发展经历让她一直引以为傲。母亲一生正直善良，不占人任何便宜，也不愿麻烦任何人。她在世最后一天清早，突然大叫了一声我的小名，便陷入深昏迷，因大面积脑出血，当天不治而亡。我细细为她擦身，为她送终。祖母、父亲去世，我也是这样做的，最后一次抚摸着他们的肌肤！

这两把对壶与我收藏的其他六十多把壶相比，也许价格会低许多，但我最珍爱的却是这两把壶。俗言：“壶中天地大”，“壶中有乾坤”。这两把对壶承载着太多太多故事，值得我珍藏。

寿星二尊

在我卧室书橱中，还有二尊“老寿星”。“老寿星”是中国人的吉祥之物，小小的，不过水笔高低。一尊是手工雕刻的，一尊是塑料模压的，都是在日本旅游时买的。当时我们看日本艺人取一段树枝，灰白色的皮，深红色的芯，他三雕两雕，就刻成一个栩栩如生的老寿星，我特钟爱。于是与内人说：“各请一个吧！”她挑了半天，嫌贵，竟在杂物店买了一个模压品。这就是她——我的老婆！她一辈子节俭，不乱花钱，但她不阻止我花钱。于是我把这两尊寿星放在橱中，一个代表她，一个代表我。

我与她风风雨雨已走过了五十六年，内人叫周锡瑛，我与她相识在同一个单位，她大学肄业宅在社会上，我师范毕业去支持民办教育，都到了社会最底层的同一个民办小学，我俩无疑是这个群体中最棒的一男一女，走到一起是非常自然而合情合理的，没有惊天动地的恋爱，虽然有家庭反对、社会的歧视，但我们的结合是当时的最佳组合。虽然我俩工资加在一起只有六十二元，但我们节俭并满足。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一辈子“帮夫”，成就了丈夫，而牺牲了自己。虽然老了偶有抱怨，说为了支持我，她放弃了许多……总而言之，她对我们的一生与成就是满意和满足的。

她有两个地方让我一辈子感激。一是节俭，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上，守得住自己的欲望。我们后半生已是不缺钱了，但她已节俭成性，虽很爱漂亮，但只是每个季节买一件新衣而已。她的好看服装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我擅自给她添置的。她不肯乱花钱，但从不亏待别人，请人吃饭，往往一桌的价钱就是她一个月工资，从不吝啬。第二是善待我母亲。婆媳相处，从来不易，但她与我母亲相处一世，没有红过一次脸，尽管内心有时难免有些想法，但从不破脸，让我这个做儿子的十分开心。

我内人长得好看，也一辈子爱美，不知怎么，越老竟越好看了，大家都这样讲。我想，这正是她修来的。百年修得一世好，百年修得如花颜。

龟 石

我爱好收藏奇石，至少收藏了七八十块之多。但最钟爱的一块，却是我从黄河边上捡来的“龟石”，灰黑色，虽是石，形如龟，背上竟有龟纹，真是鬼斧神工，天造之物。石之名贵，不在于真似，而在神似。这块石捡自陕西一次考察，地点在老子西出函谷关附近，是市政协茅志琼部长、孙刚部长组织的活动，不知怎么走到了黄河边上，不偏不倚相中了这块石头，一切似乎都是天意也。

我1983年当选第六届市政协委员时，已四十一岁，但在市政协绝对是“小弟弟”，是当时的大新闻了，还有许多谣传，说我“要担任市民革领导了”，“要担任某岗位职务了”，云云。誉亦溢，谤亦至，一个从社会最底层的“五类分子”子弟，要脱颖而出，谈何容易，而且要搞垮一个人的代价是极低的，只要四分钱邮票的一封信，于是我一度好像成了“有问题的人”，申辩无门，让我苦恼万分。这事也惊动了市领导，于是市委统战部茅志琼副部长决定亲自下基层外调此事，广泛听取了意见，终于完全排除了“传言”，继续提名我担任市政协委员。我好像又被解放了一次，让我对茅部长深抱感恩之情。其实被茅部长“解放”的人何止我一个，当时许多老干部和老干部子弟，以及许多蒙受错案假案的人、海外统战人士，都受到过她的帮助，帮助落实了许多人许多家庭的政策。她的人品和威望是有口皆碑的，记得我祖母去世时，时任苏州市委统战部长的X领导，与我们家族见面时，冷冷地抛下一句话：“统战是不传代的！”让我们心冷至极。而茅部长是充分燃起我们的积极性，真是左右两种人。这样肯为他人担责任的领导是越来越少见了。孙刚当时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也兼任市政协工作，他与茅部长都是这个时期的重要领导，为人正派正直，茅部长后提名我担任港澳台侨委副主任，孙部长后提名我担任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对我都有赏识之恩，所以他们组队的视察我很少请假。这些领导当年是如此之大地推动了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后人也许完全不了解了。這块龟石是我这一段经历的见证，也是我二十多年政协委员与常委难忘经历的见证！

两件唐三彩

书架上还放着两尊唐三彩——一尊马、一尊骆驼，是典型的唐三彩仿作，这是我国唐代盛产的工艺品，几乎家家都会摆放一两件。这两件小工艺品是我参加上海社科院员工书法绘画展的奖品。

这是1980年代初，上海社科院复院五六年光景，举办的一次员工书画展。当时社科院重新焕发青春，有员工一千多人，不乏书画爱好者。我原先在“文革”期间，以绘画打发日子，画得很投入，也小有画誉，但到了社科院后，反而不画了，一是没时间，二是怕被人认为不务正业。为了响应号召，我破例又一次拿起了画笔。

当时我在徐家汇漕溪路口的社科院分部历史研究所上班，这是一幢过去的神学院的老建筑，与徐家汇教堂、育婴堂、藏书楼、徐汇中学等教会建筑联在一起的一幢很讲究的建筑。要进入历史所，先要从一条小径走入，小径旁留下了三棵见证了徐家汇变迁的银杏树，我们天天要从树下走过去研究历史，真是很有意思。于是产生了将三棵银杏画制下来的想法：老树，苍枝，繁密、高大的银杏，后面是一轮暗黄的太阳，在蔚蓝的天空中，见证着百年沧桑……

这幅画是绘制在黑色的纸板上，用的是油画棒，效果还好，得了个一等奖，获赠这一对唐三彩。

如今我偶经徐家汇，三棵银杏与藏书楼还在，但都被挤在一隅，历史所旧址早已没了踪影，被“上实公司”的两幢商品楼取代了，这是土地开发商品潮中，第一波被利益集团相中，硬生生地把历史所这么好的历史建筑拆了。我还为此写了报告，呼吁留下这段历史，留下这么好的历史建筑！我以为自己是市政协委员，应该救得了历史所，结果在利益集团面前，我的呼吁等于一声叹息而已！

美国国徽

我的书橱中，放了不少出国访问购买的纪念品，其中有一个金属制成的美国国徽，如一个圆盆，中间有一个白头秃鹰，人称白头海雕，这是美国国鸟。鹰胸是个盾牌，由红白两种竖条组成，象征国旗。鹰之上是一个冠，冠内由十三颗白星组成，代表最初组成的十三个州。鹰两爪分别抓住了十三支箭和橄榄枝，象征一手抓武力，一手抓和平，鹰头向着十三支箭，就说明国家经历着战争，鹰头是向着橄榄枝的，也就是维持和平的。鹰嘴叼着黄绶带，写着“合众为一”，表明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说实话这也是一个艺术性很强的完美艺术品。

这是我第一次去访问美国，大概是1980年代初，中国刚起步现代化。美国则是我们的榜样，他们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支持的，完全不似如今处处遏制我们。三十多年前美国处处有许多让我们惊羡的地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到处是我们渴望购买的东西。而我们口袋里只装了少得很的美元，陪同与接待我们的美国人，总想看我们到底会买点什么。当他们看我买了一个价格不菲的美国国徽时，都惊讶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则感到很自豪。

以后我多次访美，也不断邀请接待他们的来访，成为讨论两岸关系的重要平台。美国国务院翻译了我众多论述，也反映了他们对我的重视。唉，中国人对美国是爱恨交加的，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达 摩

许多年前，我去挚友许四海先生壶具博物馆。在展览馆一隅，一张供桌上安奉了一尊达摩铁制坐像，二尺来高，上置一盏射灯，把光线聚集在达摩的脸部，显示出他的宁静深邃，这么刚毅，这么怡然，这么超凡脱俗，一股嗜苦如饴的姿态，双腿盘坐，双臂下垂，头枕于手，手抚于膝，閉目微笑，通体圆润，凝聚了一股如此巨大的气场，深深震撼了我，仿佛有一种东西与我心灵产生了共鸣……我忽然悟到这不正是我一生追求的一种精神与偶像吗？我决定立刻将它请回去！我不等四海兄从犹豫中缓过来，放下一万元，抱起达摩就走。一路捧在胸口，一直捧到家中，安放在琴桌上，我也瘫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这么大力气能把它抱起！

后来我在城隍庙艺术品市场，见过这类达摩坐像，均粗糙失神，大小比例也失当，我请的这尊大概是原作吧！从此收集达摩像成了我的爱好，先后收集了王仲清绘制的画像、红木雕像，甚至玛瑙、寿山石雕像，它们都传承着达摩的一种面壁精神。

达摩是印度人，梁武帝时渡海东来，入嵩山少林寺修行，静坐山洞，面壁九年，潜修默炼，不为名利所惑，不为世俗所诱，不为权势所畏，终成正果，被尊为禅宗始祖。它代表了一种刻苦治学与独立思考的精神，是文人的最好榜样，也是我的精神导师，每遇到困难苦恼，看看他潜行修道的形象，都会倍增力量。文人的最大敌人就是沽名钓誉、浮躁浅学，而达摩则是戒名戒利，不惧坐冷板凳，不惧立壁角，不惧遭训诫。我六十五岁时，友人帮我出了一本文集，洋洋洒洒五十多万字，我取的书名就叫《面壁集》，即崇尚达摩面壁精神也。人一生中少不了面临困难，如我一生治史治两岸关系，里面充满“禁区”，而正是“面壁”精神，让我有了勇气与精神寄托！

面对这些小摆饰、小物件、小故事，我走过了人生大部分路程，虽有不可割舍之情，但总要分手，我不知道怎么送别这些物件。物是情，也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