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的另一面

克念

张宗昌此人，以豪侠豪阔豪情而著称，且礼贤下士，从善如流，在当时竟被誉为有汉高祖之风。然而其倏起倏灭，富贵不久者，还是因为没有坚定的信念及长远的眼光。

张氏在民初由团长到师长，再降冯国璋而赋闲，是为一番起落;其后由旅长升师长，又因战败而落职，只身出走关外，是为二番起落;在张作霖手下从营长做起，由旅长而军长，后任山东督军和安国军副总司令，直到1928年被国民党北伐军逼得退出山东，扔掉大部队只身出海，逃往日本，这是三番起落。

在这短短十来年中，张宗昌却有着丰富的掌故事迹在民间流布，至今不绝。考诸事实，这些传闻往往荒唐，但也反映出时代和历史对其人的厌恶和批判。

一生可称传奇

张宗昌是山东莱州人，高大雄健。因为家贫无所依，他少年时就闯关东，下矿井，整天暗无天日的劳作，倒是激发他日益燃烧的雄心。其后，他过境去了俄国，在海参崴一带讨生活，练就了好枪法，还有一大帮江湖弟兄跟着他混饭吃。到1911年，他已经是东北的中俄边境上一个小有名气的民团头目了。武昌首义后，张宗昌敏锐地感到，自己回国投军而骤然富贵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弟兄，渡海到烟台，投靠革命党任命的山东都督胡瑛，遂被后者介绍给沪军都督陈其美。

张宗昌来上海后，被任命为北伐军团长，渡江北上，意在克复徐州。1913年夏“二次革命”爆发，张宗昌作为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其任务就是在徐州一线抵御北洋军的进攻。然而，他投降了冯国璋，被改编进冯部的军官教育团。所谓“军官教育团”，就是安置编余军官的冷衙门。张宗昌正在琢磨如何讨得上峰冯国璋的欢心呢，机会来了。

1915年11月10日，潜伏于法租界的陈其美派遣两名杀手，光天化日之下诛杀上海镇守使、海军中将郑汝成于外白渡桥。袁世凯得知消息极为震怒，下令必杀，任务就交予督理江苏军务的将军冯国璋。

冯氏手下正好有个对陈其美十分了解的人，就是张宗昌。他所动员的人马，无非是之前曾经追随过陈其美，但后来又逐渐疏远的帮会分子。开枪杀死陈其美的凶手，除一人被击毙外，其余都没抓住。后经巡捕房努力，逮捕幕后策划者一，门口把风者一，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十五年，此案遂告结束。

张宗昌因此事得了冯国璋的信任，但也因此极少有人愿意同他交往。其后投靠张作霖，后者也仅以客卿待之，给了个宪兵营长的名义。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两军对峙于九门口长城。张宗昌以奉系第一軍副军长之尊，亲率一旅骑兵由小道突入滦州，先奉军入关。正在此时冯玉祥倒戈，直系陷入混乱，张宗昌率部进入唐山，京津震动。第一军军长李景林因此功被任命为直隶督军，其军长遗缺由张宗昌继任。

当时的江苏浙江为直系地盘，张宗昌的战略任务就是攻克这中国最为富庶的两个省份。所幸他并没有花上太多代价——防卫江苏门户徐州的直系守将，是他的老朋友陈调元。他俩都是冯国璋的亲信，且在江苏将军府中曾义结金兰。现在张宗昌大军压境，陈调元愿意让开徐州，让奉军南下。张宗昌很轻易地占领了南京、苏州和上海。正当他准备整军攻击浙江的时候，该省督军孙传芳立即跑来上海，卑辞厚币求和，并提出要同张宗昌结拜弟兄。张氏也就放弃了进攻浙江的计划。

由于张宗昌一军之力，张作霖不仅占据直隶、山东，而且还得到了做梦都想不到的江苏和安徽。张宗昌功劳这么大，被理所当然地任命为其家乡山东的督军兼省长，其个人的功名和声誉达到人生顶点。

然而，他毕竟因轻信而遗留下个隐忧：孙传芳。如今奉系势力已经占据苏皖，浙江要么俯首称臣，要么起兵反抗。孙传芳选择了后者。他成功的必要条件是，要策动那位之前倒戈的陈调元再次倒戈。陈投降奉系后，一直被他们轻视，心里早就积攒了大半年的怒火。1925年秋，浙江督军孙传芳起兵反奉，陈立即响应，奉系溃败，退出苏皖。于是，孙任江苏督军兼五省联军总司令，地盘和权势比前清的两江总督还大;陈调元任安徽督军，驻节蚌埠。

民国十二年（1923）以来，三年之内，孙传芳由鄂援闽，由闽入浙，今又进据浙闽苏皖赣五省。他的威势，也只有张宗昌能够遏制了。张的大将施从滨一马当先，在津浦线的安徽段同孙军大将谢鸿勋相遇。这场仗打得非常惨烈，双方都损失惨重。因此孙传芳非常罕见地杀害了被俘的施从滨，以解心头之恨。而且还用的是砍头这种古老又血腥的极刑，连全尸都不给留下。此役十年后，孙传芳被刺杀，杀手正是施的女儿施剑翘。

就这样，张宗昌进退不得，只能盘踞山东，徐图大计。

传奇背后的事实

民国期间，有两位地方实力派长久地被世人嘲笑，时至今日，还有他们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流传，一位是张宗昌，另一位是韩复榘。有意思的是，这两位的地盘都是山东，也就是说，他们都执掌过齐鲁大地的军民二政。两位军阀中的“丑角”都出自山东，可能并非巧合。古人说，齐人机巧善变，鲁人知书识礼，而突然来了两位主政的“军爷”，可能齐人会笑话其粗鲁愚蠢，鲁人会质疑其粗鄙无文。

其实，张韩两人虽然同样残暴霸道，腐恶兼备，但行事风格大相径庭。韩复榘为人深刻细密，好行小惠，而张宗昌却是豪爽大度，气魄非凡。简而言之，前者聪明过头，后者散漫无脑。为了强化这种印象，如今坊间还传说张宗昌有“三不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多少小老婆。

当然，任何传言都有很大的夸张成分。然而，按照常理都会令人不可思议：凡称霸一方的军事实力派，智商情商都臻一流，否则在这个位子上也撑不住。最多就是对某方面漫不关心而已。既如此，又怎么糊涂到自己有多少兵员、多少财产、多少姬妾都搞不明白呢？再多的数字，也有一份账单吧？

这个问题要分两层解释：一，事实究竟如何？二，事实为何会如此？

先说第一层。张宗昌确实有“三不知”的恶评，但细究1920年代的报章，准确而言，具体内容是这样的：“一不知军额之多寡，二不知姬妾之若干，三不知顾问之总数。”注意，除了“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小老婆”是对的，其他两项都不符合。

“军额”并非兵员，而是自己部队的编制总额。“不知军额之多寡”，意思是，张宗昌不能确定自己队伍的总规模。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是北洋后期军事实力派的常态。一名地方军头要扩张势力，首先要扩张军力，而扩张军力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延揽各地军事人才，尤其是请毕业于外国军校的军官来练兵带兵，并自己开办军校，训练基层军官，使之成为嫡系;二是开门招降，无论是游兵散勇还是山头上的土匪，只要前来投效并检验合格，一律给予官位、名义、编制、械弹、军饷。

而张宗昌为人浮滥，但凡有武装力量前来磕头说好话，他立即给予收编，不管其人是官是匪，是官者之前隶属何人，是匪者之前有什么恶行;抑或这些军人究竟有什么战斗力。啥都不管，只要肯来磕个头，拉到篮里都是菜。所以，张宗昌搞不清自己的军额究竟有多少了——每天都有新的队伍前来投效，而每次投效他都会接纳，那自然无法明确兵员定额了。

张宗昌对于文人也是如此。他非常尊重传统文化，对文人也保持着高度的敬意。因此，某文人只要愿意屈膝，他也愿意立即聘请其为顾问、参议等闲职，支付高薪。因此，张氏对于自己衙门里究竟有多少师爷，诚然是一片茫然的。不过，这并不意味张氏昏聩。事实上，无论是杨度这种曾混迹最高层的策士，还是薛大可这种能够得到袁世凯青睐的报人，都是张宗昌的好朋友。

上述“二不知”的逻辑发展，那就是不知道自己小老婆有多少了。张氏固然荒淫，但并不无恥。“不知姬妾之若干”，并非说他到处强抢民女，反而是夸奖其重情重义。张氏原本就是由民工头目而为民团头目，进而为职业军头，自然不拘细行，有时候会流连于花街柳巷。他检阅过的勾栏女子，只要宛转相求，张氏立即为她们赎身脱籍，并纳为小妾。由于这些纳妾并非在计划之中，而且张宗昌辗转各地，家属多有流散，因此时间长了，自己真会搞不清究竟讨了多少小老婆。

以上的“三不知”，看似揶揄，但也反映了张宗昌的另一面。

至于后来怎么会多了个“不知道钱有多少”的说法，已经不可考。揆诸常理，张宗昌这种性格，并不是钱多得不知具体数字，而是视钱财如粪土，左进右出，根本不在乎开销用度。

当时的著名记者、曾经受到袁世凯青睐的薛大可办了份《黄报》，据说非常成功，所谓“日出一报，针砭政治，臧否人物，笔尖所到，有丝丝入扣之妙，读者与林白水之《社会日刊》等量齐观”。但是薛大可好赌，而且豪赌，往往入不敷出。他曾经说过，“吾之博有别于寻常之博，人以博敛财，吾以博遣兴。谓之文明之博固可，谓之高尚之博无不可”。

薛大可一旦输钱，就会找张宗昌求援。如此往复，张宗昌就说，你也不要老是跑来跑去这么麻烦了，我这里有三十万元公债票，折现的话也有二十多万。这些钱一次性给你，赌博也好，办报也好，反正今后别来找我了。有了这二十几万——要知道，当时人的平均月薪才二十几元——薛大可着实挥霍了好一阵子。但也不过用了一年，就消耗殆尽了。

他们之所以如此奢侈无度，用的都是民脂民膏。张宗昌做了一年山东督军，就用掉整整二百万之多，要知道，民初中央财政收入也不过二千万。这些钱花销出去，表面上成就了张宗昌豪情满怀、善待宾客的美名，而其中蕴含着多少齐鲁人民的血泪，又有谁知道呢。无论是钱多兵多小老婆多，多得自己不知道，还是因为广交豪杰，搞得自己不清楚有多少部下和幕僚，张宗昌和其他所有北洋系的地方军头一样，看似豪爽可爱、雄起壮阔，终究是颟顸残暴、荒唐无耻。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