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后人与中国济难会的一段缘

陈宝荣

彭湃一家追求真理，抛弃富贵生活，为了信仰和中囯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前后牺牲了7名亲人。彭湃与蔡素屏夫妻先后生育了4个男孩：1915年生彭铎（早卒）、1922年生彭绛人、1925年生彭士禄、1928年生彭洪;彭湃与第二任夫人许玉磬育有彭美美、彭小湃。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国民党四处屠杀革命者，连革命志士的后代也不放过。彭湃的遗孤被迫分散避难。其中，彭绛人、彭小湃在颠沛流离的过程中，与中国济难会结下不解之缘。

获释与“新家”

1928年夏，海陆丰苏维埃被强敌围剿，彭湃妻子蔡素屏在海丰公平镇被捕，不久壮烈牺牲，躲藏在山上的彭绛人也被敌人抓获。8月19日，海城区苏维埃政府交通员杨素琴（海陆惠紫暴动委员会主席杨望胞姐）被捕，被判两个月监禁。她与吴树容、彭绛人同处一个牢房。据杨素琴1985年回忆：“有一天，彭绛人手里写三个字问我懂不懂，我说是‘彭绛人，他马上叫我不可告诉别人。那时他才6岁，我们都很喜欢他。有一天，几个国民党兵在监房外看绛人，看后细声地说：‘这么小，不能枪毙，干脆做个包给他食。我听到后，马上对绛人说‘外面拿包给你，你不可食。他机灵地说‘我知道。”

陈炯明治粤时期，钟秀南曾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陈炯明下野后，钟秀南婉辞孙中山要他继续留任广东的请求，前往香港襄助陈炯明打理中国致公党中央事务。1928年春，国民党第五军进攻海丰时，军长徐景唐认为钟秀南等原粤系人物的地方基础较好，于是聘请钟秀南任海丰县长兼清乡委员会主任，助纣为虐。彭湃妹夫钟维华与钟秀南是同宗亲戚，便疏通钟秀南把彭绛人保释出来。当年秋，钟秀南和时任国民党广东省清党委员会海陆丰特派员陈祖贻等人与国民党军队之间出现了裂痕，加上地方人情关系使然，故把彭绛人保释了出来。

1928年11月，彭湃奉中共中央指示，离开潮汕大南山抵达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次年1月兼任江苏省委常委、江苏省军委书记。7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彭湃到苏联学习。大约在7月上旬至8月上旬间，彭湃母亲周凤在护送下，带着彭绛人抵沪，并把他交给彭湃。8月23日，在中央特科工作、以开“五洲药房”为掩护的海丰同乡柯麟为彭湃饯行。让柯麟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出卖了彭湃。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壮烈牺牲。

彭湃牺牲后，他的第二任夫人许玉磬决意继承丈夫遗志，回大南山坚持战斗，于是把年仅6岁的彭绛人和自己亲生的幼儿彭小湃委托给中央机关，再由中央机关交给中国赤色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组织部部长王弼安排托养。起初，彭绛人被安排在罗伟（又名罗茂先，新中国成立后在青岛纺管局任职）的家里寄住，先后用了彭径松、彭亚森、亚松等化名。

中国赤色革命互济会原名“中国济难会”，是为了援救受难者和烈士家属，由宋庆龄等社会民主人士与共产党人恽代英等于1925年9月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公开群众组织。大革命失败后，济难会被迫转入地下，1929年12月改名“中国赤色革命互济会”，继续开展工作。

1931年10月，黄励从苏联回国，担任互濟会全国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这时，彭绛人已由罗家转到互济会全国总会机关，由机关掩护人、地下党员朱姚照顾生活，一起居住的还有朱姚的女儿以及互济总会宣传部部长罗俊。彭绛人与朱姚的女儿朱琳一起在上海虹口普育小学读书。虹口普育小学是互济总会在上海虹口区集贤里办的第一所专门安置烈士遗孤与受难同志子弟的学校。为了掩护顺利办学，还特意从社会上招收了50多名学生混搭就读，校长是周雨亭，教员有孙鸿湘夫妇等。

病逝与尾声

彭绛人转到互济总会后，朱姚对他百般呵护、关怀备至，甚至比对自己女儿还要上心。黄励非常敬佩彭湃的革命精神，同样十分疼爱彭绛人，经常关心他的成长，给他讲述彭湃英勇斗争的事迹，以激发他奋发向上。

可惜，好景不长。1932年暑假的一天，互济总会组织部部长王嵩出于关爱，带着10岁的彭绛人到租界游玩，因疏于健康防护，让他喝了不干净的酸梅汤。回来后，彭绛人不慎患上脑膜炎。朱姚十分焦急，将彭绛人送到医院救治。几天后，虽然尽力抢救，但仍无力回天。彭绛人的离去让黄励与朱姚悲痛不已，据罗俊回忆：“记得当亚松不幸病死的时候，朱妈妈伤痛之至，一提起就哭。”

1932年8月，黄励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后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刘明俨、邓中夏、裴继华接续担纲互济总会的工作。1933年7月，黄励被捕，英勇就义。同年秋，互济总会遭到敌人严重破坏，无法再办。朱姚机智勇敢，继续留守在尚未撤离的机关内做掩护工作，一直坚持到1935年才回到南通夫家与女儿一起生活。

彭湃的第二任夫人许玉磬回到大南山后坚持战斗，1932年在汕头英勇就义。她离开上海时委托给中央机关的彭小湃后转入互济会创办的大同幼稚园抚育。大同幼稚园创办于1930年春，专门收养烈士遗孤以及在前方作战的领袖子女，董健吾任园长。

1929年底，王弼按周恩来的意见找到中央特科的陈赓商量办园之事，联系到在上海圣彼得堂担任牧师的地下党员董健吾。董健吾立即卖掉了祖上留给他的田地，租下了教友在戈登路441号的两幢石库门房子，次年3月办起了大同幼稚园。董健吾与上层社会关系较好，为了安全掩护，还特别邀请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园名。

幼稚园办了近1年时，董健吾觉得幼稚园的位置离英租界捕房太近，石库门里又没有活动场所，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不利。于是，将幼儿园搬到了陶尔菲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的一幢离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较近的两层楼房继续办学。这里与环龙路正好处在同一直线上，环境幽静，天气晴朗时，可以带孩子们到公园里玩。

当时，在大同幼稚园工作的有李求实之妻秦怡君、李立三前妻李一纯等中共党员。收养的孩子中，除了有彭小湃，还有恽代英之子恽仲希、蔡和森之子蔡转、李立三之女李力，以及杨殷之子、王弼之女等近20人。1931年3月，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也被送到幼稚园。幼稚园的5位保育员和19个孩子曾在法国公园拍过一张集体照。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决定迁往江西瑞金。大同幼稚园的生存环境也因此愈加凶险，被迫在1933年春解散，孩子们分别被亲友或地下党有关人士收养，彭小湃下落不明。

彭绛人和彭小湃的往事被尘封在上海一角。近年来，在彭湃孙女彭伊娜和中共原两广省委书记彭承泽之孙彭小睿等彭氏后人的努力下，才陆续发现了党内同志相关的回忆资料，为家国故事增添了又一续篇。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