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贾樟柯的纪实影片探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郝晓琳 李宛青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讲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使命。”纪实影片在艺术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贾樟柯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以其独特的纪实风格叙述了许多优秀的中国故事，在国际上取得了很高的声誉。文章以电影本体论的理论为依据，利用文本分析法，分析了贾樟柯作品蕴含的艺术特色、地域特色及民俗文化，从音乐、民俗、方言的角度探讨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技巧与策略。

关键词：贾樟柯 纪实影片 电影艺术 中国故事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提升带动了国际媒体对中国的关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也成为当下电影产业对外传播的任务之一。纪实影片作为印刻时代精神、记录社会记忆的文化产品，在国外受众中接受程度很高，对外传播的优势明显，尤其是中国第六代导演打造的以民间视角为切入点的纪实影片。其中，又以贾樟柯的纪实美学最为典型。

贾樟柯始终坚守民间立场，在时代变迁下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发声，其作品中对讲述中国故事有着独特的电影视觉。2000年后我国便加大了对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实施和推进，电影产业作为政策扶持的重要领域之一，众多导演已对中国电影“走出去”做了一定尝试。但就纪实电影而言，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实现跨文化传播仍是亟需解决的难题。文章通过分析贾樟柯导演的电影文本，寻求纪实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策略。

贾樟柯电影独特的音乐特色

音乐作为电影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丰富了中国本土的民族特色，也强化了海外观众的情感体验。贾樟柯在对于流行音乐的选择上同样富有纪实美感，在年代感中展现着时代特色。

传承中华戏曲。贾樟柯影片中展现了许多传统艺术，其中的戏曲音乐元素包括晋剧、黄梅戏、伞头秧歌等。贾樟柯的影片中有很多人们看戏的场景，《小武》中有小武父亲在家听戏，《站台》中崔明亮一家人吃饭时听戏，大街上的嘈杂声中也时常伴有戏曲的声音，展现着山西人喜欢看戏听戏的文化传统。《山河故人》中开场庆祝新年时，沈涛在农村信用社搭建的台子上手执花伞、领头舞蹈所唱的是民间口头文学中伞头秧歌。贾樟柯影片中以这些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情节发展，在对外传播中对有一定传承作用。

音乐文化认同。《go west》这首歌曲于1993年被宠物店男孩翻唱并大获成功，号召着东方青年来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贾樟柯把这首歌作为《山河故人》的开头，隐喻着中国人对西方的渴望，在结尾处借这首歌又表达了即使奔向西方，人物的孤独感仍然存在。《世界》中贾樟柯改编了蒙古歌《乌兰巴托的夜》，用凄凉、悲伤的曲调和歌词，与祖辈的“走西口”形成呼应。电影穿插外国语言的音乐来表达情境，更能引发海外观众的文化共通性，打动海外观众的情感。

贾樟柯电影独特的地域特色

地域文化是贾樟柯电影最为典型的符号，尤其方言作为地方话已成一种文化标志，具有建构真实叙事空间、塑造边缘人物形象、传播地域文化等多种内涵。

语言的载体。贾樟柯电影中的广播语言、人物对话都是用山西方言进行表达，不仅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性，也承载着山西的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礼仪风俗等地域文化信息，是这座城市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工具。电影《小武》中，主人公扒手小武操着一口地道的家乡话在和身份已经完全不同的小勇交流时，用同样的乡音能让受众在迥异的环境中抓住人物间无论如何也割不断的地缘关系，这种方言的使用使贾樟柯建构的影像中国更具本土化，更能彰显乡土中国的淳朴气质。人们倾听方言时，不仅在倾听它的语词意义，而且能感知到不同方言体现出来的人物的鲜活与中国复杂多变的现实。

底层叙事的情感。贾樟柯是坚守底层叙事的导演，其在电影中用镜头刻画了在时代变迁中众多徘徊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底层人物，讲述小人物琐碎庸常的日常生活。电影中方言的使用具有普通话无法呈现的真实性，给观众传达出更加淳朴、自然、贴近生活的原生态，能很好地诠释纪实美学风格，加深本土民族文化内涵。方言的背后主要是由农民分化出来的小人物和边缘人，他们反映了个体动荡不安的都市生活体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贾樟柯坚持用镜头语言来表述“情”“义”等人类共通的情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

贾樟柯电影彰显民俗文化

社会生活形态。文化是中国电影的重要元素，贾樟柯的电影与山西民俗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羁绊。民俗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的生活形态，贾樟柯利用民俗文化中不同的意象创造性地介入到电影叙事中，这些元素隐喻了人物情感的流动。在影片《小武》中，小勇结婚时，做饭的土灶、宴请客人的流水席、门上贴的喜联等都是山西人结婚经常出现的事物，而这种山西特有的喜庆风俗却与偷偷上门送礼金的落魄小武形成了鲜明对比，为后来小武的艰难无助作了铺垫。

饮食文化。饮食民俗在影片中被贾樟柯用来挖掘人文关怀和情感记忆。面食是山西的特色饮食，在《山河故人》中，饺子作为民俗意象多次出现，展现着沈涛的心路历程。在影片《三峡好人》中，韩三明来到奉节时递烟和旅馆老板搭话;在拜访麻老大时带酒向麻老大示好;在见到妻子时递上大白兔表达心意，沈红找到丈夫的茶叶却发现味道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在烟、酒、茶、糖四段叙事的推动下，由疏远到亲近，由尊重化为亲密。这些普通元素作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在电影中上升为具有不同寓意和传统内涵的意象，象征着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与情感特征。

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技巧

纪实影片发展至今，叙事结构和内容表述已相对成熟，但在“怎样讲中国故事”和“找到好故事”方面还需更多突破，讲好中国故事需为人们展现出一个真实、完整的中国形象。经文章研究，从贾樟柯的电影创作中，对讲好中国故事有以下策略：

以小见大，刻画人物。讲好中国故事的第一步是选好中国故事，即找什么样的故事来讲述。马克思认为，好的文艺作品除了应有合理的结构和感人的情节外，人物的个性描写方面一定要有鲜明的特色。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大部分人身份很普通，但他们的故事却更丰富鲜活、更真实感人，与国际传播对象更接近，从而也更有说服力。这些人身居底层，不服从命运的摆布，但又很难找到出路。通过这些中国的缩影来讲述中国故事，更容易从身份上唤起海外观众的认同感，使其更深入地了解影片反映的社会现象。纪实电影要充分挖掘底层人们的故事，关注个体生存意识，用大众化、人性化的方式注入角色，自然而然推动中国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进入其他国家的主流文化视野，扩宽“他者”了解中国民间的渠道，体会中国人的坚韧品格，感悟中国形象。

保留本土文化，建立情感共鸣。有了好故事，更要有讲故事的好方法，才能有效促进文化传播。当下中国电影在場景、制作、拍摄等方面技术已相对纯熟，讲好中国故事更需要的是如何传播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纪实电影可借画面、语言、情节、音乐、人物等电影元素，挖掘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把中国故事和中国元素有机融合。以《三峡好人》为例，通过纪实风格的拍摄手法设计日常生活细节，结合人物的本色表演，真实传递了中国本土地域特色。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情境下，纪实电影既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体现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同时也要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讲当代故事、人性故事，用中外文化交织的故事发掘全球普遍认可的和愿意接受的文化价值，用跨文化认同激起受众的情感体验，以满足其精神上的审美需求。

形势之下，坚守本心。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纪实影片在国内经常出现“叫好不叫座”的情况，作品并不能被广大观众所接受。但还有这样一群导演坚守着自己的风格，创作理念没有被商业化吞噬，在当今浮躁功利的时代下关注普通个体，捕捉社会现象，以对艺术的尊敬与热情，用镜头把故事讲好，这正是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的执着与信念。贾樟柯的成功也让人们认识到在讲故事时要不以商业利益为导向，正确认识纪实影片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舆论导向的影响。

结语

通过对贾樟柯的电影进行文本分析，能够了解到其作品中以平民视角展现了对小人物的人文关怀、对中国文化普世价值的传递和对电影艺术的思考和坚守，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技巧。在中国电影多元发展的今天，这种把民生、文化和电影有机结合起来并加以艺术化的手法，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纪实影片的传播在塑造国家形象上仍面临着重大挑战，需更多关注人类普遍问题，突出国家形象的塑造，才能构建完整有力的叙事策略，更好地促进中国故事讲解效用的最大化。（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段文英：《贾樟柯电影作品中音乐元素的功能》，《音乐传播》，2018（3）。

2.孙宏吉，路金辉：《贾樟柯电影中方言的意义与价值分析》，《当代电影》，2016（6）。

3.孙玉冰：《贾樟柯电影与山西民俗文化》，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