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洁珠明岭以南

王美怡

年轻时候的冼玉清，是岭南大学里的一道风景。

她穿着素净的旗袍，从怀士堂、黑石屋前走过，回到碧琅玕馆的书房里，校勘古籍，著书立说，偶尔弹弹古琴、画几笔丹青。在书卷中浸泡久了，她看起来恬静、和雅，自带一种大家闺秀的简静之美。

在作家秦牧的记忆里，她是完全生活在古籍堆中的世外之人：我从来没有见她穿过“布拉吉”之类的西服，她有时也在髻上簪一朵鲜花。你和她接近了，会隐约感到她有一点儿封建时代闺秀作家的风范，仿佛和李清照、朱淑真、陈端生等人一脉相承。

冼玉清出身富豪之家，很早就在南方学界声名鹊起。自上世纪30年代起，她一直住在位于岭南大学东北区32号的碧琅玕馆里专心治学。在这所南方最著名的教会大学里，她是学问渊博、精于金石古籍鉴藏、名满岭南的女教授，诗词书画兼通的女才子。解放后，她没有选择去澳门和香港任教，选择继续留在岭大，与古籍古物为伍。她说：只要给我一个地方研究古物就行。”

上世纪50年代，冼玉清是陈寅恪家的常客。两人在一起切磋学问、谈诗论词。每逢过节，冼玉清总是提着细篾竹篮登门拜访，竹篮里装满了节令食品，还有以毛笔正楷在大红纸上书写的长长的“礼单”：“兹馈赠罐头两听、苹果四个、皮蛋六只、甜糕八块……”这礼单，被出身名门的陈夫人唐筼小心地折叠起来，夹进旧书里。冼玉清与陈家交谊久远。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先生曾亲笔为她的书斋题写“碧琅玕馆”四字。冼玉清毕生珍藏此匾，一直把它悬挂在书斋正中，两旁缀以杜甫诗句条屏：“潇洒送日月，寂寞向时人。”

碧琅玕馆里的漫长岁月是寂寞的。可是，寂寞的好处，也许只有埋首书堆年深日久的人真正懂得。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宏阔和洒脱，冼玉清早早就体悟到了。女人要抵达这种超迈的境界，也许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比如放弃花前月下的缠绵、儿女成群的快乐。

冼玉清终身未嫁。夜深的时候，故纸在手指的摩挲下发出细碎的声音，她的心很静，静得能听见书山学海里隐藏的无数神秘、智慧的声音，那是无数前贤硕儒在时空深处的吟咏和倾诉。书窗之外，是群山逶迤、江海相连的岭南大地。她看见他们从册页中漫步而来，牵引她走出书斋，一起去踏勘这片朴野、雄浑的土壤。她知道，岭南文化的精髓和种子，就深藏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下面，她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步履不停地行走、追寻……

一

对于冼玉清这样的本土学者，岭南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是相对于中原、江南而言的另一种文化遗存，也是她终其一生守护的宝藏。

岭南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素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和源流，历朝历代皆有文化承命之士在此领域殚精竭虑，上下求索。苦节、坚贞、特立独行、孤芳自赏的岭南遗民文化传统，在冼玉清和她“沉迷旧学”的朋友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终其一生埋首故纸堆里苦苦耕耘，彼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凝聚成一股不容小觑的文化力量，承担起岭南文化的传承重任。

冼玉清是这支队伍里的重要一员。在那个年代，她甚至可以说是其中唯一的女士。

常年与青灯古卷相伴，在故纸之中爬罗剔抉，在常人看来是件清苦难耐的事情，冼玉清却是甘之如饴。这与她自小接受的学术训练密切相关。

1895年1月10日，冼玉清出生于澳门一个富商家庭。父亲冼藻扬创办天和轮船公司，经营西江航业，并在港澳投资获利较丰的电灯公司、牛奶公司、麻缆公司，还开设建昌荣药庄，富甲一方。1903年冼玉清正式开蒙，先后入读澳门林老虎私塾、启明学校等。1907年，12岁的冼玉清转读新会名儒陈子褒在澳门荷兰园二马路开设的灌根学塾（即子褒学校中学普通科）。

冼玉清的恩师陈子褒与康有为本为同科举人，且年长康氏，但他极为佩服康有为的渊博学识和智慧韬略，毅然拜康有为为师。光绪年间的康有为正值盛年，满腔救国情怀，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集岭南英才以育之。康有为有言：“将倾之大厦，必须有万木扶持，而非一木所能胜任，故欲集天下英才而教之，冀其学成，群策群力，以救中国。”

陈子褒是万木草堂文化精神的坚定传承者，他在以后的人生选择中以教书育人的方式实现着康氏的救国理想。在重要的历史变革阶段，有雄才大略者选择振臂一呼，揭竿而起，而另一类饱学深思之士则以其史识和睿智，选择了一条看似波澜不惊却是负重前行的道路，成为让文化薪火相传的传灯人。陈子褒正是后者。他早早就洞彻“救国在教育耳”。从1899年起，陈子褒在澳门先后开设蒙学书塾、灌根草堂、子褒学校等，全力投身教育，成为声名远播、惠及后学的一代名师。

冼玉清12岁时拜陈子褒为师，前后共8年。冼玉清陈门受业，接受了陈子褒独创的特殊训诂训练，这为她后来在岭南文献整理研究领域游刃有余、触类旁通的扎实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冼氏一生治学，从陈门获益匪浅，故她终其一生都对恩师铭感于心。

1915年，20岁的冼玉清结束了子褒学校的学业;于1916年入香港圣士提反女校读了两年英文，因不习惯“繁华的花花世界”，转入岭南大学附中就读。1920年，从附中毕业的冼玉清直升岭南大学国文系。1924年冼氏大学毕业，1925年新学期被聘为岭南大学国文系专任助教，此时她已年过三十。由此，冼玉清正式踏入广东学界。

1927年岭南大学收回由华人自办，钟荣光首任华人校长，特聘冼玉清担任岭大博物馆馆长。冼玉清得以跻身于岭南大学这所广东高校中待遇最为优渥的“贵族学校”，并一直深得钟荣光校长的器重和提携，这与恩师陈子褒不无关系。陈子褒向老友钟荣光引荐了這位颇有学术前途的得意门生，钟荣光此后一直着意培养这位饱读诗书的女才子。此举源于他与陈氏的友谊，但更深的用意在于延续岭南文脉，传承学术衣钵。

1930年，钟荣光将校园内“九家村”的一处平房拨给冼玉清居住。冼玉清称之为“碧琅玕馆”，这一幽静清雅的居所为她沉潜其中读书治学助力良多。1935年冼玉清升任岭南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任广东通志馆纂编、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1938年晋升为岭大国文系正教授。

冼玉清学术上的高深造诣离不开她深厚的国学基础。上自十三经和二十四史，以至宋元学案，历代古诗文辞，冼玉清均广为涉猎熟研，还能以英语讲授二十二史，故在短短数年之内便名满岭南，在校内外地位尊崇。

自1920年进入岭南大学求学开始，冼玉清一生皆在书斋讲坛度过，从未动摇过“以学救世”的心念。1935年5月，冼玉清因患甲状腺肿瘤，经历了一场生死大劫。手术痊愈后，她写下在学界传诵一时的长文《更生记》，再次表述她“为人群谋幸福”的学术理想。

《更生记》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视为冼玉清一生的文化宣言。身处飘零时世，独身一人，独处一室，冼玉清却“以天下为己任”，扎根乡土，把一生的才华和精力都倾注在了岭南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上。这是最孤冷和清寒的行当，冼玉清从做出这一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将永远远离世俗的荣华和光芒。在中国文化史上，从来都只有那些“为文化所化之人”，会在功名利禄和文化使命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青灯黄卷的艰苦生活，苦守一盏文化孤灯，并使之代代相传，永不熄灭。

二

1938年10月12日，日寇在惠阳大亚湾登陆，侵犯广州，岭南大学宣布疏散，一部分迁往香港，一部分徙至曲江。11月21日，广州沦陷。冼玉清先是暂避澳门，旋即赴香港岭南大学授课，在乱离之中守住一方讲台。

1939年3月，长于绘画的冼玉清拾起搁置已久的画笔，绘成《海天踯躅图》，描画春深之时海天一角红得惊心的杜鹃花，并题《高阳台》词一首以表心迹。踯躅花即杜鹃花的别称。传说望帝国亡身死，化而为鸟，悲愤泣血，又化而为花，血红满山。为鸟为花，皆称杜鹃。冼玉清在小序中云：“栖皇羁旅，自冬涉春，如画青山，啼红鹃血，忍泪构此，用写癙忧。”国难当头，寻章摘句的治学生涯要在即将燃起的战火之中暂时告一段落了。

澳门下环围一号是冼玉清女士的家。1942年香港沦陷后，冼玉清回到澳门自家居住。冼氏家族在澳门是豪门大户，生活富足。身为名满岭南的女教授，家人对她也甚为尊重，呵护备至。她本可把碧琅玕馆移至澳门家中，继续过着云淡风轻的书斋生活。但是，这位在中国文化中浸泡已久的饱学之士，在国难当头之时，把气节摆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平静而勇敢地做出了抉择。

冼玉清决定返校。非常时期的非常选择，非常人可为，非弱质女流可担负。为文化所化之人，临难不能苟且，还要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在冼玉清看来，这是不二选择。

冼氏于8月15日乘白银丸轮船启程。此行生死未卜，送行的亲友莫不凄然泪下。冼玉清一路经广州湾寸金桥、遂溪、廉江、盘龙、郁林、柳州、桂林等地，途中备尝艰险，行李尽失，直到9月27日才辗转抵达仙人庙大村。

仙人庙地处穷乡僻壤，物资匮乏，商品奇缺，设备非常简陋，既无自来水，也无电力供应，用油灯照明，每日的早餐只有少许咸菜就粥，午晚餐则再加上些肉就白饭。在这种极为艰辛的环境下，冼玉清坚持为学生授课，弦歌不辍地过了三年。1943年，蛰居曲江乡野的冼玉清得知自己在这一年被评为教育部甲级正教授。

冼玉清在颠沛流离之中写了不少诗词和文章，先后写有“抗战八记”。1949年，冼玉清将1942～1945年所写的七绝组诗结集为《流离百咏》出版。这些诗歌是她抗战时期逃难过程的亲身感受，是颠沛流离中的忧时愤世之作。

抗战结束，冼玉清重返岭大校园，她无限伤感地发现：琅玕馆为予藏书处，精椠甚多，乱后不知下落。”她收拾乱局，平静地坐到了书窗之下。琅玕犹碧，残卷仍存，她得加紧赶路了。

三

作家秦牧评价冼玉清“是近百年岭南杰出的女诗人、国学学者、广东文献专家”。他还说：“我想来想去，想不出有哪一位妇女在这方面的造诣超过了她。”此言不虚。

冼玉清本是琴棋书画兼通的岭南才女，她曾经在江孔殷太史开办的兰斋家塾里，跟随岭南著名画家李凤公学画。她的工笔花卉，得宋人法，淡逸清华，深得时人赞赏。但她一向把绘画、操琴视作余技，只在朋友相聚的雅集上偶一为之，平日里都是惜时如金，埋首故纸堆里做着最枯燥而清苦的工作。时任岭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杨寿昌教授对冼玉清有此评价：

世人以冼君为画家为文人，皆不知冼君者也。我国女士之能文章者不少，而未有终身寝馈于学问者，有之惟冼君;未有以理学安身立命者，有之惟冼君;未有以化民成俗为己任者，有之惟冼君。

杨氏此言，可谓知遇之言。

1935年，冼玉清撰写《梁廷枏著述录要》一文，这是冼氏立志整理岭南文献之发端。1936年7月，冼玉清成名作《粤东印谱考》刊布于《岭南学报》。她在文中写道：“其书以眼见者为准，其未见者则以经方志著录为据。”于此可窥冼氏治学风格。在汗牛充栋的文献宝库之中，她历来坚持遍索群书，親勘史迹，深索渊源。这是文献研究者的基本操守和准则，冼氏一生治学恪守这一原则，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劳动。

1938年冬，冼玉清完成《广东女子艺文考》一书，收录粤省女子所撰书籍“一百零六种，作者凡百家”。《广东女子艺文考》起自清康雍间，下及清末民初，书中所选百家粤籍女子艺文，均慧眼独具，亦标举粤省女子之气节，实为冼氏情怀之所寄寓。

1945年，日本投降，岭南大学重新回到广州，冼玉清积蓄已久的学术创造力渐成井喷之势。从1946年起，在约五六年的时间里，冼玉清先后写下七篇专门考证岭南先贤遗迹的学术论文。她盛赞何维柏秉性忠鲠，抗疏直谏，置生死于度外，认为“其劾严嵩尚先于海瑞与杨继盛，吾粤正气所钟，不可不纪也”，由此可知她始终推重南粤先贤苦节、忠直的文化传统。

1947年秋冬，冼玉清写下长篇论文《招子庸研究》。“粤讴”是清中叶后流行于珠江三角洲的一种粤曲小调，是岭南地区开一代诗风的重要文学形式。冼氏称“粤”之有“讴”，恰如“楚”之有“辞”，将《粤讴》比之于《楚辞》，足见冼氏对这一源于岭南民间的俗文学形式的偏爱。

冼玉清学术生涯的扛鼎之作当为《广东释道著述考》。全书约45万字，对211位广东或曾居留广东的僧人和学者的佛道著述进行考订，是第一本全面收集、评述广东僧人和学者关于佛教、道教著述的巨著。这是冼玉清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现代广东学术史上分量极重的著作。有研究者论及，因为这部著作，作为岭南文献研究的杰出学者，冼玉清的一生才算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