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大奇书”到“四大名著”

2020-08-02 11:02
新传奇 2020年21期
关键词:四书金瓶梅贾宝玉

“四大奇书”是明代四部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合称。这一概念的提出,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内涵。那么,《红楼梦》问世之后,为何取代《金瓶梅》,最终形成“四大名著”这一约定俗成的称呼?

一“正”一“奇”,足以相提并论

经典是指传统的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书籍。“五经”“四书”和“四大名著”在中华文化经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汉代确立了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典体系,宋代确立了以“四书”为核心的经典格局。“四大名著”的经典地位则始于晚明,确立于五四运动以后。

追溯“四大名著”说法的来源,首先要提到“四大奇书”。这一概念形成于明末清初。“四大奇书”是明代四部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合称。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这四部书常被论小说者并提,至清初,李渔明确提出“四大奇书”的概念。他在为两衡堂刊本《三国演义》所作的序中说:“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记》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似。”李渔之后,“四大奇书”成了小说评论中的常用术语。

明末清初“四大奇书”概念的提出,蕴含特定的文化内涵——“四大奇书”其实是比照儒家经典“四书”来命名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四大正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则是“四大奇书”,一“正”一“奇”,足以相提并论。在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问世之后,去《金瓶梅》而取《红楼梦》,逐渐形成了“四大名著”这一约定俗成的称呼。其中,《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的代表作,《水浒传》是英雄传奇的代表作,《西游记》是神魔小说的代表作,《红楼梦》是人情小说或世情小说的代表作。

“奇”与“正”既有相对性,也有统一性

“四大奇书”之“奇”,是与“四书”之“正”相对而言的。这种相对性,既表现为语言形式的不同,“四书”用的是文言文,“四大奇书”用的是白话文;也表现为内容重心的差异,“四书”代表的是大传统,偏于政教,“四大奇书”代表的是小传统,偏于“人情”。

清初刘献廷在《广阳杂记》卷二中说:“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刘献廷是清代地理学家,对历法、数学、音韵等方面研究都有贡献。他的这段议论表达了两个信息:一是主张要在小传统的基础上确立新的文化经典,二是强调新的文化经典的确立要“原本人情”。“原本人情”是对“四大奇书”文化特征的鲜明揭示。

“四大奇书”与“四书”既有相对性,也有统一性。作为儒家文化经典的“四书”,之所以在宋代取代了“五经”的地位,是因为“四书”把儒家的三个核心理念作了更为集中、明晰的表达:一是民本思想,对“民”的地位和重要性给予充分肯定,并认为治理国家一定要亲民、爱民;二是在官员选拔方面,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三是加强个人修养,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文化精英,都应自觉砥砺人品。并非偶合,这三个理念在“四大奇书”中也是内容重心:《三国演义》何以“尊刘抑曹”,就因为刘备更加符合老百姓对“仁君”的期待;《水浒传》中林冲等人的遭遇,都是在“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被破坏的境况下发生的;而《西游记》的主旨,如晚明诗人谢肇淛在其所著的《五杂组》中所说,是“收放心”,即控制欲望,不要被个人欲望所支配。“四大奇书”以“原本人情”的方式传达儒家理念,有着“四书”所不具備的特殊魅力和效果。

《红楼梦》为何取代了《金瓶梅》

“四大名著”中有《红楼梦》而没有《金瓶梅》,这种选择,不仅因为《红楼梦》更适合普通读者阅读,也因为《红楼梦》提出了许多现代读者极为关注的社会问题。比如,在人生道路和配偶的选择方面,个人是否有自主权?贾宝玉渴望获得自主权,却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只能出家了事。

贾宝玉一生下来,他的人生道路就因为家族的需要而被确定了:他必须做官。身为荣国府的公子,他享受了这个家族给他的荣华富贵,也有责任为家族荣华富贵的延续尽责。然而,他既没有兴趣做官,也没有能力做官。

不适合做官的贾宝玉,在文学艺术方面却极有天分。他给大观园所题的那些匾额、对联,他就这些匾额、对联所发的议论,都着实令他的父亲贾政感到得意。贾宝玉的学养也不同寻常,他对于《文选》的精熟程度也是相当深的。贾宝玉还是一个出色的书法家。如果可以根据自己的擅长和兴趣选择人生道路,他绝不是一个平庸的人。可是他没有这个权利。

贾宝玉的尴尬,验证了清中叶郑夑(郑板桥)《南朝》诗序中的一段话:“昔人谓陈后主、隋炀帝作翰林,自是当家本色;燮亦谓杜牧之、温飞卿为天子,亦足破国亡身。乃有幸而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寻常眼孔中也。”或如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中所说:“宋太祖曰:‘李煜好个翰林学士,可惜无才作人主耳!秀才郭麐《南唐杂咏》云:‘我思昧昧最神伤,予季归来更断肠。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曹雪芹、郑板桥和袁枚,这三个同时代的人,都对人生道路的自主选择问题有所思考,而曹雪芹的思考和表达最为深切、最能影响读者。

由此可见,“四大名著”之所以享有崇高经典地位,自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四大名著”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性日渐突显。特别是上世纪末以来,“四大名著”的一些重要章节入选中小学教材,并列入国民教育的“课外阅读书目”和“建议性课外读物书目”,体现出国家对中华文化经典的重视。“四大名著”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程度,与其经典地位是大致相匹配的。

(《学习时报》2020.5.22 陈文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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