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爱国之外几多愁

李牧谣

陆游是个悲壮而复杂的人，一生都在“求而不得”中度过：他爱唐琬，却不敢违抗母命，将她休了;他有报国热情，却做了一辈子冷官;他无数次在梦里冲锋陷阵，可在宋孝宗眼里不过是个诗人。

初春的沈园湿润又迷蒙，像刚哭过的美人脸，来访的陆游恰巧愁肠百结。

在前些日子的殿试上，他被秦桧“显黜”了。只怪他省试成绩太好，名次盖过秦桧的孙子，还差点连累了主考官。朝中没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同科学子的宽慰也是隔靴搔痒，父母只是避重就轻地责备他“隋学”，他多想找人聊聊。他想起前妻唐琬，他们以前常来这里，一起“讨伐”秦桧，说些“大逆不道”的话。

陆、唐为何分手，后世揣测纷纭，史书上一句“不当母夫人意”含糊又清晰地将矛头指向陆母。有人说这是典型的“怕儿媳和自己抢儿子”的婆婆心理，所谓“唐氏不孕”“陆游惰学”都是借口罢了。

也有人说，唐琬被休和陆游“语触秦桧”有关。唐琬的父亲因被金兵围困而饿死在江陵山中，于是陆、唐的抗金思想和爱国情绪互相影响、持续发酵，以致陆游在进士考试中斥指朝政，惹怒秦桧。因此，陆母迁怒于唐琬。

面临“要媳妇还是要娘”的终极选择，陆游没有立刻投降。起初他只是佯装休妻，将唐琬藏于别馆，常去看望。后来陆母听到风声，逼他们绝交。没过多久，陆游再婚，唐琬改嫁。

这段短暂婚姻只是他漫长人生的苦涩开头，也是一道让他体验“求而不得”的练习题。

1158年，秦桧死后三年，朝中的爱国义士开始抬头，34岁的陆游终于重返仕途，任敕令所删定官，主要负责编纂与公布法令，地位不高。但他很欣慰，还写了长文感激上级。

可四年后他就被贬为镇江通判，三年后又被贬为隆兴府通判，再过三年便被罢官了。他犯了致命的职场错误——站错队，而且逼老板做他不想做的事。

当时朝臣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宋室南渡后，主和派主张定都临安，一来打消敌人戒心，二来便于在敌人南侵时有充足时间逃跑;主战派主张定都建康，便于北伐，收复中原。

宋孝宗刚即位时颇有北伐决心，朝中定都建康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但宋高宗是毫无作战意志的太上皇，每当孝宗准备北伐他都会出面阻挠。更重要的是，孝宗自己的意志也不坚定，战事稍有不利便立刻退缩，使一切计划落空。

这类政策突变还发生过好几次，基本都以主和派的胜利而告终。陆游作为主战派势必遭到打击，最终被弹劾的罪名是“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那年陆游40岁，似乎已看到仕途的尽头。他在朝中无人，最高只做过司法官员，现在还失业了。他赋闲在家，将道教作为精神寄托。

如果陆游潜心道教，几十年后说不定会成为一个思想家，但命运打断他的“修行”，又给他一次建功立业的机会。当然，10年后他会发现，这次复燃的不是他的功业，而是他的幻想。

45岁的陆游被召入蜀，任夔州通判，主管学事兼农事。到达夔州后，他受聘于王炎幕府，开始了真正的军旅生活。在那里，他的抗金梦想沸腾了七个月，诗中曾记：有次路遇老虎，我大喊一声，在老虎立身前扑的瞬间将矛插进它的喉管，血流如注，同行士兵皆面如土色。

有人怀疑这是陆游自夸，但不论真假，这次“打虎”是陆游抗金热情的集中进发，甚至可以说是他生命中最光彩的时刻。可惜仕途尾声中的这缕“回光返照”，消逝于孝宗又一次衰退的作战意志。

“北伐”计划取消后，陆游在四川做了六年官，“冷官无一事，日日得闲游”。未酬的壮志特别适合消磨在酒楼里，那段时间他的很多诗都题名“夜醉”“醉书”。可能是官做得太散漫了，陆游被罢免，言官说他“燕饮颓放”。

陆游62岁时受孝宗召见，在延和殿里一吐对朝政的看法，孝宗说：严陵山美水美，你在公事之余可去那里作作诗。

想来，在孝宗眼里，陆游始终只是诗人。如果再参考一下政敌的诋毁，他恐怕还是个喜欢标榜爱国的诗人。

陆游的晚节一直有争议，很多人说他攀附“奸相”韩侘胄。

对老年陆游来说，收复中原是纠缠六七十年的执念，而韩侘胄主持的“开禧北伐”是他生前看见河山收复的唯一希望。

当时陆游就是个天天在家看“新闻联播”的退休老干部，而宋国派往金国的使节也和现在的媒体一样，报喜不报忧。所以陆游得到的讯息总有偏误，比如“金国很乱，我们应趁机收复北方”之类。

在这种情况下，陆游有了很多“亲韩”举动，如他重新出来做官、为韩侘胄撰写《南园记》《阅古泉记》等。他还在韩侘胄生日之际写了首诗，赞扬他的“中兴之功”。

当时就有很多人质疑他的晚节，朱熹很有先见之明地说：“（陆游）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

陆游对此倒没什么心理障碍，曾把自己和韩伲胄的关系比作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关系：在国家大事上可以合作，在私人关系上没必要因政见不同而发生无谓的纠纷。

晚年的陆游很像堂吉诃德，时人已逐渐放弃恢复中原，或只是利用“抗金”博取美名，他还是紧抱忽明忽灭的“复国”希望，并为这点希望搭进了浮浮沉沉的宦海一生，被同僚批评“不合时宜”“喜论恢复”，甚至赔上清誉，最终成为怪异的战士。

但陆游终究比常人看得开、看得远，在开禧北伐失败后写下“毁誉要须千载定，功名已向隔生求”，作為留给后世质疑者的不算反驳的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