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的姿态

一切文学作品，其实都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作品是“第一文本”，读者的阅读是“第二文本”。作品只有读者阅读了，才是真正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阅读了的作品即“第二文本”才可以说是实现了的文本，真正的文本。

不同的读者阅读同一作品，会有不同的体认，不同的感悟，不同的收获。也就是说，“第二文本”对不同的读者来讲，大不一样。

这里存在一个阐释学的问题，也即是理解的问题。且不说“第一文本”的事，仅就读者来看，你的阅读期待，你的生活阅历，你的文化背景，你的知识结构，你的兴趣爱好，你的审美取向和所达到的水准，你当下的心境，将决定你对作品的阅读和理解。

一部《金瓶梅》对不同的读者，它是多么不同的一部作品。

早在《金瓶梅》问世之初，就对《金瓶梅》的思想倾向表示出大相径庭的意见。贬之者谓之淫秽至极，誉之者认为“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清人张竹坡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泄愤的世情书，是一鄂“史公文字”。

鲁迅就曾认为：“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郑振铎在《读〈金瓶梅词话〉》一文中对小说的思想倾向曾有过肯定的评价。他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虽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至今还是像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恹恹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郑的这篇评论写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的前夜。

这说的是读者。

我们接着说说作者。

聂绀弩在回忆萧红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萧红认为，鲁迅是以俯视的眼光看取芸芸众生的，鲁迅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而她，萧红自己是以仰视的眼光看待她笔下的人物，在那些悲剧人物身，上，她会去发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既不俯视，也不仰视，而是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人生。

这是一个叙述者的姿态问题，在姿态的背后，有叙述者的人生立场在，人生襟怀在，人生境界在。

不说整个文坛，仅说散文。散文是一个广袤的原野，草木葱郁，奇花争艳，各色鸟儿竞相鸣唱。

我们读过或高高在上、自我欣赏，或孤芳自赏、顾影自怜，或愤世嫉俗，或调侃一切的散文，读过炫耀财富、炫耀知识、炫耀权力、炫耀姿色的散文，读过玩弄字，耽于酒、色的散文。当然，我们也读过或清新可爱、或深沉幽远的散义。

读冠琦的散文集《长歌行》，第一印象是叙述者绝不摆架子，他完全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叙述他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社会、所接触的人与事。他自已的感受和自己的愿望及理想，以此与读者进行交流。

冠琦的语言质朴无华，绝不虚张声势，更不剑拔弩张，他不故弄玄虚，更不盛气凌人，他就是那么娓娓道k，倾诉着他心里的话，他是以平等的态度展开与读者的对话。

贾平凹说，“冠琦是一个很年轻的作者，他的文章视野开阔，情真意切，富有正气，文笔舒缓，写的是些日常话，却写得头头是道，读起来很有滋味，我祝福他。”我以为，平凹说得准确到位，说到了点子上，平凹对冠琦寄予希望。

冠琦不到30岁，他还年轻，读他的《长歌行》中些好的篇章，如《父亲树》之类，我会联想到20世纪40年代梁遇春的散文。梁写《春醪集》《泪与笑》时，还不到30岁，他在人世仅存活了26岁。冠琦当然不是梁遇春。梁遇春中西文化的深厚功底，让他的小品文隽永而灵动。我之所以把冠琦和梁遇春放在一起讲，是因为作为叙述者，他们都是以一个平等对话的姿态，展开他们笔下的文字。不去讨好读者，也不瞧不起读者，而是以平常人写平常事，与读者似乎是在促膝对话，灯下漫谈。我以为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父亲树》这篇文章之所以被我看好，文字朴实是一方面，在朴实的文字背后，是冠琦的人生价值取向。冠琦回忆他爷爷的往事，着眼点是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正直，并不单纯是一种品格，它也是人一生的追求。冠琦揭示了人性里的复杂。每一个人，作为生命个体，都是复杂的。从不同的层面，肉体的、精神的、情感的、理性的、非理性的层面，呈现了不同的风景。在不同的侧面，个人独处时，与家人、亲人相处时，大庭广众中，公众场合，私人领域，你的人格“面具”真是千姿百态。

重要的是，你能否透过种种表象，深人灵魂深处，抓到这个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人生共相与个性的中介，是文学创作最重要关注的“核”。这是当年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卢卡奇的观点。能否发现与表现人物的特殊性是考验一个写作者文学才华的试金石。

并不是说，冠琦已经具备了发现与表现人物“特殊性”的能力。

《长歌行》告诉我，冠琦已经有了这方面潜质。他能够从不奇处发现奇，这不只是作为作者的艺术敏感，它尤其涉及作为叙述者的自身修为，也就是人生境界的高下，襟怀抱负的大小，文字驾驭的优劣等诸多方面。

冠琦善于观察，更善于思考，在一些平淡的人与事中，一些日常生活琐事里，冠琦有了自己的发现，并将这种发现驱之于笔端，给他自己，也给社会，留下了生活真相的记录。

读《素描画九幅》，你不难看到，冠琦善于人物速写。《我知道的刘世雄》《画家王春辉》《古董收藏者老杨》《小菲》《李建设》这几篇人物小品，如果不是冠琦写下了他们，他们的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生不可能为世人所知。重要的不是写了他們，平凡而又不平凡，而是冠琦是如何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发现了这些闪光而又可贵的人生亮点，也即是卢卡奇所说的特殊性。

关键也许正是在这里，以一种同情的理解，以一种诚恳而真诚的眼光，去看待他人，也看待自己。

不是说冠琦幸运，会遇到这么多奇人奇事。而是说，日常生活中芸芸众生里，你是不是以一颗善良的心去与人相处。在不经意间，你与你笔下的人物，有了心灵的撞击与沟通，有了彼此的呼应，有了情与理的真正倾诉。

《长歌行》所收作品，并不都是在同一水平线上，有些篇章，还有待在结构上、在文字上、在意蕴上加以提升。

我与冠琦接触不多，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有为的青年。就《长歌行》的文字看，冠琦走的是一条“风清气正”的文学路，这一点我以为太重要了，审美伦理的选择与坚持，同文学成就是互为因果的。

冠琦的文学路还长，美好的前景正向他招手。

作者简介：王仲生，笔名仲真。浙江兰溪人。1936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安文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邀请学者。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陕西省首届“德艺双馨”称号获得者，陕军“东征”笔耕成员。

1957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学院中文系。1957年起任西安市中学语文教师，灞桥区教育局教研室语文组长，1982年后任西安联合大学中文系教授，《唐都学刊》主编，并任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理事、学术委员会主任，陕西省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西安市作协副主席，市文史馆员。195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副主编、撰稿人。《当代文学新编》《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编委、撰稿人。个人专著《鲁迅作品试析》1981年获陕西省首届社科学术研究优秀奖，《贾平凹的小说与东方文化》1996年获陕西省第六届文学奖。1995年被评为市劳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