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潘光旦
前段时间后浪与前浪的讨论喧嚣尘上,但青年人问题在网络文化与消费主义双重的“降维打击”之下早就名存实亡,更何况还有资本游戏的“黄雀在后”。回顾前贤,潘光旦先生的旧文倒是有针砭时弊的妙用,有心人不妨直视。
本文摘录自社会学家、教育家潘光旦先生(1899—1967)的旧文。原题为《国难与教育的忏悔》,作于1936年。

潘光旦先生
近代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自国难一天比一天的严重,而此种对不起之处才一天比一天的无可掩饰,至最近且到一完全暴露的地步。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
近代中国的教育没有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公民、平民或义务教育,二是职业或技能教育,三是专家或人才教育。
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
第一种目的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说得最好听,也无非教人取得相当的所谓“社会化”,至于在“社会化”以前或“社会化”之际,个人应该有些什么修养上的准备,便在不议不论之列。

左起: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左起:费孝通 孟吟 潘光旦 吴文藻
第二种教育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专教人学些吃饭本领;绳以“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原则,这种教育本是无可厚非的。但至少那一点“荣辱”的道理应当和吃饭的智能同时灌输到受教育的脑经里去,否则,在生产薄弱,物力凋敝的今日,也无非是教“不夺不餍”的风气变本加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