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小地摊

闻之

近期，“地摊经济”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城市火了。从成都率先对占道经营开绿灯，到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提议给摆地摊的小商小贩松绑，再到中央文明办明确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不考核占道经营，“地摊经济”一再进入人们的视野。在笔者看来，近期各地红红火火的“地摊经济”，正在给保民生稳就业这一重中之重的发展要务注入活力。

往远了看，《清明上河图》中，就有挑担叫卖的，有支摊吆喝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往近了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就讲述了改革岁月里，主人公通过“鸡毛换糖”这一流动贩卖方式改变命运的故事。像电视中的主人公一样，在“乡土中国”变为“城乡中国”的百年变局进程中，现实中成千上万的家庭，都是通过卖茶叶蛋、卖大碗茶、摆修理摊等，完成原始积累，进而在城市站稳脚跟的。

在中国古代，“地摊经济”就是一种生生不灭代代相传的商业形式。展开《清明上河图》的画面，我们可以看见“热闹”的市井繁华迎面扑来。对此有人描述说：“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但少尘土扑面耳。”《清明上河图》中所展示的河市，是图中描绘最精彩的部分。河中船只络绎不绝，首尾相接，有的沿岸停泊紧张卸货，有的逆流而上满载货物。船夫摇橹撑篙，纤夫齐心拉纤;河边商铺林立，四方商贾、京城市民在此洽谈宴饮作乐。而内城的业态更丰富，大街上有骑马的，有领着骆驼队出城的，两边有临街做生意的。其中“香丰正店”是全画里最醒目的店面，酒店大门前面扎着缛丽的彩楼欢门，挂着彩球，这应该是当时城里最豪华的酒店。

不过，古时干餐饮的还是小商小户居多。在《清明上河图》里，除了“香丰正店”“孙羊店”这样有名有姓的大食品店，随处可见的是那些沿街叫賣者。勤劳的百姓市民，通过摆摊做小生意，既给生活在城里的人们提供了方便，也为自己解决了生计。在古时，人们的广告意识已经很强。在《清明上河图》图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家纸马店”“饮子”“香饮子”等各种市招。当然，多数业户连市招都不需要，货物往那一摆，就知道是卖弓箭、车具、木器、书画、笔墨、水果的，这样的“地摊经济”，在古代其实就是一种生生不灭、代代相传商业形式，到处呈现出浓郁的烟火气息。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商业经营时间大大延长，兴起了夜市与早市。《清明上河图》中有多个店家使用了灯箱广告，如“正店”“脚店”。灯箱类似于现在的霓虹灯，是店主人在夜间招徕顾客用的，遍布的灯箱体现了北宋夜市的兴盛。张择端的画笔，所描绘的是北宋末年徽宗时代汴梁郊区、城内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汴梁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在汴河边上。据统计，当时汴梁城人口有26万户，如果以每户5个人计算，总共130万人左右，再加上常年驻军约有40万，差不多有170万人口。在当时，汴梁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

据史料介绍，汴河即是隋代大运河的通济渠。唐安史之乱后，江南兴盛，汴河成了运输江南税赋物资到长安、洛阳的重要航线。向北可入河北，向东北可入山东，向东南可入江淮，向南可入鄂湘，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由于五代十国连年战乱，东京汴梁的城建并不系统，城内甚至很难找到笔直的街道。加上拆迁阻力大，一直没能形成长安城那样的棋盘式格局，反倒是沿着汴河这条黄金水道周边，会聚起大量的商业经营者，形成独特的城市风景。由于“民以食为天”是条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宋代笔记《东京梦华录》里提到，东京汴梁有100多家店铺，其中酒店、饮食店占了一半以上。其中，高档的酒店叫“正店”，有72家，“香丰正店”就是正店，拥有造酒和卖酒的资质。

从《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还有众多的食品店分布在街道两边。东京汴梁的食品店分北食、南食、川饭店三种，口味丰富。这些食品店里规模较大的，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得胜桥郑家油饼店，“动二十余炉”;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需要雇几十名工人劳动。宋代城市商业氛围浓厚，还有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宋太祖开国后重文轻武，放任土地兼并，允许甚至鼓励官员经商，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可想象的。再就是，官员利用专营制度，以公为名，行私之实，茶业、盐业、木材业领域尤为严重。就连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也广占土地兴建邸店，成了大富翁。

上行下效，人人热衷于发展商业，所以宋代的商业气息空前浓厚。官府、官权富贵及平民百姓，争相在汴河沿线黄金地段建造酒肆、邸店，开展形形色色的商业活动。在宋徽宗年间，夜市中“地摊经济”是十分繁荣的。《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而关于早市，《东京梦华录》亦有描述：“诸门桥市井已开……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

其实在宋代之前，中国流行的是坊市制。坊是居住的区域，外部有坊墙封闭，坊与坊之间靠街道相连，构成了棋盘式的城市格局。市是商业区，不仅集中设置，而且定时启闭。像偌大的唐代长安城，只设置了西市和东市两个商业区。因此，古人采购东西是件非常麻烦的事，经常需要多处奔波。在《木兰辞》里，花木兰为了置办齐参军的装备，甚至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后来，伴随着临街商铺的产生，占道经营的现象也日益突出，当时称之为“侵街”。在《清明上河图》中，各种违制侵街行为直接改变了街道面貌。沿街搭建的各种凉棚、摆放在街路上的桌椅等，把街道空间作为店铺空间延伸，大大缩减了道路的宽度，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坊无广巷，市不通骑”的现象，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为此，官府设立了“街道司”，负责维护城市秩序，甚至会动用强制手段，拆除侵街的建筑物。但是，在执法过程中，官府会考虑普通民众的不易，柔性操作。例如，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开封府申请强制拆除侵占街道的民房，就规定“上以劳扰不许”。元祐五年（1090年），范祖禹上书宋哲宗，建议对侵街的民房，“除大段窄隘处量加撤去外，无令过当拆屋”。为规范摊贩经营，宋朝官府还在街道两旁测量距离，竖立“表木”，作为禁止“侵街”的红线。红线之内，允许设摊、开店，但不得侵出红线之外。如《清明上河图》的虹桥两头，就树立有四根“表木”，桥上两边，小商贩开设的摊位，都在“表木”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这样的设置，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也不至于妨碍公共交通，更便利了百姓的生活用品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