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酒一杯天过午

徐强

在汪曾祺一生广阔的交游中，如果说有一个最亲密的朋友，那非语言学家朱德熙莫属。

朱德熙是一代汉语学术研究的杰出学者。他习惯书斋生涯却绝非书呆子，他与汪曾祺二人，一样的绝顶聪明，一样的趣味丰富，一样的有情有义。

他们的友谊，是君子之交，平淡持久，堪称当代的伯牙子期。

【因戏曲结缘】

1939年7月，19岁的汪曾祺从上海坐船，经过广州、越南海防，转火车奔赴昆明投考西南联合大学。当他从上海出发时，朱德熙身处这座半已沦陷敌手的远东大都市，也在备考西南联大。因为那一年的大学招生考试，实行国立大学联合招考制度，联大除在昆明设立主考区外，还在另外一些地方设分考区，上海正是其中之一。

不过当汪曾祺考取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朱德熙却进入了物理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朱德熙的舅舅、著名物理学家王竹溪先生在该系任教。朱德熙自幼喜欢自然科学，喜欢钻研，动手能力极强，痴迷组装矿石收音机等科技探索活动。但他的文科也不弱，文学感知和鉴赏力强，喜爱侦破小说，也曾一度创作侦破小说自娱。由于王竹溪坚持到中文系听唐兰教授的文字学课程，受其影响，朱德熙也慢慢喜欢上了文字学。这为他后来转学中文系、受教于唐兰设下了伏笔。

1940年秋季学期，朱德熙从物理系转入中文系，与汪曾祺成为同班同学。两人同龄，都生于1920年，汪曾祺的生日在3月5日，朱德熙的生日是10月24日，相差半岁。

汪曾祺和朱德熙结识，还有一层更早的因缘，那就是对京剧的共同爱好。

汪曾祺自幼喜欢民间戏曲，初中时就开始和同学一起唱京剧，他的父亲汪菊生能拉琴，有时汪曾祺和同学们举办演出活动，汪菊生也会携琴为孩子们伴奏。进入西南联大以后，汪曾祺延续了这一爱好，有时候在宿舍里唱几嗓子，同屋的广东籍同学郑智绵厌恶京剧，汪曾祺一开口，他就大骂。

朱德熙却喜欢和汪曾祺在一起唱京剧，有时则相携去看厉家班的戏。厉家班是来自上海的私家剧团，成立不久就因抗战爆发而转徙湘、鄂、黔、滇，这时正在昆明演出，声誉鹊起。刚转学中文系不久，朱德熙就突发急性小肠疝气，汪曾祺叫来人力车，把他送到东城的惠滇医院，当即留院手术。住院三天后，汪曾祺又到王竹溪先生家取了钱，付了手术和医疗费。后来有一次，朱德熙患上恶性疟疾，治疗期间也是汪曾祺照看，这就更带上一些“患难之交”的意味了。

逐渐地，汪曾祺与朱德熙的戏曲爱好转移到了昆曲上面。

1943年春季学期，词曲名家浦江清教授开设《曲选》一课，汪曾祺、朱德熙及低一班的好友杨毓珉三个戏曲发烧友相约同选，在一个班听课。杨毓珉在《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中回忆当时情景：“1942年下学期，我们同时听一堂《中国文学史概论》的课，讲到词曲部分，老师和学生一起拍曲子（唱昆曲）。曾祺很聪明，他能看着工尺谱吹笛子，朱德熙唱旦角……”

【见证彼此的爱情】

朱德熙是著名學者，他的夫人何孔敬为家庭妇女，相夫教子，母仪典型。两人虽学识、地位悬殊，却不乏共同趣味（如昆曲），一生举案齐眉，堪称“金木良缘”、学林嘉话。而汪曾祺几乎见证了他们由相识、相爱到成家生子以至终老的全过程。

何家是安徽桐城籍，何孔敬的父亲在昆明文明新街开瓷器店。朱德熙和何孔敬结识于1941年11月，当时何孔敬在一家夜校补习班学习，而弟弟何孔先远在十七八里外的乡下没有书念，于是何父拟为儿子聘家庭教师。补习班有位洪老师为他推荐了朱德熙，于是，汪曾祺和洪老师陪同朱德熙到何家瓷器店，与何父见面商定。也就是这一次“面试”，何孔敬第一次见到朱德熙，她晚年回忆：“两个大学生都穿着灰色的长衫，十分潇洒，汪曾祺的头发特别长。”两人走后，何父说：“那位汪先生可真是个聪明人。”

1942年下半年，何孔先已在朱德熙的精心辅导下考取了昆明的名牌学校——天祥中学，但何父决定放弃入读天祥，继续延聘朱德熙为家教。为了照顾朱德熙在联大上课，何家在文林街租下一套小厢房，供朱德熙居住和教学，那里成了一众师友的文化沙龙，汪曾祺自然是当仁不让的首席常客，一来就吹笛子、唱昆曲，朱德熙不止一次对何孔敬说：“曾祺将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家。”

就在朱、何的爱情潜滋暗长时，汪曾祺也遭遇了一场爱情，这段经历比较隐晦，鲜为人知。据汪曾祺致同在昆明谋生的高邮同乡朱奎元信中透露的信息，他在1943年雨季结识了一位“蓝家女孩子”，后来女孩去了曲靖，汪曾祺曾写信催她回来，对方拒绝了，这使汪曾祺陷入了苦闷：“现在，我的欢喜更是有增无已。我自从不找她以来就没有找过她。我没有破坏我的约言，我没有写一个字给她，虽然我是天天想去找她，天天想写信给她的……”1944年暑假前夕，汪曾祺为送“蓝家女孩子”去医院，曾找一位叫任振邦的朋友借钱。而到当年7月29日，汪曾祺在信中宣布自己跟蓝家女孩子“算吹了，正正式式。决不藕断丝连”。

当时汪曾祺租住在民强巷，十分落魄，在白绵纸本子上随意写作，不停地抽烟，满地都是烟蒂。“有时烟抽完了，就在地下找找，拣起较长的烟蒂，点了火再抽两口”。没有床，就睡在一个高高的条几上，这条几也就是一尺多宽。被窝的里面都已不知去向，只剩下一条棉絮“拥絮而眠”。失恋后，他更加颓废，有时没钱吃饭，就睡到中午11点坚卧不起（何孔敬曾说他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是何孔敬的一个女同学的父亲，他吓坏了，以为汪曾祺想不开，正在发愁时，朱德熙来了，王老伯高兴地对女儿说：“朱先生来了，曾祺就没事了。”汪曾祺在《觅我游踪五十年》中写道：

同学朱德熙见我到十一点多钟还没有露面，——我每天都要到他那里聊一会的，就夹了一本字典来，叫：“起来，去吃饭！”把字典卖掉，吃了饭，Wandering，或到“英国花园”（英国领事馆的花园）的草地上躺着，看天上的云，说一些“没有两片树叶长在一个空间”之类的虚无缥缈的胡话。

1945年中秋节，朱德熙、何孔敬结婚，婚事全由汪曾祺帮助操持。结婚当日，朱德熙来到孔家，查看是否还有什么遗漏的事宜。不久，汪曾祺给何孔敬拎了个滚圆粉红色的大盒子，交给朱德熙，朱德熙再转交何孔敬。何孔敬回忆说：我拎了粉红大盒子走上楼，迫不及待掀开。一看，天哪！是件水红色的艳妆礼服，着实好看。”但照镜子之后发现与自己黑里透红的脸色不配，就拎了盒子到楼下：

德熙和曾祺四只眼睛都朝着我看，德熙急切地问我说：“穿了礼服合适么？”我毫不掩饰羞涩地说：“我喜欢白的。”德熙听了，有点儿急了，说：“水红礼服是你母亲的意思，怎好反对母亲的意思呢。”我不说话，站在那里发愣。曾祺发话了，说：既然不喜欢，可以拿去换嘛。”

曾祺果真换来雪白的婚纱礼服，冲我笑笑说：“不合适，还可以替你去换。”

按桐城人的规矩，结婚第二天新娘子回门。汪曾祺也赶来了，陪同新郎新娘一路走回文明新街孔家。午饭后，三人到昆明最好的、专放美国电影的电影院——南屏电影院看《翠堤春晓》。看完电影，汪曾祺说：“夜饭不吃了，我得回去看看松卿了。”

说也有缘，在南洋长大的福建长乐籍女生施松卿，1939年考入联大物理系，也是朱德熙的同班同学。不过她后来曾休学一年，又先后转学生物系、外文系，1944年毕业后进入中国建设中学任教。这时，她已经和汪曾祺相恋了。

文明新街上有三家瓷器店，都是桐城人所开，何家的店在南头。朱德熙、何孔敬婚后，汪曾祺常常陪同朱德熙到店里玩，到瓷器店后面的仓库去挑好玩的小酒壶、小花瓶之类。后来朱德熙的长女朱眉诞生，汪曾祺和施松卿又成为染布巷24号小家里的常客。

【通家之好】

1946年7月，汪曾祺和施松卿踏上东归之旅。施松卿回到福建老家，汪曾祺来到上海谋职。茫茫都市，举目无亲，汪曾祺倍感失意。此时已任教清华大学的朱德熙全家北归，他让汪曾祺到自己在上海的家里寻求接济。朱德熙的母亲像对待儿子一样接纳了汪曾祺。

汪曾祺一度睡在朱德熙家的过道里。朱德熙的弟妹们当时都积极投身革命，虽然与汪曾祺的价值观不尽相同，但对落魄中的汪曾祺都彬彬有礼。朱德熙的妹妹朱然当时还是个小姑娘，每天一早就笑眯眯地跟颓在地铺上的汪曾祺打招呼。多年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朱然成为汪曾祺长女汪明的同事与领导，汪曾祺谈起她来，還对这一幕记得清楚，说当时心里明白，朱然他们一定瞧不起家里寄居的这位——“简直没个人样儿”。汪明《往事杂忆》）后来汪曾祺在沈从文、李健吾的帮助下，谋得在私立致远中学任教的职位，总算安顿下来。

1948年3月，汪曾祺辞去上海的教职，追随担任北大外文系助教的施松卿，来到北平，暂时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一份工作。这样，一对好友分别两年后又能经常见面了。

1949年农历除夕，汪曾祺携施松卿到清华园，与朱德熙一家同过春节。此前，因解放军兵临城下，北平形势紧张，物资供应困难，囤积面粉成风，肉类奇缺。何孔敬也囤积了十几袋面粉。年底，她以30斤面粉从农村妇女手里换得一只鸡。有客人来，怎么也得多做几道菜，何孔敬一阵为难后急中生智，添了两个菜：一个粉丝熬大白菜，一个笋干豆，也就是酱油糖煮黄豆，主菜则是一道红烧洋葱鸡块。何孔敬带有歉意地对汪曾祺、施松卿说：这个年过得真够惨的了。”汪曾祺却心满意足地说：“有鸡吃就行了，还要吃什么。”

进入了新时代，汪曾祺和朋友们都面临着新的工作环境。

朱德熙先在清华大学任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随清华中文系一起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中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任务艰巨，朱德熙担当重任，他受命与语言学前辈吕叔湘先生合撰《语法修辞讲话》。1950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讲话》。全国第一大报连载一部语言学术著作，是空前绝后之举。一时间，举国掀起了学习汉语语法的热潮，朱德熙的名字也走进了千家万户。1952年底，这部28万字的著作合订本正式出版，牢牢奠定了朱德熙在语法学界的地位。汪曾祺、朱德熙的另一个同学李荣，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此时也凭借大量扎实的音韵学论文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三位同窗好友都淡泊功利，视学问为生命，朱德熙对文章有“洁癖”，总是细细打磨，精益求精，汪曾祺评价他搞学术研究“完全是超功利的”，“是把辛苦的劳动当成了一种超级享受”。

相对来说，汪曾祺进入状态慢了半拍。他从大学时期开始文学创作，1940年代发表大量的诗歌、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在文坛已颇引人注目。1946年在香港滞留期间，报端就刊登了“青年作家汪曾祺来港”的消息，说明他已有相当名气。1949年参加南下工作团，一年后进入北京市文联担任文艺刊物编辑后，写作节奏慢了下来。几年内，他只写了数篇带有人物特写性质的通讯文章。1954年，写了散文《国子监》。作品在查考文献、采访人物的基础上，围绕古代“大学”——国子监来写，熔游记、风貌速写、历史源流、典故于一炉，又暗示着新旧对比的主题，可以说是进入新中国时期汪曾祺第一篇分量厚重的散文作品。三年后，作品在《北京文艺》发表。胡乔木读到《国子监》后十分欣赏，一次碰见朱德熙，向朱德熙作了推荐，并问朱是否知道汪曾祺是什么人，朱德熙自豪地回答：“是我的大学同学！”

沈从文是两人的恩师，特别是汪曾祺文学创作上的第一导师。1956年3月，沈从文在《自传》中谈及自己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列举了来往最密切的十数人，汪曾祺和朱德熙、李荣都在内。沈从文虽然放下了文学创作的笔，但从他的一些书信中，可以看到对学生成名成家的殷切之情。一段时间内，汪曾祺的作品少了，沈从文急在心上，当1961年汪曾祺拿出他沉寂多年后的第一篇小说《羊舍一夕》时，恩师的欣喜简直难以言表，他也曾拿朱德熙、李荣的工作成就来对比，为汪曾祺的地位鸣不平。

约1970年下半年，部分高校在停止办学几年后恢复招生，北京大学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入学。在新华社工作的施松卿奉命到北大“蹲点”，采访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情况，特地听了朱德熙的课。回家后，她向家人极力夸赞朱德熙的学识、风度、口才。汪曾祺骄傲地说：“德熙就是这样，做什么都做到最好。”

汪曾祺对于朱德熙的研究和教学能力极为欣赏，也总能从他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趣味点，并引为第一知音，一有心得，都是第一时间与对方分享。1972年11月，汪曾祺兴之所至，写了两首关于昆虫的诗《瞎虻》《水马儿》，当晚就致信朱德熙，还报告自己下一首创作计划是“花大姐”（瓢虫），在根据沙岭子劳动经验指出瓢虫的分类后，汪曾祺也谈到困难所在：记不清害虫、益虫背上的星的数目，所以托朱德熙推荐一位昆虫专家以便请教，还顺便教朱德熙做一个“精彩的汤”——“金必度汤”。

年末，汪曾祺在中国书店为剧团资料室选购图书，发现了两本奇妙无比的书，一是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平语调的研究》，一是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当晚炒白果、喝黄酒、读“妙书”后，忍不住立即致信朱德熙极力推荐本日所购两书。对于赵书，说“比他译的《爱丽斯漫游奇境记》还要好玩儿”，“应该作为戏剧学校台词课的读本”，“应当翻印一下，发到每个剧团”。对于《植物名实图考》，说“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并责问和感慨道：你说过：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对于文章，我寄希望于科学家，不寄希望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

1976年10月以后，是汪曾祺一生最低沉的时期，除了以看闲书、画画为消遣，给朱德熙写信倾谈也是排解忧闷的方式之一。在这些信里，汪曾祺仍表现出对生活趣味的沉迷，如说自己“三个月来每天做一顿饭，手艺遂见长进”，介绍了新近发明的美食“塞肉回锅油条”。还描述了第一次杀鸡的过程：“汪朗前些日子在家，有一天买了三只活的笋鸡，无人敢宰，结果是我操刀而割。生来杀活物，此是第一次，觉得也无啥。鸡很嫩，做的是昆明的油淋鸡。我何时有暇，你来喝一次酒。”

汪曾祺的处境朱德熙时时放在心上。他和李荣因与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熟悉，便几次向胡反映情况，并送上汪曾祺的几篇新作，希望能帮忙落实单位。李荣甚至推介说“此人文笔如果不是中国第一，起码是北京第一”。胡乔木说他只能在社科院范围想办法，拟把汪曾祺调到社科院文学所。但汪曾祺觉得自己不适合做学术研究，这事就搁浅了，后来还是回到了京剧院。

【戏曲是老友间的恒久话题】

1980年，汪曾祺和朱德熙均年晋花甲。但因为时势原因，他们都没有早早地归隐山林，差不多整个80年代都在各自崗位上持续工作。汪曾祺除了继续创作京剧剧本外，重新开始小说创作，以一篇《受戒》一炮打响，开启了一生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朱德熙则在进行学术研究、培养后进的同时，承担了繁重的服务工作，例如连年担任高考命题语文组负责人，1984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就在写完《受戒》一周后，汪曾祺趁热打铁地写了另一篇短篇小说《岁寒三友》。同样以旧时代的高邮为背景，题材却是赞许同甘共苦的坚贞友情。汪曾祺后来谈及这个作品时，引用“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加以解释，他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内心想必有所比附，一定把自己和朱德熙大半生弥足珍贵的友情投射到了作品当中。

1981年6月，汪曾祺完成了小说《鸡毛》，小说取材于西南联合大学校园生活，主人公金昌焕表面斯文，背地里却偷善良校工文嫂的鸡。因有些事情是根据真人真事所写，汪曾祺有所担心，他先致信正在密云命高考题的朱德熙：

这件事是实事，联大很多人知道。我怕小说发表后，为此公所见，会引起麻烦。

但是，听说你到密云去出试题了，而索稿者又催迫甚急，只好匆忙寄出，文责自负了。很可惜，此小说没有让你和孔敬、朱襄先看看。小说写得很逗，一定会让你们大笑一场的。且等发表了再让你们看吧。

1982年4月到5月，汪曾祺有四川之行，行程中作诗多首以记录行程见闻感怀，其中《成都竹枝词》等多首得意之作，都先抄示朱德熙一睹为快。一返京，就迫不及待地写信，报告此行详情。信中还特意提出对近来文学写作中一些“很怪的语言”的看法：

随着一些“新”思想，“新手法”的作品的出现，出现了一些很怪的语言。其中突出的是“的”字的用法。如“深的湖”“近的云”南方的岸”。我跟几个青年作家辩论过，说这不符合中国语言的习惯。他们说：为什么要合语言习惯！如果说“深湖”“很深的湖”“近处的云”“离我很近的云”……就没有味道了。他们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现代”味儿。我觉得现在很多青年作家的现代派小说和“朦胧诗”给语言带来了很大的混乱。希望你们语言学家能出来过问一下。——你觉得他们这样制造语言是允许的么？

显然，他希望身为语言学家的朱德熙帮助自己解决语言上的疑惑。

1986年6月，小说《虐猫》在《北京晚报》发表后，有人提出标题不合语法的问题，认为“虐”字不能单独作动词。汪曾祺为此特意请教了朱德熙，朱德熙也说不很合适，但琢磨许久，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说法，后来一直没改。

1982年，朱德熙的新著《语法讲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他的身份，本来完全可以找语言学界内的几位学术造诣、书法造诣均臻上乘的前辈题签，他却单单请汪曾祺这个语言学界之外的朋友来题写书名。

两位好友始终保持着纯真的童心。1984年夏天，朱德熙应邀赴昆明讲学，这是他阔别昆明近40年后第一次返回，寻访了多处旧地。他在旧居所在的染布巷一家杂货店买回一个旧酱豆腐坛子，回京后做成一盏台灯。汪曾祺、施松卿来访，对之赞不绝口。朱德熙长期有气管炎宿疾，汪曾祺时时为他留意验方，某日从玉渊潭一个遛鸟人那里听得一方，立即写信奉告：“蜂蜜（好的）加鲜姜（多少随意）入笼蒸四十分钟，每晨及临睡时各服一汤匙。”

对戏曲的热情贯穿汪曾祺交游始终，戏曲是他和包括朱德熙在内的老友们的恒久话题。1985年8月初，朱德熙从昆明带回一块宣威火腿，何孔敬蒸了火腿招待汪曾祺，汪曾祺喝了大半瓶洋酒、大半瓶茅台。据何孔敬描述，两位好友谈着谈着，就谈到昆曲上来了。汪曾祺冲何孔敬一笑，说：“孔敬，你和德熙唱昆曲，最喜欢哪出戏？”问得何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朱德熙说：“她会《游园惊梦》。我去拿笛子，你吹，由孔敬来唱。”汪曾祺说：“多年不吹笛子不说，门牙没了，还能吹吗？试试看。”汪曾祺试吹了笛子，笑嘻嘻地说：“奇怪，门牙没有了，还能吹。”

1987年9月到10月间，上海昆剧团在人民剧场演出。同年12月中下旬，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昆剧抢救继承剧目汇报演出在北京举行，刚结束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回国的汪曾祺，不仅自己或带女儿汪朝连日观看，而且多次买票请朱德熙一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