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杂志》(1915
--1925)中的现代女学观念及女性诉求

陶春军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自20世纪初以来，我国女性的身份、地位逐渐发生转变。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开始扮演多重角色，在职场中，女性与男性竞争，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在社会上获取一席之地。从封建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到底是什么使我国女性的地位出现如此大的转变呢？诚然，生产力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西方思想文化的译介与传播等因素都对我国女性解放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女学观念在改变中国女性命运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辛亥革命前后，女性社团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大批进步女性投身妇女解放运动。相关资料显示，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主要女性社团已达40余个[1]，多以“争取女权”为宗旨。与此同时，一批面向女性的报刊涌现。以“倡导女性解放，追求男女平等”为宗旨的我国最早的女性期刊《中国女学报》于1898年创刊，此后《女子世界》(1904)、《女界灯学报》(1905)、《中国女报》(1907)、《中国新女界》(1907)、《神州女报》(1907)、《女权》(1912)、《妇女世界》(1915)、《中华妇女界》(1915)等相继面世。其中，1915年创刊的《妇女杂志》是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刊物。它1915年1月创刊，历经“五四”运动的酝酿、高潮、退潮等重要时期，见证了中国女学观念演变的过程，见证了中国女性地位的转变过程。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学观念，诞生于20世纪初，在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中，它直接参与了中国女性现代精神的熔铸和锤炼。

一、现代女学观念发展的特殊语境：西风东渐与本土思想转型

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深刻的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中国新型女子教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现代女学观念随之逐渐发展起来。换言之，现代女学观念是西风东渐和本土思想转型的产物。

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新的实践和理论方式传到国内，并生根发芽与发展。国内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的实践和理论。而《妇女杂志》中的女学观念作为国内女性主义思想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是根植于国内本土思想转型基础之上的。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传统女性思想在统治者和普通民众心里已形成固态，内部的细微变化难以打破传统的惯性，除非有强大的外力作用介入。鸦片战争在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开始对封建社会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提出了质疑，他们对政治、教育、工作等方面的男女不公平现象进行了早期思考，要求男女应该平等对待。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洪秀全试图缔建一个“男人叫兄弟，女人叫姐妹，不列尊贵，不分贵贱”[2]的理想社会。他的思想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抵牾，对几千年束缚广大女性的成规戒律产生巨大冲击。在1898年的戊戌运动中，代表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也明确倡导男女平等和教育平等，他们甚至提倡实施义务教育，以提高包括女子在内的国人的文化素质。这些思想为国内自营女子学校的开设奠定了思想根基。

学校是女性接受新知的主要途径。国内女学观念的发展离不开女子学校的创办和繁荣。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播西方宗教、教育、文化等思想，开始在中国兴办女子学校并且传播“女学愈先，国势愈强，欧洲制成效昭然矣”[3]等女学观念，客观上启蒙了中国“男女平等”思想。1844年，英格兰长老会“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派出阿尔德赛女士在浙江省宁波市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子学校。这不仅是西方教会在华兴办女学的开始，也是中国女性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肇始之地。1898年6月，中国开始出现由本国人创建的以女性为主体的学校。至此，受教育权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核心，而兴办女子学校是女学观念的实绩呈现。20世纪初，中国掀起了设立女子学校的浪潮。使女子学校为进一步规范化、程序化并走上正轨，晚清政府还特此颁布宪章，明文确立女子学校的法定地位。中华民国初期，女子学校得以长足发展。孙中山在任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时期,极力推崇男女平等,振兴女性教育，废除女子缠足陋习，期望能够彻底改变女性肢体和思想禁锢，这也为女子学校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契机。全国各地积极响应，纷纷开始建立以女性为主体的师范学校。女性教育的热潮在全国兴起。女性的教育系统，包括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已经初步形成。《妇女杂志》用文本(文字)和副文本(图片)的形式见证了现代女学观念发展，而它在国内女性思想现代化转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妇女杂志》(1915--1925)呈现出的女学观念

《妇女杂志》的主编有王蕴章、章锡琛、杜就田、叶圣陶、杨润馀等人，参与主编的有(朱)胡彬夏，执行主编有金仲华，撰稿者有恽代英、沈雁冰、胡愈之、胡寄尘、蒋维乔、钱基博、成舍我等人，他们视女性教育问题为社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但在不同阶段，女学观念却也存在着很大差别。

所谓女学观念，简单来说，就是女性应该接受学校教育、获得受教育权利的相关观念。王蕴章主编《妇女杂志》(1915--1920)时早期受到贤妻良母传统思想的影响，以提倡女学及实用主义为核心，希望把女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科学和文化知识的优秀妻子和母亲，使之更好地承担起做妻子、做母亲的职分。因而，女性教育的内容也被局限于家政方面。王蕴章担任主编时曾经刊登过许多家政经济教育文章(见表1)。

表1 《妇女杂志》早期登载家政经济教育文章

由上表可见，这阶段的女性教育主要号召女性从事家政(烹饪、育儿)、农业(栽培、养蚕)等，其局限性在于：离不开几千年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影响，女性所从事的职业仍与女性传统所从事的养蚕、缫丝、织布之类的体力劳动一脉相承，这类工作往往以家庭为单位，女性所付出的劳动容易被忽视，甚至被看作是贤慧女性分内所做的事情，而且这些工作并不能让女性完全接触社会，她们的活动仍然局限在家庭中。

那么，女性为什么要工作？几千年以来，中国女性几乎不曾独立从事谋生之职，此时希望女性工作，难道真的是为了女性有独立的经济能力？解放妇女，诚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更多的是由于现实的原因。有识之士隐约地意识到：国家处于经济萧条时期，如果女性能够和男子一样工作，那就会减轻家庭的负担，也有利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正如《桐邑妇女职业谈》中所言：“吾国今日财政不裕，经济不灵，时起恐慌，社会生活程度之低至今可谓一落千丈矣。顾妇女之职业……”[4]

梁令娴在《敬述吾家旧德为妇女杂志祝》指出：“窃尝思妇女最大之天职，岂非在相夫教子……妇人在家庭中实有莫大事业，苟能尽相夫教子之天职，即能为世间造福。”[5]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兴女学和女性教育不是当时提出者的最终目标，更准确地说，它应该被称为手段，目的是使女性更好地承担相夫教子的使命。这种教育目的符合当时梁启超提出的“拯救国家，保人民种类之自立”“好妻子，好母亲”的最终宗旨。但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贤妻良母在现代的内涵与外延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要求女性具有传统的贤惠，还要求女性具有家政知识，所以这种以“逻各斯”(logos)男权中心建构的女性教育观念是男性对家庭女性全部的美好想象。

到了《妇女杂志》中期(1921--1925)，有识之士提出，女子的教育目的应该在于发挥女子个人所具有的独特性，使女性能够展现各自的天赋，适应并融入现实社会生活。让女性走向社会教育思路的出现，与“五四”后期的新文化对女性、对“娜拉”的关注、对“娜拉走后怎样”的关注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可以看到，在杂志前期出现的家庭教育模式已经变为新旧两大阵营，要想把女性从旧家庭的种种苦难悲惨之中解放出来，教育首先要做的就是破除贤妻良母主义，促成个人人格的完善，这也是新教育的终极目标，这样的论点在改革后的杂志上随处可见，如杨舜英《读书的我见》认为“读书要求得真确的人生观”[6]。当时社会对女性教育的目的越来越突出，就是让女子发挥自己的独特个性，也越来越强调对女性人格尊严的构建。在尊崇个性化的同时，《妇女杂志》还强调女性担任多样性社会角色的观念，号召女性在各个领域积极参与活动，如1921年杂志第七卷登载的副文本----插图(见表2)，选取中国女性和国外女性在外交、体育、艺术等多个领域积极参与活动、发挥自己才能的图片。这些图片能够显示世界女性包括中国女性，在社会活动领域所能达到的高度和广度。这些源于女性生命本体，无形中打上了性别烙印。实事求是地说，女性参与社会的系列图谱，不仅显示了国内女性在认识自我、理解社会方面所达到的高度，而且还能反映现实中她们自身所面临的困惑，其中蕴涵的女性自省意识和觉醒精神尤具现代意味。

“副文本”与正文中介绍日本、俄国等其他国家的妇女运动相呼应，积极宣传女性多样化的社会角色，其目的在于鼓励国内妇女参与各项社会活动，树立社会教育观念。

表2 1921年《妇女杂志》登载女性活动插图

总之，这一时期的女学观念不再局限于家庭，而是放眼于整个社会。他们认识到，女性不仅应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和工作的权利，而且也应该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之中。

改革后的《妇女杂志》进一步整合了女性自立的社会职业教育思维。“民国以前基本上没有女子职业教育”[7]，在当时中国社会环境条件下，女性想要学习技术知识，想要接受正规职业教育很难。《妇女杂志》不啻为新时代女性的益友良师，对女性职业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章锡琛担任主编时，对《妇女杂志》的宣传主张进行了重大变革。其教育的内容也从家政教育转变到职业教育。这种变化从该杂志中个别文本就已初见端倪：“中国女性地位低下的最大原因，因为没有适当的职业，所以今天关心女性解放的人，首要的是推动女性的职业教育。”[8]事实上，《妇女杂志》中女性职业教育问题也反映了男女平等的教育理念。在《妇女杂志》的早期，几乎没有关于女性职业教育的讨论，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女性应该为社会谋福利而从事工作。对受到好妻子好母亲思想深刻影响的女学而言，这种女性职业仅仅是为了让女性能更好地担当家庭职守。《女子职业宜造福社会论》和《女子宜广习各项工艺说》都只是在讨论女学观念，没有明确表明女性职业教育的内涵，此时的女性教育仍旧没有摆脱家庭的牵制，男女也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后来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女性和男性应该平等的思想才逐渐地替代根深蒂固的贤妻良母的女学观念，女性职业的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种种迹象表明，《妇女杂志》中女学的任务正发生从着眼家庭到重视个人的转变。

如前所述，前期《妇女杂志》中所提倡的把女性培养成“贤妻良母”作为学校女子教育的唯一目的，存在很大的误区。后来大多数女性教育者逐渐意识到前期观念存在的弊端，他们认为今后对女性的教育应该以职业教育为核心，着重加强培养女性独立谋生的能力。这种主张是从女性经济独立的视角出发的，有一定的合理性。虽然章锡琛对《妇女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希望《妇女杂志》在女性教育目的问题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可是由于贤妻良母式的家庭教育观念存在已久，可谓是根深蒂固，许多的女子学校依然设置一些家政类的学科，这使得很长一段时期内，形成了贤妻良母式的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融汇的奇特景象。

三、《妇女杂志》(1915--1925)折射的女性诉求

《妇女杂志》中的女学观反映了现代女性已经开始觉醒并逐渐获得受教育权的事实。从《妇女杂志》的许多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重男权，轻女权”“男性尊贵，女性卑贱”的思想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女性深受其害。旧时代的女性基本上都是在深闺中幽闭终身，很少有出门远游的机会。《妇女杂志》第2卷第1期《河南女子师范学校毕业训词》曾揭示出这种辛酸：古时社会主张男性主外、女性主内，极力反对女子像男子一样参与政事。旧时认为女子应该把生育作为自己的唯一天职，除此之外的事情则应保持距离，不应多参与。这主要是由于，女子生育期大概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一位女性终身可生育儿女十个左右，每位子女自孕育哺乳要花费女性两年左右的时间，而后母亲还要竭力、尽智地抚养子女使他们成人成才[9]。由此可见，古时候的女性几乎把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子女，生育子女就已经使女性顾及不暇，怎么会还有其他精力从事其他事情呢？古代教育都是专门为男子而设立的，女性是没有权利和机会参加的。封建社会理学家一直奉“女子无才便是德”为圭臬，限制女子接受教育。在几千年压抑的社会风气之下培养出来的女子，她们不知道教育是什么，也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必要接受教育。

自海禁开通后，“男女平权”的学说随之东来，于是国内开始重视女性教育问题。《妇女杂志》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改革中国教育模式，从而使女性能够获得相应的受教育的权利，此外还认为可以把西方女子教育模式作为我国女性新式教育的蓝本。《女界缘起》这篇文章曾提到：“女学不明则女权不伸，而平等自由之幸福，亦无其资格以享之。”[10]《振兴女学之功效》[11]和《理想之女学生》[12]指出，兴女学应该有利于女性更好地从事家政，为男子解决后顾之忧，使他们能专注地为国效力。该杂志五卷四期中《说女子教育》的文章提到了一位法国教育家，其名著《男女儿童教育之区别》中声称：“女子当受教育，一则刻意训育儿女，母者儿女天生之师傅也，二则可以为其夫子之良友，以助其德育上之进步，三则造物生人，男女平等，男子既受教育，固女子亦当自由开发其知识，成一有思想，有自由之动物，如男子然。”[13]从中可以看出，西方知识分子早已认识到女性获得教育的重要意义。这表明，20世纪初的人们已经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仍然是男性，而不是女性与男性的平等权利，而女性已经开始觉醒，并力求摆脱附属于男性的状况。

(一)女性对教育的诉求：改良以贤妻良母为核心的传统家庭观念

《妇女杂志》的早期文章，在论述女性教育的作用时，都认为女性回到家庭当中是女子最好的归宿。文章认为，女性应该把相夫教子视为自己神圣的天职，根本不必接受许多年的教育，况且女性受多了教育还会使社会处于一种本末倒置、混乱的状况，比如：妻子强于丈夫，男女之间的交际会有伤“男女授受不亲”的风化，高尚纯洁的女子接受教育容易变得反叛，脱离目前禁锢的生活。《妇女杂志》文章中的一些作者提出，为了使得女性更好地尽到“齐家”的职责，必须用良好的教育浇灌她们。他们认为女校应“以贤妻良母为期定女子教育之方针”[12]。女学的目的应该是让女性为将来更好地操持家务做准备，并且能够在婚后成为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提出此类观点的大多为男性作者，也有少量女性作者，但他们话语的言说却是一致的，仍限于男权空间。梁启超在《变法通译》的《论女学》中也提到“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4]。他们反对女性在文学、自然科学等方面深入学习，因为女性受过高等教育，思想将更加开放，就会“无视家庭妻室的管理”，使家庭“渐渐陷于贫穷和混乱的况状，违背好妻子、好母亲的宗旨”[12]。所以为了遏制此类状况的发生，女校开设科目应该围绕着家庭事务方面的常识而设立，也即“首先谋求生活计划，再慢慢寻求通晓经史”[15]。由是观之，当时的女学观只不过是对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中“男子济世，女主齐家”观点的扩充，女性学习的效果只是使女性成为具有一定生活常识的家庭女性，使她们能够在家务劳动中变得更加熟稔和有技巧。

一言以蔽之，当时的女性是在我国封建传统道德规范束缚下接受的教育，是通过教育掌握一定的科学新知识来管理家庭事务,她们并没有也不可能获得像男性一样的教育，和男性相比，她们并没有获得平等的教育权利。然而，与古代所倡导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相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女性已经实现了由传统的“无才”到“实才”的华丽转身，逐渐开始在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女性对职业的诉求：参与到社会职业中

20世纪初，随着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的改变，许多家庭仅依靠男性外出工作已无法维持家庭的正常开支，此时，女性被迫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寻找外面的工作以补贴家用。与此同时，国内妇女解放运动此起彼伏，女性要求经济独立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然而，女性想要获得经济上的真正独立必须要掌握一门技艺，学会谋生的技能，例如：女子想要参与政治生活，便不能不具备一定的政治法律知识，这些都必须从教育中才能够取得，而学校无疑是最佳的选择。进入学校，女性不仅可以学习文化知识，还可以开阔眼界。在《妇女杂志》的早期，有一种说法认为，女性应该有一个造福社会的职业，《女子职业造福社会论》中提出：“女学兴起是女性职业的开始，先有常识后有专业知识。”[16]这种观点渐渐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共识。因此，许多学校提供烹饪、治疗、护理、抚育、刺绣和缝纫等实用课程，这些课程可以提高女性做家务的能力，并作为女性未来谋生的手段。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女性职业教育发展迅速，“现代女性进入一切职业界，乃是合乎心理趣向”[15]，女性在进入职场之前接受职业教育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并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此时所提倡的女子职业教育，所处的现实语境大多是为了更好地辅助男子、补贴家用，并没有也很难提升到男女就业平等的高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女性因此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提高，有了职业的积累，为她们更好地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提供了可能。

(三)女性对文学的诉求：谋求在文学界崭露头角

《妇女杂志》七卷四期《妇女的社会地位与文艺》中关于中外女性历史地位的阐释基本符合历史事实：自古以来，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女性地位都要比男性低。孔子曾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到了后世更有“三从四德”的说教。西方著名的学者柏拉图，在大多数作品中都主张“女子应该服从男子”。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男女事实上是不平等的[17]。正是因为这些思想的桎梏，女性很多值得称赞的才能，还没有萌芽就被扼杀了。女性的才能因为封建理教而被断送的不在少数，从我国的古代文学史去考察，女性创作并留传下来的的文学篇章不多。有人认为，朱淑真、李易安等几个有才气的女性，实属难能可贵，但还是模仿了男性的作品。

宋人朱淑真的《断肠词》，有一首在李易安的《漱玉词》看见过，李易安的《浣溪沙》也是在周美成的《片玉词》看见过，这几首词究竟是谁做的还要请文学考察。为什么这样胡乱参杂？因为女子的文学太少，好事者便在女子集中，乱加了几首，为妇女扬眉吐气。[18]

尽管这样的论述可能有些武断，但“窥一斑而见全豹”，由此可见古代女子的文学地位之低。而现代女性谋求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妇女杂志》就出现了一批女性文学作者和女性文学评论作者。“没有女性便没有文学”，因为“女性是给予文学家以艺术的情绪与环境的唯一人物，文学里没有女性的表现也绝不成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而女子又特别富有文学的创作和欣赏的天才”[19]。《妇女杂志》的这批女性作者开始觉醒，她们试图从旧时代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所创作的作品有小说、新诗、戏剧、民间文学、儿童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等，她们借助文学艺术来抒发对现实的各种愤懑之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她们中有教育工作者、革命志士、文艺工作者等，有些女性作家还有留洋经历。她们在艺术上独树一帜，思想也顺应时代的潮流，奋勇前进。与古代女性作家的作品相比，《妇女杂志》中的女性文学发生了根本性转化。这些女性作品改变了古代女性文学的狭隘模式----缺乏独立女性意识，审美趣味过分单调，附庸于男性文化，但是，又与“文学革命”后的新文学有所不同，虽主动参与社会变革和社会运动，但囿于现实条件，仍停留在启蒙阶段。《妇女杂志》中的女性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探索，为后来女性持久地反对封建主义和追求女性彻底解放提供了思想和文学基础。总之，20世纪初《妇女杂志》中的女性作者开始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在此之后，女性作家接踵而起，她们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日渐明显。

(四)女性对平等地位的诉求：争取男女同校和男女交往的自由

对男女同校的要求和男女自由交际的争论，表明了社会对女性获得与男子平等地位的关注。《妇女杂志》中关于男女同校的问题讨论开始于第4卷第5期王卓民一文《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文章提出的“大学接受女生获得的益处，可能抵不上遭受的损失”[20]，引发了人们对男女同校问题的激烈争论。针对这篇文章，《妇女杂志》刊登了很多的文章对“男女不能同校”的观点进行猛烈抨击(康百情的《读王君卓民大学不宜男女同校论商兑》和《答难质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商兑之驳议》，对王卓民一文进行明显的反驳，随后王卓民又在《妇女杂志》第4卷第12期和第5卷第1期分别发表《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商兑之驳议》和《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商兑之驳议(续)》，与康白情争锋相对，双方各执一词，展开争论)，直至男女同校观念逐渐被人接受。《妇女杂志》1923年刊登了余声洁《我经过的男女同校》，文中写道：“男女同校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一天高似一天，始则几个大学和专门学校解放，现在各省的中等学校和小学都有解放的趋势。”[21]显而易见，体现男女平等教育思想的男女同校已经成为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

《妇女杂志》中后期刊载了多篇抨击“男女有别”的守旧思想、倡导男女自由交往的文章。吕天民在《婚姻问题至社交公开观》中明确提出：“未来的年轻男女打算结婚并获得两性的调剂与幸福，首先要在两性之间有一个透彻的理解和真爱。但是，彻底的了解和真爱的发生首先是社会交往开放的。因此，我们未来的责任是促进社会开放为最重要。”[22]随着时代的发展，开放思想对人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男女之间的交流自由已成为历史的发展趋势----虽然那时男女地位仍然存在差距，尚未实现真正的平等。

四、结语

《妇女杂志》一直被学者视为现代女性研究的重要参考，因此，对其所反映的女性诉求做一个较客观的评价是十分必要的。《妇女杂志》中关于女性的诉求具有时代的前瞻性。《妇女杂志》中大多数关于女性的呼吁来自于知识女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20世纪初期我国知识文化女性已经逐渐觉醒，女学观念已经渗透到女性知识分子群体中，这与男性主导的兴办女子教育的倡议是一致的，是历史的进步。其一，它冲击了中国封建传统的女学观念。戊戌变法之前，我国的女性教育观念基本都是围绕着“三从四德”展开，力求把女性培养成贤妻良母。而正规的女子学校或者是和男子一样的教育几乎是没有的。在女学观念中，虽然也会涉及智育和美育，但是德育一直摆在首要地位，对女性道德的要求特别苛刻。《妇女杂志》凭借其广泛的传播力和制造舆论的优势，对中国的封建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施淑仪的文章《对于烈妇殉夫之感言》严厉谴责了女性为丈夫陪葬的封建陋习，“一若天生女子，专以供男子殉葬之用，何其所见之不广也”[23]。可见，作者对那些为了忠烈的虚名而置自己生命不顾的所谓贞洁烈妇持批判的态度。在文章中，他还从“人道主义”及“男女平等”等视角揭露封建伦理要求妻子殉夫的弊端，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弥足珍贵。尤其是在章锡琛担任《妇女杂志》主编后，对刊物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增设了“妇女运动号”“离婚号”“女学生号”等专号，极大地批判了以前以培养贤妻良母为主要目的女学观念，使得现代妇女解放运动迅速发展。其二，它引领着现代中国的女学观念。《妇女杂志》创刊之初每月销量大约是三千册，但是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每月的销量已经达到上万册。它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包含女性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承载并传递着大量的信息，成为当时知识分子追捧的对象。《妇女杂志》曾就因为销量太好而刊登了这样的启事：“今天第1号至第4号已经售罄，而购买者仍不断涌现，现在再版重印，很快就能出书。”[24]由此可见，在当时《妇女杂志》销售量上升得特别快，发行所涉及的地区也非常广。它对当时女性思想的指导和女性思想文化的传播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

媒介不仅对个体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还会对整个社会的文化起指导作用。因为“个人不是与社会隔离的，而是那些与其他人相互影响的社会群体的成员”[25]。《妇女杂志》作为20世纪初期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刊物，发行于新文化运动前后，是民国社会变迁的历史缩影，也是研究现代女性群体的重要资料。《妇女杂志》不仅引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还大力地向女性群体宣传新知识，在关于女性应该充当何种角色方面，向她们展现了“男女平等”与“男女有别”的本质区别，这使人们在培养女子时注意到了“人”还是“女人”的不同。