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精准扶贫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陈自强 杨雪峰

摘 要：隨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的推进，民族地区贫困问题也日益突出，成为影响和制约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突出因素。为着力解决这一问题，党和政府将精准扶贫作为扶贫工作新战略、新理念和新举措加以实施。精准扶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它不仅是我国民族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必要条件，也高度契合了新时代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关键要素。因此，精准扶贫成为当前民族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新时代;精准扶贫;和谐民族关系;民族地区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贫困问题日益成为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制约因素。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不仅顺应了民族地区各族人民迫切改善贫穷生活状态的愿望和现实需求，更是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民族差距的客观要求，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意义重大，也是促进民族地区协调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精准扶贫是民族地区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基础

金炳镐教授认为民族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蕴含了社会性和民族性两方面的属性，本质上是涉及民族共同体的地位和待遇问题，也涉及民族的权利和利益问题，以及民族及其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感情问题[1]。进而，他又指出和谐民族关系涉及的三个层面内容，即民族权利分配公平、合理，民族利益享有公允、同等，民族发展的机会均等、发展条件同等、发展结果大致相同的状态[2]。就其特征而言，有研究者指出，和谐民族关系应当包括尊重各民族民主权利、保证各民族公平的平等、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与差异、主张借助法律来调节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四个方面的内容[3]。精准扶贫不仅会对民族地区各族民众的经济需求和物质需要产生影响，更会对各民族的社会结构、政治状况、文化意识构成等诸多内容产生影响，因而精准扶贫是和谐民族关系构建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一）精准扶贫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前提

民族经济关系在民族关系中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和作用，它是构建其他民族关系的基础和内在驱动力。因此，精准扶贫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民族经济关系问题，能够使得民族地区的各族民众的经济不平等关系得以缩小乃至消除，从而为其他民族关系上消除不平等提供前提条件。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平原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为7.8%，丘陵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为7.1%，山区的贫困发生率为10.1%，革命老区的贫困发生率为7.7%，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贫困发生率为11.4%[4]。由此可见，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较为严重，精准扶贫更多的是要解决民族地区精准脱贫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可以理解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意图以及党中央要加大扶贫力度的目的。精准扶贫成为解决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以及民族地区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关键举措，以便民族关系能和谐发展。对此，有学者指出贫困和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是影响和谐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5]。精准扶贫无疑是为了适应这些新变化所做出的积极努力，成为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二）精准扶贫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推动力

精准扶贫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解决贫困人群脱贫和迈向美好生活的根本举措，也是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发展态势、维护祖国统一的保证。精准扶贫是关系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问题。

首先，精准扶贫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起步、发展的有力措施。精准扶贫既有各种项目的落地实施，这就将对民族地区的生产和就业产生积极影响;也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必备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氛围带来改善;同时，也会使得大批干部和各类人才汇聚到民族地区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有利于调动各族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各族人民的主体意识，从而为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达成共识和激发活力。

其次，精准扶贫是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推手。无论是精准识别、精准帮扶，还是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其关键均在于精准度的达成，目的在于能实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而这恰恰体现的是对扶贫对象脱贫能力的培养和主体地位的强调。这就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市场主体的独立性，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来谋取财富、获得发展和致富的机会是相适应的，从而就有利于打破民族间、地区间的封闭状态，利于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市场发育，进而有利于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再次，精准扶贫承诺了有关政策兜底一批的底线原则，就有利于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的健全。同时，精准扶贫过程还强调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完善，强调参与式扶贫。因而，精准扶贫就有利于基层组织网络的健全和社会政策的下沉，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精准扶贫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可靠保证

民族地区在我国疆域中居于特殊地位，民族地区既涉及边疆民族地区，也涉及老、少、边、穷为特征的民族贫困地区，还涉及生态脆弱、环境恶劣、基础薄弱的欠发达民族地区。因而，民族地区的稳定是我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统一与稳定的基础。

一是精准扶贫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平衡剂。精准扶贫缩小了民族间的经济差距，也消弭了地区间的经济鸿沟，有利于减少因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带来的不满情绪和民族矛盾，增加民族间的交往和信任，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精准扶贫中的对口帮扶和全社会参与扶贫，有利于先进地区帮扶落后民族地区，先富帮后富，增加民族间的相互合作和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信任，实现民族间的利益调适与社会公平，从而增进和巩固社会稳定局面的形成。二是精准扶贫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催化剂。精准扶贫强化了民族间的了解与信任，强化了民族间的相互交往与包容，实现了不同民族成员间的合作共赢，有利于消解利益纠纷、现实摩擦、民族误会等，有利于巩固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大好局面。三是精准扶贫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强心剂。精准扶贫为民族地区底层民众和贫困人群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生活改善和切身利益，这就有利于激发各族民众的主人翁意识，也有利于强化国家统一意识，也有利于强化民族团结与民族互助意识，这就为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

（四）精准扶贫是民族地区深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大举措

精准扶贫作为国家战略布局，是有其深刻的政治蕴意的，应从政治的高度和全局角度来认识。一方面，精准扶贫对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具有政治整合的作用，让各族贫困人群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和制度的优越，从而激发起主人翁意识和民族自豪感，进而强化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另一方面，精准扶贫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达成，也必须从政治高度加以把握。无疑，精准扶贫从现实利益层面到思想意识层面、从制度绩效层面到国家合法性层面等均使得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都大大地得到了加强。

二、精准扶贫契合了新时代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关键要素

新时代，和谐民族关系的典型特征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对此，有学者认为平等是民族关系和谐的基础，团结是保障，互助是动力，而和谐则是结果和目标[6]。精准扶贫成为新时代历史性的艰巨任务，其蕴含的价值成分恰恰切中了新时代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内在要求和关键要素。

（一）精准扶贫契合了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

第一，精准扶贫的“六个精准”就是一种全新的扶贫思路和理念，体现了扶贫思路、扶贫模式和扶贫方式方面的创新。第二，精准扶贫是为了消弭民族地区发展差异、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族际差异、族内差异等而做出的重大举措，其体现的正是协调发展和均衡发展，消除民族地区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贫困短板。第三，精准扶贫也强调脱贫能力的可持续性和发展资源的再生性，这就体现出了绿色发展的意味。无论是移民搬迁、石漠化治理、荒漠化治理，还是退耕还林、湿地保护，这些精准扶贫开发建设项目，体现的都是构建起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体现出绿色发展理念。第四，精准扶贫强调主辅结合、缓急结合、东西结合、内外结合、标本结合等扶贫模式[7]，均在提倡不同民族成员间的互相交流与互助合作，强调的是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体现的是开放的发展理念。第五，精准扶贫本身就是共享发展理念的产物。精准扶贫的扶贫标准、发展要求、精准尺度都体现了共享的扶贫策略。同时，精准扶贫的举措内在地要实现社会公平、消除差异、消灭贫困，这都要求全社会范围内推进社会发展成果共享，也展现了共享的发展理念。

（二）精准扶贫契合了新时代公平分配理念

精准扶贫凸显的是我国在贫困治理方面的责任与义务担当，表现了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实现社会财富和发展机会的公平分配。改革开放成果共享是我们党和政府做出的庄严承诺，其目标就是致力于构建分配正义的社会格局。从自然资源的禀赋来看，广大民族地区在资源丰富性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精准扶贫有助于民族间的团结和互助，将各民族的人力、物力、财力、先进技术与发达教育，同少数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双向共赢。这不仅能实现民族地区贫困人群的脱贫致富，也能实现民族团结与民族互助。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必须建立起符合公平价值理念的分配制度，建立起合理的经济利益补偿制度和精准扶贫资源配置机制，民族地区资源优势就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和长远发展优势。

（三）精准扶贫契合了新时代交往交流交融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过扩大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8]。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展现的是逐层递进的民族融合图景。首先，精准扶贫为民族间的交往创造了基本条件，民族地区的贫困群体不再处于落后封闭的状态，需要在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通过民族交往，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自主性行为方式和现代国家中的权利逻辑。其次，精准扶贫为民族间的交流提供了制度化安排。新时代，在精准扶贫这一中心工作的统摄下，通过先进帮后进，通过精准帮扶，通过扶贫先扶志，通过干部驻村帮扶机制等途径，为各民族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提供了制度化渠道，也为民族间的进一步交融做出了铺垫。再次，精准扶贫为民族间的交融展现了广阔天地。无论是交往，还是交流，其本质都是指向民族交融，这既是一个自然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是民族间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团结互助的自然升华和积累沉淀的过程。

（四）精准扶贫契合了新时代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理念

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事关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大局，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国家的精准扶贫战略也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个民族关系理念的。一方面，各民族间需要在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基础上来推进精准扶贫，构建起和谐民族关系。精准扶贫的实施，体现出社会主义各民族间的地位平等和权利共享，契合了新时代平等、团结、互助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各民族也需要在互助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来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营造和谐民族关系局面。精准扶贫的实施，加快了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也保障了各民族平等的地位和平等的权利，实现各民族的互惠互利、友爱合作、共同繁荣，也契合了新时代和衷共濟、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

三、加大实施精准扶贫力度，构建民族地区和谐民族关系

（一）确保实现党和政府提出的精准扶贫战略目标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的规划，其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提出的精准扶贫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农村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受此总目标的影响，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战略也是以此为纲的奋斗目标。对此，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一是层层分解和落实扶贫攻坚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落实“六个精准”，狠抓“五个一批”，压紧压实责任链任务链。二是强化刚性考核和量化指标。加大绩效考核制度，将精准扶贫战略目标具体指标作为刚性考核的依据，同时，适当加大量化指标考核的比重。三是促进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通过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逐步逼近，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方向保证。

（二）健全和完善党和政府实施的精准扶贫制度安排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实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和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制度保障。对此，有研究者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两大优势，也有两大条件支撑。两大优势在于其体现出了制度规范和法律规范，两大条件支撑则在于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和强化民族政策法律体系建设[9]。可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有效发挥，才能激发起民族地区贫困群体的主人翁精神和权利意识，才能保障各民族的各项平等权利，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能调动少数民族同胞充分行使自治权，也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自治权的效能。同时，推进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还必须继续坚持扶贫开发中的民族帮扶制度，要把民族地區的自力更生同国家帮助、民族间帮扶、地区间对口支援有机结合起来。

（三）深入推进党和政府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举措

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是由一系列民族政策的支撑和落实作为条件的，精准扶贫政策成为精准扶贫事业的推动力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脱贫攻坚作为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有力举措，实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四重医疗保障政策，建立起专项扶贫基金的政策，还需保证特定贫困人群到户到人精准施策的政策，还要保证基础设施建设、异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三保障等政策落地。此外，还需完善贫困地区倾斜性招生政策、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扶贫专线政策等。这样，由各项精准政策为支撑和政策落实为保证的精准扶贫工作才能扎实稳定深入地向前推进，才能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证。

（四）加强落实党和政府推动的精准扶贫机制建设

大体来看，常态化的扶贫机制有精准扶贫识别机制、干部驻村工作帮扶机制、产业扶贫机制、金融扶贫机制、精准扶贫资源配置机制等[10]，这些都是让民族地区贫困人群受益、实现脱贫致富的关键机制。这些机制都是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经验，需要继续坚持。同时，还需继续实践和总结精准扶贫退出机制、精准扶贫评估机制、精准扶贫监督机制、精准扶贫问责机制、扶贫目标瞄准机制、第三方评估机制、精准扶贫合作机制、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等。此外，更需要继续摸索更多切实可行并行之有效的精准扶贫机制，以便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更多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262-263.

[2]金炳镐.和谐民族关系与和谐社会构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9）：2.

[3]侯万锋.对西部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思考[J].贵州民族研究，2006（5）：16.

[4]李俏.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5）：46.

[5]和跃宁，罗琼芳.论构建云南民族地区和谐民族关系[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6）：72.

[6]陈国新.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J].思想战线，2006（2）：76.

[7]杨占国，于跃洋.当代中国农村扶贫30年（1979—2009）述评[J].北京社会科学，2009（5）：80-87.

[8]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107-111.

[9]何龙群.民族关系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95-96.

[10]王国勇，邢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机制问题探析[J].农村经济，2015（9）：4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