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叶永烈

2020年5月16日，互联网上叶永烈先生逝世的消息不停地刷屏：“当代科普文艺作家、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于5月15日9时30分在上海长海医院病逝，享年79岁。”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凡是有些文化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叶永烈先生大名的。在我们这一辈人心中，叶永烈不仅是广受小朋友喜爱的科普作品《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更重要的是，他后来转型成一位著名的“红色传记文学作家”。

一

我们这一辈人是读着叶永烈先生的作品长大的，同时也是读着他的作品成熟起来的。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改革开放之初，仅仅十年时间，叶永烈完成了他从科普到纪实写作的成功转型，“井喷式”地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党史人物与事件的纪实文学作品。

下面就是叶永烈先生下半生部分创作情况：

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

《反右派始末》，全方位、多角度反映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全过程。

182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及《陈伯达传》《王力风波始末》。

《邓小平改变中国》，这部作品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景式纪实长篇。

《受伤的美国》，这部作品是关于美国“911”这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重大事件的详细记录。

此外，还有《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用事实说话》《出没风波里》《历史在这里沉思》《走进华国锋》《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走近钱学森》《美国自由行》等。

他还写过傅雷、马思聪、殷承宗、戴厚英、罗隆基、王造时、陶勇、常溪萍、彭加木等。

1989年，叶永烈先生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聘为顾问。1998年，获香港“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的“最佳传记文学家奖”。2005年10月，荣获中国首届“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

我们这一辈人，更熟悉、更喜欢阅读的就是叶永烈这一时期写作的人物传记。他的作品，“内容广泛、全面。不仅开辟了独具特色的‘党史文学，而且还构成了中国现当代的‘形象历史”。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每当叶永烈较有影响的作品发表，总是过若干年后，才能被作为正能量作品广为传播。

二

叶永烈先生逝世后，陆续接到许多朋友和媒体记者打来的电话，想要我说些什么。他们都想当然地认为，我肯定认识叶永烈先生。其实不然，我虽然从小就读叶永烈先生的著作，但叶永烈先生在“井喷式”发表作品时，我才刚刚开始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只能望其项背而徒生敬羡之情。很遗憾，此生没有见过叶先生，但还真想起了与叶先生的一次没有见面的交往。

2007年至2008年之间，我的著作《开国将军轶事》《寻访开国战将》遭遇了两场名譽权官司，闹得纪实文学界沸沸扬扬。上海《文学报》记者于2008年春以此为例，组织了题为《纪实文学：一不小心踩“地雷”》的专题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热议和强烈反响。

我没想到叶永烈先生也参加了这场讨论。这是我后来在报纸上看到的。他虽然没有对我的两场官司明确地表明态度，但他的观点则一直影响着我以后的创作。

在《文学报》2008年5月8日的这篇报道中，记者写道：上海作家叶永烈说起此类文学创作的注意事项头头是道：“纪实文学始终要遵循事实的准确，用事实说话;纪实不允许虚构，要脚踏实地，准确记录;作者不能偏听偏信，要兼听则明;还要善于辨伪，引用资料要注意。”

叶永烈还举了他为原温州市委书记、公安部部长王芳整理回忆录的一件事为例。他说，书中有一段话，提到了当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的妻子”。王芳回忆录出版后，彭柏山子女打电话给出版社，说不是“妻子”而是“前妻”。叶永烈举这个例子意在告诫我们，纪实文学的写作一定要下功夫采访，保证事实的准确，否则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

2008年秋，叶永烈来到广州参加南国书香节活动。其时，我的两场官司都已尘埃落地，一场胜诉，一场败诉。有记者借此事问叶永烈：“对吴东峰的官司如何看？”叶永烈的回答是：“我知道吴东峰。”他说：“纪实文学不是虚构文学，要三分写作，七分采访。一丝一毫也错不得，作家采访写作真的很不容易。”

对于叶永烈为我的两场官司发表的意见，我至今仍心存感念。这是叶永烈先生的写作准则，也是他的写作体会和经验，我也因此在以后的写作中受益匪浅。

据说，叶永烈先生写的作品大多都能顺利出版。他总结的体会就是，纪实作品没有虚构成分，要遵循事实的准确，重要史实要百分之百准确。比如《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他做到了凡是毛泽东的话，均注明出处，凡是他自己采访所得，均注明采访人物、时间、地点，确实做到无懈可击。

三

叶永烈是温州人，长大后一直在上海工作、生活。温州人的精明不但表现在经商上，而且也表现在其他方面，如叶永烈对写作主题的选择和策划。叶永烈不但是高产作家，也是高智商和高情商的作家。

叶永烈说：“我是上海作家，上海的各个时代基本都有作家写，唯独缺了党的诞生地和‘文革发源地这两部分，我想填补这两个空白。”

“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以新的视角，重构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进程，是叶永烈为上海填补党的发源地写作空白的巨献。

《“四人帮”兴亡》2009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2011年人民出版社再版。这是叶永烈为上海填补“文革”发源地创作空白的又一力作。

据有关报道称，该书共分4卷（初起、兴风、横行、覆灭），25章，近200万字的篇幅，通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的个人发迹史，及相互交叉的人生轨迹，深度揭示了来龙去脉，记述了“四人帮”及极左路线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党和国家与“四人帮”殊死搏斗，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可歌可泣的历史。

叶永烈努力追求观点的正确，努力追求史实的准确，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为后人留下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实记录。

这是叶永烈潜心三十春秋，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完成的呕心沥血之作。为了这套书的出版，叶永烈收集了大量历史文献、档案材料，采访众多当事人。从采访陈伯达，到采访关锋，再到采访王力、戚本禹。“文革”知情者，除了戚本禹外，其他都已作古，采访者叶永烈仍在不停地写。

“四人帮”兴亡的历史，在叶永烈的笔下，经过一次次修订、一次次增删、一次次补充，变得更加真实、客观、全面、完整，同时又不失细致、生动、深刻与尖锐。

四

叶永烈晚年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重写此书，希望通过对于“四人帮”兴亡史的深刻揭露，批判极左思潮，防止“文革”卷土重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对于90后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连“四人帮”的名字都认不全，但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段永难遗忘的记忆。2014年，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出版了。

就在这一年，叶永烈决定将自己的创作档案无偿捐给上海图书馆。捐献资料包括手稿、采访本、采访录音、名人书信、照片等共计40箱。据说一卡车都装不下。其中光录音磁带就有1135盘，每盘磁带都清楚注明哪年哪月哪日采访某某人，总目录则更加详尽，子条目也清清楚楚。

这批数量庞大的捐赠文献将以“叶永烈专藏”的名义，在上海图书馆永久收藏，供后人交流利用。叶永烈那天十分高兴，他庆幸地说：“我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我故世之后，在墓碑上可以书写：请到上海图书馆找我！”

“请到上海图书馆找我！”叶永烈先生的贡献，将成为照亮一段历史的灯盏。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